第93 辑《老照片》载有陈晓阳先生所撰《一张民国毕业证书》。文内提及的沈祖懋先生，是我的伯父，又唤起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
　　我从未谋面的二伯父沈祖懋，曾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任职。他于1949年前赴台湾，一向居住浙江老家濮院的第一任妻子与子女们仍在大陆生活。二伯父与老家的二伯母是高中同学，相恋而结婚。二伯母的娘家为浙江平湖新埭镇的大地主。据父亲告知，二伯母的兄弟喜食蟹，自己在瓮中养殖大闸蟹，父亲造访时舅爷特地以蟹待客。二伯母的大姐俞淑贤执掌家中里外事务，当家多年后才去上海交通大学完成高等教育，之后与上海执业律师沙恩溥结婚，育二子二女。二伯父临行前，请托在上海的大姐俞淑贤保管金条些许，并请其逐步转交二伯母作生活费用。我父亲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系，收入略丰，在上海工作多年的他也不时寄款给二伯母及子女们贴补生活。

1946年，父亲在上海大厦外白渡桥旁。

1949年后，曾任国民党上海普陀区区长的沙恩溥被关押，他在上海监狱里病故后，夫人俞淑贤即携长女幼子下南洋投亲，沙恩溥的两位姐妹在马来西亚开办了两所华文学校，自此，俞淑贤在华文学校教书，供养上海的一子一女。

1954年，母亲身穿中国海关制服照。母亲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海关女检疫员，1966年，此照片竟被红卫兵认作国民党军官照而陈列于阶级斗争展览会。

1962年，我母亲在上海的远郊区川沙人民医院工作，每星期仅回家一次，父母亲请了二伯母俞淑贞在家帮忙照顾读小学的我和妹妹。是年，俞淑贤的女儿沙泉涓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被分配至上海某医院工作，不过，她没有前往医院报到，而是三天两头来我家报到，成了我的泉涓姐姐，她已经申请了出境探望母亲，一旦护照获批，即可离境前往马来西亚。泉涓姐带来了类似麻将的算术棋，棋面上是数字、加减乘除及等于符号，我们两人摆开了棋盘“厮杀”，一方的算式成立便“和了”，也赢了。我们还无休无止地“辩论”，说些不着边际毫无目的的口水话。那时大家好像都很快活，有时候，玩得兴起，泉涓姐干脆不回家了，就着小铁床和二伯母挤着过夜。泉涓姐不但是个医生，竟然还会骑摩托车，在那个年代里，我只见过大男人骑摩托车，小学生的我对泉涓姐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一个寒意阵阵的秋天，我放学回家后，二伯母告诉我，泉涓姐已登上停泊在十六铺码头的轮船离开上海了，二伯母去送了行。以后便听说了泉涓姐已有医学院同学的男友，她本不想离开上海，是她母亲的坚持执着，她才抛开一切远离中国的。那时的我才意识到大学生与小学生的激烈“辩论”及算术棋上的争高低于她是排忧解痛，无法告人的隐痛。
泉涓姐虽然在马来西亚出生，但是当她抵达香港后，仍必须等候马来西亚的入境签证方可前往。等候期间，深谙我父亲喜甜食，她寄来了白糖，那时节，白糖与肉类一样是紧俏物资，全部凭票供应。十二月时，泉涓姐寄来了圣诞卡，在那个大陆居民畏惧与港澳台外国通讯联系的年代，全家人既高兴收到贺卡，又不免忐忑不安，圣诞卡连同信封锁进了抽屉，妥善保留，以备查询。
　　因为马来西亚政府不认可中国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位证书，在马来西亚的泉涓姐不具资格从事任何与医学相关的职业，她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医务考试，才有机会寻找工作。应她之请，我父亲去她家取出了医学院课本后赶到位于四川北路的上海邮政总局邮寄，记得当时未获准向国外邮寄上海第一医学院课本。
 

作者与妹妹

