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轰炸后的重庆街道，有的建筑物还在燃烧。


无家可归的难民，被临时安置在“求精中学”的校园中。


为减轻空袭带来的损失，当局在专家建议下，号召市民“开辟火巷”。这是当时的宣传画。

　　我的父亲孙明经，1930年代曾任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的主任。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占领南京前夕，父亲随其服务的金陵大学理学院西撤，于1938年1月到达重庆。
　　1938年，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不仅对重庆造成巨大的破坏,也给重庆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后，每次轰炸一过，父亲都会冲出防空洞去拍摄。父亲在拍摄重庆大轰炸的经历中，有两件有趣的事。
　　先说第一件。日军头一次轰炸重庆那天，父亲连防空洞也没进，因为正好随身带着相机，便直接投入了拍摄。第一颗炸弹的落点离父亲很远，他马上朝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跑过去，还没有跑到地方，不远处又落下了炸弹，父亲立刻拍下了炸弹爆炸的照片，还拍下炸弹爆炸后房屋被炸毁的情景。警觉的军警发现了父亲的拍摄活动，怀疑他是日本奸细，便一拥而上，把父亲抓了起来。空袭之后，把他押进了警署。
　　见到警署官员，父亲一再申明自己是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的主任，还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摄影师，不是日本奸细。在此之前，父亲以编导兼摄影的身份拍摄过《防毒》和《防空》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有过十分广泛的影响。警署官员听父亲说自己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摄影师，还是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的主任，马上问道：“你是摄影师，你是主任，那你拍过什么电影吗？”
　　父亲一下子说出一大堆片名，那官员都不以为然，当他听到父亲说出《防毒》和《防空》两部片名时，那官员霍地站了起来：“看来你是奸细无疑了！连《防毒》、《防空》这两部电影也敢说是你拍的。来人，捆好了送市警察局！”任父亲怎么解释都白搭，众警察一拥而上，把父亲又捆了个结结实实。
　　到了市警察局，父亲见一个人正在和局长说话，觉得他挺面熟，便问那人：“你是在金陵大学读过书的吧？”此人惊讶地问：“这不是孙先生吗？这是怎么回事呀？”原来那人确实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时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民众教育股工作，是专门搞防空宣传教育的，到各地各部门组织放映父亲摄制的电影《防空》，对军政人员及民众进行防空教育，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来警察局，是奉上级指示给全重庆的警察安排放映《防空》这部电影的。听父亲诉说了事情的经过，那人忙向局长解释：“这位是孙先生，电影《防空》就是这位孙先生拍摄的。他决不会是日本奸细！”局长听了，忙上前亲自为父亲解开身上的绳索，道歉不迭。
　　从1937年8月在石家庄因为拍摄被当做奸细捉进警察局，到1940年，父亲前后共有三次被误为日本奸细进了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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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第二件。
　　日机轰炸重庆之后，父亲照例赶到轰炸现场拍照。看见一大圈人远远地围着一个东西指指点点，谁也不敢靠近。父亲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飞机扔下来而没有爆炸的大炸弹。不一会儿工兵来了，卸下炸弹引信，里边却没有雷管，本该放雷管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纸卷，上面写着四个汉字，工兵随手把纸条丢在了地上。父亲好奇，拾起纸条，见四个汉字从左往右为“对反争战”，父亲读了几遍不明其意，便也把纸条扔了。此时围观的人群已渐渐围拢，对这个没有爆炸的炸弹议论纷纷：“我抱着娃儿跑，它落下来就在我前边，几步远嘛，我身边好多人哟！要是炸口罗，我和娃儿早炸死口罗！”
　　“就在我屋头（家）边边上，要是炸口罗，我全家必死无疑。”
　　“边边上还有学校，要是炸垮了学校的房子，娃儿们咋个上学嘛！”
　　……
　　听着人们的议论，父亲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又躬身拾起那张纸条，把纸条上的四个字从右向左读了一遍，竟是“战争反对”四个字！
　　重庆、成都在遭到日机轰炸之后，时有炸弹没有爆炸的消息传进父亲的耳中。父亲后来曾为之感叹：“日本人并非都是鬼子，真想见见这个写纸条的日本人……”
　　说到重庆大轰炸，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39年重庆第一次遭日机大轰炸时，损失惨重，盖因当时重庆有大量的木制建筑，轰炸往往造成连片大火，很多远离炸弹落点的人，也被活活烧死。当时重庆集中了许多学界精英，面对大火引发的灾难，有人建议用开辟“火巷”来抑制火灾的蔓延，把地面上的易燃建筑拆掉改为道路，这样一来，既可以隔断火源，又利于空袭时居民逃生，一旦起火，还便于扑救。这里刊出的两张照片，是关于“火巷”的仅存影像。
　　可惜，父亲当年拍摄了那么多大轰炸后的重庆照片，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只剩下16幅。这里刊出的是其中的10幅。（本站有所删减）

大轰炸过后的“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


在日寇空袭中罹难的同胞


没有引爆的日寇炸弹，引信里面装着写有“战争反对”字样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