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人处，看到几张老照片和一份交代材料。照片分别是一张婚仪合影和几张新郎新娘此前和后来的留影；交代材料，则是婚照上的新郎1968年填写的一份履历和交代“补充材料”。
　 新郎名叫王宗贤，是友人的父亲。这张婚仪合影（图1）拍摄于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4月22日。照片上除了新郎新娘，还有双方的亲友：前排右一、右二是友人父亲军中的同事；前排左一、左二分别是两位军中同事的夫人；左边的伴童，是友人的姨妈，今已七十五岁，是照片上唯一确知仍健在的人；后排左一是友人的爷爷；后排左二是友人的一位本家爷爷，当时也在济南谋生；后排右一、右二分别是友人的大舅和二舅；后排右三，是本村的一位青年，其父的好友，名叫王延祖，时供职于国民党军统机构，1949年后去了台湾，退役前官拜少将。

图1 1946年4月22日，友人之父王宗贤与母亲孙玉琴结婚合影。

这张民国年间市井平民的婚庆照，虽然没有显宦名门的铺排，但新郎新娘的穿戴，包括前面两个手擎花篮的伴童，倒也一丝不苟，中规适矩，俭朴而不失典雅。从画质与上面的题识判断，照片应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有可能是专门请照相馆的师傅来家里简单布置了一下拍摄的。照片明显看出被折叠过，想其原因，不外是为方便携带或便于藏匿吧。照片上的那几道醒目的折痕，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几十年间的播迁与遭遇，引人揣想。
　 “交代材料”装在一个久未开启的信封里。友人说，这叠材料是老人去世后，从他的褥子下面发现的，这样原封未动地又放了十几年。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从信封里抽出。因年代过久，加之受过潮，页面已变得酥脆，掀解之下，纸屑纷落。这份交代材料，包括一张履历表和几页“补充材料”，写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之时。想来，这是主人精心保存的一份底稿。底稿为何还要“精心保存”？现在的人们对此恐怕很难理解。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天天绷着，运动一来就要交代自己的历史，尤其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之另册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为免记忆有误，前后“交代”对不上，平添麻烦，故多留底稿以备忘。
　 而友人的父亲，正在这“另册”之中。因其在国军中曾官拜上尉，刚好符合“历史反革命”的资格。按解放后有关部门的规定，在国民党军中凡担任过连长或上尉以上军官的，即可获此“头衔”。

图2 友人之父王宗贤1938年的照片，当在加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之前。

友人之父王宗贤，生于1921年，山东章丘枣园镇季官村人。自幼聪慧好学，在家乡读完小学后，由在济南经营杂货铺的父亲介绍，到济南仁德堂药铺当学徒，时在1935年。后又辗转到德胜永刀厂和顺兴铁工厂学徒。抗战爆发后，1938年春，十七岁的王宗贤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名投考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被录取。从其履历看，最初几年，他都是随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转战迁徙，在不同名号的军校里受训，先后被编入第二教导总队、第一教导总队、军训部入伍生第三团，还短暂地在中央军校特科干部训练班接受过培训。1944年起，担任过第五陆军医院（驻重庆）荣管处文书、襄枣（湖北襄阳、枣阳一带）师管区补充团司务长。抗战胜利以后，相继任第十九军官总队人事课上尉科员、后勤部（当为联勤总部）十三兵站医院担架连中尉排长、鲁北师管区平原团管区三大队十二中队支上尉薪的中尉队附、鲁北师管区第二科上尉科员等职务。
　 履历表中，在加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一栏后面的 “主管官”一格里，王宗贤赫然写下“团长李宗仁”。李宗仁当年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该团团长，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李长官对五战区青年军团的建立与沿革也有所述及。其时（1968年），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大陆已经三年，李的回归被当局视为统战工作的重大成果，李也摇身一变，由“反动军阀”而为中共的座上宾。王宗贤或许也心知肚明，此时坦承自己曾为李之旧部，不但不会加重自己的“罪愆”，反而会是某种解脱。