大约在1963年，父母亲收到泉涓姐母亲俞淑贤的委托信，委托我父亲代管她们遗留在宁波路房子里的所有家具财物，同幢房子里居住着泉涓姐的表兄，也就是俞淑贤伯母侄子一家，除了浙江老家的妹妹我的二伯母外，俞淑贤伯母还有个在上海读了书并工作的小妹俞淑英，请托我父亲显然是舍亲而就疏，为此，父母亲深感不妥而婉拒。俞伯母的信由蓝墨水写成，自上而下，从右至左，字迹工整，遒劲有力且文笔流利，父亲不由得自惭形秽，直叹自己没有好字好文章来应对，幸好，我母亲颇有文才，还写得一手好字，自此，给俞伯母的回函均由母亲执笔代劳。
　　俞伯母再次坚请：委托我父亲尽快清理全部物品后将房子归还政府，要求父亲仅保管其中一个箱子及箱内物品，其余全部赠送我家，最终，父母亲接受了委托。
　　记得是在1964年夏天，父亲与表哥雇了好几辆三轮车，从宁波路泉涓姐的房子里将全部物品搬回我家，家具箱笼很多，三轮车上堆得满满的，中午时分的太阳火辣辣的，汗水直流的三轮车夫一进门便嚷嚷着要加价，父亲没有坐三轮车，而是乘公共汽车比三轮车晚到家，依请多给了些三轮车车资。
　　大件家具为红木梳妆台、五斗柜、书橱、文具柜、写字台、三人沙发等，一皮箱上了锁且加了封条的，写明了请父亲保管，待泉涓姐家人归国时领取。以后的几天里，父母亲清理了所有物品，写信向俞伯母报告了处理财产的情况，并附上了财物清单。按着老规矩，寄出的信件及清单全部抄录一份留底，连同收到的信件卡片或照片，全部保存在上锁的抽屉内备查。
　　父母亲认为加了封条的箱子里可能存有贵重物品，需妥善保管，担心封条破损脱落，他们在封条外包上厚纸保护，箱子置放在床边，上面堆放了我家的箱子及杂物。
　　尘埃落定后，父母亲开始了极其严峻的担忧，泉涓姐的父亲曾为上海普陀区区长，加了封条的箱子里会不会有枪？泉涓姐不知何年何月归来，来往于中国及马来西亚的信件一定受检，根本无法向她家查证，而每个居住大陆的中国人都清楚：藏枪触法。考虑再三，不得已，父母亲决定打开箱子检查，他们小心翼翼地揭下封条，用钥匙打开了箱子，并没有枪！他们总算松了一大口气，箱子里最贵重的物品为一包裹在绒线中的金佛，父母亲彻底放心了，锁上箱子后仍将封条贴回，再加厚纸保护，他们人在箱子在，将来箱子财物必定完璧归赵。
　　泉涓姐的大姐在英国皇家学院受教育，嫁了个男爵，她的幼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据说很优秀。五斗柜的抽屉里除了相册外，还有整抽屉的照片，照片中有的是她大姐在英国皇家学院时所摄，还有马来西亚两所华文学校整齐的校舍教室，精美的荣誉陈列室，学生运动会，有些照片上是上海的中外人士集体聚会，背面记录为德国领事夫妇、英国领事夫妇等。最多的是泉涓姐的单人照，二伯母告知，泉涓姐必须经常拍照寄往马来西亚，以释母亲远念。
　　我父亲一向忠厚待人，亲友上门，从来是有求必应，上海老家经常是门庭若市，访客不断，访客们来自天南地北东西上下。父亲的同学从太原捧着汾酒浸枣进门；他在北京的同学造访多次后，还负责为他的孩子们与我和妹妹交换包糖纸，五六十年代城里的孩子们风靡于收集花花绿绿的包糖纸；当落魄的伯父们来沪小住出售玉器画册时，我得遵嘱为他们买酒及下酒菜，临走，父亲必定奉上资助；即使是亲戚的朋友或朋友的亲戚，父亲都热情相待。自父亲接受财产委托起，与泉涓姐同住却不和睦的表哥造访过，泉涓姐的小阿姨俞淑英多次来访，舍得花钱、炒一手好菜的俞阿姨在我家小住几次，她带过成年儿子摩西来，也带过曾为泉涓姐家当丫环的徐姓女人来吃饭。徐姓女人是当年二伯父托三伯父从浙江老家濮院为泉涓姐祖母物色招募的。记得到了饭点时，徐姓女人畏畏缩缩地问询不知我家是否会请她吃饭，俞淑英阿姨大笑着叫她放心吃，来的都是客，我父亲慷慨大方，岂会只招待俞阿姨而对她的陪客下逐客令？万万想不到，父亲的盛情竟换来了日后的大会批斗及批斗后的“勒令赔偿”—— 我家必须赔偿无产阶级阶级姐妹徐姓女人的损失。

泉涓姐1966年在马来西亚的结婚照，夫妇二人均为医生。

1966年8月31日半夜十二时正，突然间，我家房门被猛烈捶击，我从梦中惊醒，一时间，我还以为正在下雷阵雨呢！当父亲一拔开插销时，外面的人墙忽地倒了进来，蜂拥而入，父亲工作的技工学校红卫兵们对我家开始了通宵达旦的抄家。他们吆喝着命令父亲寻找出钥匙打开箱子打开抽屉打开所有的锁具，电灯光彻夜通明。有人上了屋顶揭开瓦片用高强度电筒查看天花板上的灰尘，有 人在墙上四处敲打倾听，时刻准备着挖墙凿壁。天大亮了，父亲在前，一女红卫兵押后走出了好似飓风刚扫过的家，桌椅东倒西歪，地上、沙发上到处铺满了碎纸片，箱子上、柜子上贴着大大的白色交叉封条，封条上的墨迹未干，墨汁淌至封条底凝结成小黑团……
　　泉涓姐家的大部分物品被贴上了封条，父母亲当日所制作的财物清单，所有信件包括与马来西亚来往的委托书全部被抄走。
　　呆视着眼前的一切，欲哭无泪的我为泉涓姐庆幸，如果她没有离开脚下的这片热土，我家的一片狼藉必定会发生在她宁波路的家中，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正在为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在红卫兵的眼里：泉涓姐，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狗崽子、英国美国马来西亚狗特务，除了挨批斗扫地出门外，还必须洗厕所倒痰盂低头认罪劳动改造。
　　据父亲说，我家被抄的那晚上，红卫兵开来了两辆大卡车，不知怎的，他们只提走了一些纸张照片等，没有运走任何大型物品。我觉得，冲进来的年轻人起码有二三十人，加上外面守卫的，爬屋顶掀瓦翻砖敲墙查厨房灶披间晒台的，应该有四五十人，需要两辆卡车运载如此多人，但是，早上竟然只有一人押送我父亲离开，卡车莫非早就载了人去另一家闹革命了？整个晚上，父亲、我及妹妹都昏头转向，记忆混乱，感觉失常。
　　抄家后的某一天，父亲回来的很晚，满身尘土满面凝重头发凌乱的父亲告诉母亲，他被推搡到学校的大礼堂接受批判斗争。红卫兵主持批斗大会，跟着俞阿姨来过我家的徐姓女人，即泉涓姐祖母的丫环是主要控诉人，她指控泉涓姐一家剥削了她多年，当年她伺候老太婆时，按照合同，理应为她每年春夏秋冬制作四套衣服，沙家没有做到，是对她的剥削，现在她要靠红卫兵讨回公道，举手指向我父亲的徐姓女人一迭声地要求赔偿。批斗大会在红卫兵宣读勒令的吼声中结束：我父亲必须向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阶级姐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不准使用任何托管的财物作赔偿，必须用我父亲的工资及发放给我家的布票购买质量最好的布料和毯子，装入我家最好的皮箱送往学校交付红卫兵，必须通过红卫兵的检查后方可将赔偿物一一转交徐姓女人——他们的阶级姐妹。
　　父亲的工资在抄家前就已经被强制削减到每月四十元人民币，家中收入顿减，支出依旧，却突然要付出大笔款子赔偿，真正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好在当时母亲的工资未被削减，勉强凑出钱来。母亲本打算用家中存下的布票添置被子及我和妹妹的冬衣，布票钞票用尽，计划丕变，那一年春节，我们都没有新衣可穿。父母亲立即外出购买了两丈四尺蓝色卡其布，两丈四尺碎花布，再购一条暗红色绒毯，装入皮箱内，送去学校。俞阿姨曾告知，徐姓女人与一木匠结婚后有三个孩子。至七十年代，不知听谁说的，徐姓女人的丈夫患了癌症，一家五口天天度日如年。
　　1968年, 父母亲先后被关押，父亲及二伯父的友人下属被关入父亲工作的学校，母亲先被关在她工作的医院里，后迁到表叔工作的上海市虹口区区委，母亲曾与虹口区副区长张琼同处一室经年，互相照顾。张琼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我母亲被视作国民党潜伏特务，两个处于敌对阵营却都丧失自由的女人在囚室中倾诉各自的身世经历，抛开了政治，以诚相见，以心换心。母亲说如果没有张琼的安慰帮助她难以支撑到被释。母亲曾经被父亲学校专案组人员猛扇耳光而倒地不起，昏昏沉沉中，母亲听到了专案人员的对话：“老太婆有高血压，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把她从窗口丢出去，上报畏罪自杀。”惊骇万分的母亲想到了我们也想到了父亲，她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强烈的求生意志支撑着她从地上慢慢爬起来。与张琼作伴，坚定了母亲的生活意志，也丰富了两人铁窗后的日日夜夜，她们不仅谈诗论词还赋诗作文。