　　图3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友人之父王宗贤填写提交的履历表底稿。

从“履历”看，王宗贤结婚的时候，为第十九军官总队人事科上尉科员。而婚后不久，即调到联勤总部十三兵站医院，担任担架连中尉排长，官职似乎是越当越小。考其原委，恐抗战胜利后，国军大幅裁员，僧多粥少所致。
　  实际上，王宗贤此前所在的第十九军官总队，即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为裁军而专门组建的。当时在全国各地共设立了几十个军官总队，第十九军官总队驻地济南，总队长为周庆祥少将，而王宗贤在履历的“主管官”一栏里填的也正是此人。这个周庆祥，与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关系甚密，后调任整编三十二师师长。所部在1948年3月的周村战役中，被解放军一举击溃，周因此被蒋介石电召南京，经军法审判后枪决于雨花台。——此题外话也。那时编入军官总队的官佐，后来大部分都退出了现役，只有少数认为优秀或年轻的得以留下来继续服役。
　  此后不久，王宗贤又调入鲁北师管区平原团管区。鲁北师管区及所辖的平原团管区的司令部，当年都驻在济南。师管区及所辖之团管区，属于国民党军的兵役机构，主要担负兵源的补充与训练。当时山东全省分为鲁北、鲁南、鲁西、鲁东四个师管区，鲁北师管区的管辖范围并不限于今天所理解的鲁北，包括济南、淄博都在其内，而平原团管区的职责，几乎就是今天黄河以北德州市的管辖区域。
　 结婚这年，王宗贤二十五岁。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已是一位有着八年军龄的国军军官，青春大好，前程可期。新娘孙玉琴，原籍长清，从小生长在济南，差两个月将满十八岁。这门亲事是友人的大舅给撮合的，他的大舅当年也在国民党军中供职，与友人的父亲王宗贤相熟，遂为自己的妹妹做了这桩媒。两人的结合，堪称是门当户对，知根知底。