母亲曾告诉我们，原名朱舜华的张琼年轻时与家里决裂，跟着毛泽东闹革命，走不动路时毛泽东背着她走，张琼常说有朝一日要去北京向毛泽东诉苦，她有一本相册，内有毛泽东未公开的照片等，她常常看相册度日。张琼的古文诗词造诣颇深，当母亲和她讨论毛泽东的七律“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时，张琼说有一次她和毛泽东一起下山，因为生病，她穿了许多衣服，拄着竹棍下山，走得热了解开层层衣领，当时她满脸通红容光焕发，毛泽东形容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当母亲问此诗是否毛泽东为她而作时，她立即否认。
　　调查父母亲及亲友们的专案组多次突然进家审问未成年的我，我白天不敢呆在家中，下午五点以后我才觉得家里安全。一天下午自外返家后发现家中空空如也，妹妹告诉我，一大群人押着父亲回家后，将贴了封条的家具箱笼全部装卡车运走了，父亲仍被押走。站在空荡荡、只剩几件简单家具的屋中，我不仅毫无悲伤，竟产生了几分欣喜，我居然逃过了与凶神恶煞们披面相对。
　　早在50年代末，浙江老家曾有亲戚受命去香港劝说儿子回大陆，儿子未劝回，亲戚却传来了二伯父在1954年已经病逝的消息。1968年，负责审查父母亲等的专案组宣布：父母亲及一些亲友们均为国民党潜伏特务，来自马来西亚的财物委托是二伯父利用马来西亚的亲戚关系为父亲等人输送特务经费。父亲的三大罪状：第一，1949年时，为母亲大姐夫赴台而投书二伯父请求帮助，同时受大姐之托将失学放牛的表哥带到上海读书；第二，1964年起，父亲在经济上资助东吴大学俞姓校友直至文化大革命，俞先生是执业会记师，曾为二伯父工作，因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多年，释放回沪后无工作无收入，仅靠在亲戚的乡下别墅内种菜饲羊维持生计；第三，父亲接受来自马来西亚的财物委托。
　　此所谓潜伏特务组织人员在关押受审时均遭受拷打，严刑逼供，亲友中有两人自杀身亡，一为父亲的表弟，另一是曾为二伯父工作过的朱先生。据告，朱先生受不了连续多日的拷打，清晨跳楼自杀，当奄奄一息的朱先生躺在教学楼旁的路径上呻吟时，父亲的学校当局担心垂危的朱先生被学生们看见而将他拖到树丛中。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医生，更没有任何人道救助，在痛苦的煎熬中朱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母亲在学校和医院被关押审查三四年后获释，专案组对他的政治结论是：向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父亲必须下车间劳动赎罪，每天使用机油清洗零件，母亲获释后不久便因病提早退休。70年代，上海的一些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开始归还抄没的财产房产，发还扣减的工资，父母亲先后获发自1966年起扣减累积的工资。
　　其时，听说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新成立了侨务办公室，我和当教师多年的表哥走访了位于外滩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侨务办公室，问询了政府的侨务政策后，我们提出被抄没的华侨托管财产应该归还。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照侨务政策，被抄走的华侨财产应予归还，但是侨务办公室仅阐明政策，而无行政权执行侨务政策，我们必须自己与基层交涉索取，由基层单位具体落实侨务政策，归还所抄物品，一句话：你自己找抄你家的人要东西去！按照侨务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提议，我们当天便走进了上海市劳动局拖拉机汽车公司，父亲工作的技工学校装配汽车，隶属于拖拉机汽车公司。记得汽车公司的接待人姓杨，当我们说明了来意，谈及了刚刚走访了上海市侨务办公室，要求他向技工学校传达落实侨务政策等，这位拥坐大约十六平方米办公室的杨姓男人恶狠狠地说：“有人来吵，讲抄家时抄走了他家两大只满满的箱子，现在要还他两大只满满的箱子，啥地方有？有证据吗？”说话人好像既不读报，也不看书，脑子里运转着过去时态。如果说侨务办公室工作人员讲解政策尚属理性之辈的话，杨姓人员只能视为市井无赖。我忍不住站了起来，指责他应该多学习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我们明天就要去技工学校追讨被抄的华侨财产，话毕，我和表哥即大踏步离去，杨姓男人实在不配坐在十六平方米大办公室里！