　　
图4 1948年夏，王宗贤夫妇在济南住所的自拍照。

图4，是小两口1948年夏天在济南住所的自拍照。估计是焦距没对好，照片有些虚，但从两人的状貌和神情里仍不难想见他们婚后的恩爱与美满，尤其男主人的发型及穿着，俨然一翩翩公子，时尚青年。
　　  然而，就在上面这张照片拍过不久，王宗贤上尉所在的济南，便成了国共内战中第一座被解放军攻陷的省会城市。在交代“补充材料”里，王宗贤先生记述了济南城陷后仓皇出逃及后来的经历，兹录于此：
　（19）48（年），古历8月16日我的住处被解放（济南经一路纬四路，原恒聚旧货栈旧址，在古历8月15下班回家后，16日，解放军攻占市区，我就不能上班了）。我在解放济南前，曾听到国民党上级官员的欺骗宣传，说共产党对我们如何如何迫害。因那时我不了解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轻信了他们的欺骗宣传，换上便衣出走了。我混在难民群中，徒步南下。在泰安坐上解放区的火车，到邹县下车，走到临城国民党控制区内，乘火车到徐州（我出走的动机，①是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恐赫（吓）；②是我想找到老上司或同伙，介绍我个工作，抱有升官发财的幻想）。因徐州当时市面很混乱，一时找不上头绪。我看到小市场上一些跑单帮的挣钱很容易，我也就跑开了单帮。初次是买鸡或猪肉，到南京去卖。后来南京粮食紧张，我就贩米，打听到那（哪）次火车是开往南京去的，夜里找人把货运上车。后来徐州紧张，我就从南京跑上海。南京解放，我就从上海跑到衡阳，赁了一间房子（在衡阳下茅坪街），开了一个小铺，卖小杂货。因为挣不够开支，我又开始跑单帮，从衡阳买鸡蛋鸭蛋到广州去卖。跑了多次，没有多大盈余，最后一次赔了本钱。衡阳解放后，我赁了一间住房（仍在下茅坪）。在解放后这一时期，我依靠卖衣服吃饭，生活已成问题，我只得跑到市外乡下（30余里的集场）去挑米回来卖，或干临时壮工。约一年来的时间，在（19）50年夏天，衡阳市外地居民有愿意回家的，免费送回原籍。我去登了记，迁移户口来家。我回家后把迁移的证明交给胡延朔，那时他是乡队长。土改时我分到土地、粮食、农具等……从这开始，我回想到解放后共产党对我这类人的看待，和一般群众没有什么特殊，证实了国民党的宣传是无耻的欺骗，是造谣，是污蔑！
　    我因为不习惯于农业生产，还想找点工作干，在（19）52年春，我到济南启新会计补习学校学习会计，为了企图隐瞒历史，并且瞒了岁数。当年5月底毕业。因户口在农村，不便于在济南等工作，我就回了家。
　    我在学习会计的时候碰见胡汉臣（原平原团管区大队附），他正在办戏院。他约我入股，我因没有钱，没有参加入股，我说明我学会了会计，你以后用着我的时候通知我一声，我来和你帮忙，并留下了通信地点。当年秋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聘请我去当会计。我办好了迁移手续到济南去（济南榜棚街和平戏院）。胡汉臣的老婆是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跟他的时候带着两处房子，解放前雇着老妈子，喂猫喂狗，一日三餐都是饭馆子里送饭，百不至一地自己做顿饭吃。解放前卖掉一处房子，解放后生活仍然同过去一样的挥霍浪费，又卖掉一处房子。开了戏院后，经济条件不甚宽裕，东诓西骗，张罗别人入股。由于浪费成性，负债累累，被迫停业。失业后，我到劳动介绍所去登记。为了劳动就业，我曾参加过治黄河的修堤工程，扒城墙，挖大明湖，拉地排车，当壮工等……于（19）54年春末，由劳动介绍所介绍我到新华制药厂基建科干绘图、晒图工作。仅5个来月时间，因同从济南一起调去的人张进忠打架，由于洗染了国民党军队的恶劣作风，失手用裁纸刀刺破他的屁股，结合历史污点问题，（我）被开除厂籍。回济后，找到旧识的戏院同人，到联兴剧场干茶房和检票收票等工作，直至（19）55年回家，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至今。回家参加劳动后，因族家和街坊熟人都知道我当过国民党军官，我也交代过历史问题，仅写过简单的履历，一直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前，上级也没有追查过我的问题，我自己也感觉历史上没有重大罪恶活动，根本没有重视自己的历史污点，对一些自以为不关紧要的事也不愿啰啰嗦嗦的多写，只要官衔职务不错就行了，写的含含糊糊、吞吞吐吐。经清档同志反复惮（阐）明政策，耐心的引导我详细补充，可谓仁尽义至，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清理阶级队伍中，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英明教导。对我一点也没有使用逼、供、信，为证实我的历史罪行，政府花费很大的代价，我内心非常歉疚，情愿负担这部分经济费用，以弥补我（黑体字部分在文中被用笔划掉，但仍清晰可见）基于多次检查，充分表现了不忠诚，不坦白，顾虑重重，企图马虎了事，请求上级对我严加处理，以整肃政策，而儆将来。
　   （以上文字缺失）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彻底洗刷我过去的一切毒素，跟着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立新功，决心重新做人。
　    我在被揪后，从未发表过不满言论，更未造谣破坏、搧阴风、点邪火、制造舆论，企图翻案。我内心只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了下一代的要求进步，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得到宽大处理。设若我因历史造成的罪恶，为政策所不容许，我也绝不怨天、不尤人，诚心悦服的去接受处理，今后能再争取得到宽大。
　   关于养猪问题。我因为想到毛主席的教导，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不能因为多卖几个钱，而违法乱纪，决心送了任务。因为生活开支，所剩无几，小猪价贵，一直没有买上猪。（黑体字部分在文中被用笔划掉，但仍清晰可见）
　   关于植树问题。在村外圩墙下，我原有园基一块，近两年来队里耕种了，在圩墙下，尚余一部分往年我种的几棵蓖麻子。今春队里整好地后，还留下一部分。在队里给留下的空地里，我育上小树。后经大队去人实地检查，说：既未侵占集体地，暂时先不用移了，以后大队有什么规定时再说吧。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我已诚恳地向政府交代了。因为年代较久，不免有遗漏之处，但在重要环节上，如对党、对人民犯有伤生害命、敲诈勒索、奸骗、贪污盗窃，或参加某种特务活动，等情，一概没有，今后如经查出，或被群众揭发，愿受政府严厉的惩处。
　   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身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下文字缺失）

图5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友人之父王宗贤所写的“补充材料”底稿。

图6  友人之父王宗贤所写“补充材料”之底稿

在这份“交代”里，王宗贤详细记述了济南城破以后的经历，为了解特定时期国军溃散官兵的遭遇，留下了一则十分有价值的社会生活史料。他一边南逃，还要一边倒腾、贩卖货物以维持生计，随着国军溃败的步伐，节节南下。后来，许多逃到台湾去的国军官兵及后人，往往把这段经历称作“跑反”（严格说来，用“跑反”来形容败军的逃亡似可商榷，因为“跑反”，通常特指无辜民众对战乱的躲避）。不过他们有的跑出了，有的没有跑出，王宗贤的“跑反”就止步于湖南衡阳。对于几百万国军官兵来说，最终跑到台湾去的终究还是少数。 

 图7    1952年5月，友人之父王宗贤从济南启新会计补习学校毕业时的证书。

另外，从王宗贤的这份记述里可知，即便在新政权建立之后，像他这样隐瞒身份的前国军基层军官，起初仍有些许生存的空间。回原籍以后，他分到了土地、农具，因不擅农事，还离家去济南参加了会计补习班，多方寻求谋生的出路，并一度被招工进了国营制药厂。在战争硝烟渐渐散去之后，他这位前国军的上尉军官，似乎正悄无声息地自主择业，实现着由兵而民的蜕变。后来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与人打架，失手用裁纸刀刺伤了对方），又被药厂开除，但这事看似偶然，实则也存在某种必然。新政权一旦巩固下来，随着社会控制能力的渐次强化，对王宗贤们的清算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正所谓“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图8  1956年，友人的母亲孙玉琴怀抱他一岁的大哥留影。

我曾期望从友人那里获取更多的其父早年的信息，但他说父亲生前一直很避讳跟他们谈论过去的事情，包括上面这份交代材料，他们也是在老人去世以后才偶然发现的。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自己的“历史问题”影响到他们的前程，而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宗贤先生在“补充材料”中所表达的“我内心只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了下一代的要求进步，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得到宽大处理”那段剖白，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读来仍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图9    1958年，友人父亲王宗贤与友人三岁的大哥留影。这年年底，村里派他去章丘县农校红专班学过“土法炼钢”。不过，此时已在家里种了几年地的王宗贤，怎么看也不像个农民。

不过，在老人的晚年，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他偶尔也会对家人谈起过往之点滴。友人说，当他父亲辗转获知，照片上那位去了台湾的同乡王延祖去世后，备极哀荣的消息时，说当年到广州贩货时，他们夫妇也是有条件去台湾的，临登船了，想到家中尚有双亲在堂，又动摇了，长官力劝不要留下，他们到底没听……
       谈到父亲的遭遇，友人说，平心而论，老人以“待罪之身”回到家乡后，并没遭太多的罪。这除了他在军队里一直从事联勤、兵役等事务，并没真刀真枪地与共产党对过阵以外，在村里，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经常代人写信，过年帮村里的人家写春联，街坊邻里对他也都很尊重，只是“文革”中象征性地被罚去扫了几天大街。的确，王宗贤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看他的“交代”，却不乏文墨，字也写得有模有样。友人还说，因为父亲有些文化，脑筋比较灵，1958年大炼钢铁时，村里还派他去章丘县农校红专班学“土法炼钢”。他曾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笔记本里，见过他用钢笔画的土高炉的图纸，周围密密麻麻写满了修建的详细工艺和步骤……没等钢炼出来，就是大饥荒了。不过，那几年里他父亲通过变卖幸存下来的一点“家底”，间或到黑市偷偷换点粮食回来，让一家人也没怎么太挨饿。
　    遥想当年，与王宗贤同时代的年轻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有的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有的加入了国民党军。那时，他们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我熟悉的一位前辈，谈到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时说：抗战爆发后，安徽省国民政府所办的抗敌行政干校招生，他与村里的一位年轻人长途跋涉，前往投考。半路住店时，身上的盘缠尽被偷去，而前路尚远。正不知所措，恰有一支新四军的抗日救国宣传队打此路过，便请求加入。被拒绝后，仍不依不饶地尾随其后。几天下来，到底感动了带队的人，从此成了新四军的一员……于是，一次偶然的被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否则的话，1949年他很难说就不会加入“跑反”的人流。而反观王宗贤，假如当年是选择了投身同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参加抗日的话，1949年以后，作为一名“三八”式的老干部，他的人生轨迹当会是另一种样子吧？

 图10  1987年，王宗贤夫妇与儿女、儿媳、孙女在自家门前留影。后排中间是友人夫妇，左右是他的两个妹妹，前面母亲怀抱的是他一岁的女儿。“文革”结束不久，王宗贤即从“历史问题”中解脱，度过了一个有尊严的晚年。

人的命运，有时候真就悬于那冥冥中的一念之间。
　    照片上的男女主人，几十年相濡以沫，抚养大了两儿三女，使他们自食其力，成家立业。男主人于1998年在原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女主人于2012年辞世，享年八十四岁。
　　
（照片及资料由王延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