　　次日，我和表哥径直赶去技工学校，当我俩走进了人事科办公室时，一脸肃杀的邓姓负责人已经端坐在办公桌后，桌边站了五六个面无笑容的年轻人，全体严阵以待。邓姓负责人一开口先来个下马威，他说你父亲是犯了罪的，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阶级敌人、反革命……一听便知，他在恐吓我，想将我吓成唯唯诺诺。岂有此理！我请他稍等片刻，然后从包里取出钢笔、本子，告诉他：“请讲得慢一些，你是负责人，你对我父亲所下的评语结论极其重要，不但影响到我父亲的政治生命，还影响到我们全家的将来以及我的前途，我必须记录下来，我是要请你在讲话记录上签名的。”我的话刚完，对方马上口气转缓，语速转慢，他很清楚，他可以张口“反革命”闭口“对人民犯罪”地向我发威，但他绝不可以拒绝签字，敢说不敢当免不了遭下属耻笑！若签字的话，他就必须对自己的一字一句负责，当时的形势变化多端，到处在归还抄家财物，平反冤案，落实侨务政策等，他无法预料当日的信口开河，次日保不定成了连篇错话，白纸黑字上的签名只能证明他愚蠢落伍。这些上班一壶茶，抽抽香烟，谈谈山海经的干部们最多也就看张《参考消息》了，而我，自文化革命起便养成习惯，熟读重要的官方报道。红卫兵抄家，媒体叫好的那阵子，我仔细研究《人民日报》社论，分析那些新曝出的政治术语，突现的调门，特别的字眼，估量着我家是否会受冲击。进入七十年代后，一心想讨回点公道的我，是做足了功课后才走进上海市的侨务办公室及汽车公司，最后到达我父亲工作的技工学校，我准备好了挨骂，被恐吓，插队落户经年，失去太多，几乎一无所有，人若至此境界，便无所畏惧了。
　　再次去技工学校交涉时，我被门房拦住，禁止进学校了。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告知，学校当局通知他去领取总共人民币1000元，作为对泉涓姐家所有财物的赔偿，那些由五六部三轮车运来的家具箱笼及箱内的绒线布料毛料金佛等等，全部只化作一小叠纸币！据告，赔偿是按照政府的金银收购价计算出来的，而当时的金银收购价都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不是金银的大概是不计数了。我们手上的财物清单早在1966年就被抄走了，即使清单在，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经历过浩劫，家未破，人未亡，就是万幸了，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我总以为，对于泉涓姐一家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相册及大量的照片，那些载有德国领事夫妇、英国领事夫妇在上海的聚会照，甚至可以称为历史文物呢。
　　收到可怜的赔偿金后，父亲嘱我设法与泉涓姐联系，按着当年委托信的地址“马来西亚太平华联中学”，我投了问询信，不多久，信被退回，信封上好像写了“查无此人”。定居美国后我再次按原址去信马来西亚，信又被退回，信封上写明“已去加拿大”。
　　半个世纪前，泉涓姐在十六铺码头上船驶往南洋，三十年前，我在虹桥机场登机飞新大陆。时光飞逝，往事不堪回首，又难以抹去，红卫兵的突袭擂门声似乎依稀在耳，烈日下挥汗插秧锄地的景象更是历历在目！念及当年与泉涓姐的游戏笑谈，心中不免漾起丝丝甜意，在故土上海结缘的我们，如今都成了北美洲居民，但愿人长久，有缘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