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与中日战争有关的日本文物资料向国内“回流”的现象，颇耐人寻味。近年来，中国人要铭记那段历史，有关这一主题的收藏研究偏热，许多年轻人都开始收集“侵华罪证”；而日本人则极力要淡化那段记忆，保存着这类旧物的当事人大多行将就木，身边的年轻人不感兴趣，能卖的也就卖掉了。有些古玩商看到其间的价值落差，就从日本倒腾这些旧东西回来，一时在国内收藏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热点。
　　几年来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转悠，笔者发现这些“回流”的日本旧物大概有这么几类：战时报刊、纪念画册、个人相册和各种军用品。应该说，文物价值都不太高。但是，对国内来说，这些文物资料也是不容易获得的。国内纪念馆、博物馆多以中国军民抗战文物为侧重，有重大价值的“旁证”资料往往缺乏，在诠释历史的时候难免失之于片面而感单薄。
　　日本战败后，利用盟军进驻前的空当，把有重大战争罪证价值的文献都有计划地烧掉了，保存在民间个人手里的东西当不会有什么国家机密之类。但有时也难免遇到一些比较珍贵的资料。一次，一位留居日本的上海人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我一份资料清单和照片，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的是十余件八开大小的绵纸薄册，均为1937年“杭州湾上陆战”至1939年“武汉攻略战”结束后日军第10军某师团的阵中日志和战斗详报。据说保存者松本岩吉是当时的日军司令部副官，整套薄册正在日本一个小的旧物市场上拍卖。由于价位较高，我个人无力拿下。马上联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征集部门的人员，因为联络和交易方式不便，最终错失了这批资料。
　　最近听说，日本官方现在对有关侵略战争的文物资料加强了出境检查，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很难再流出来。
　　在“回流”文物中，我个人对侵华日军的个人相册比较留意。较之公开发行的战时画报、纪念册，它的私人色彩重，因而有可能保存下一些新鲜的历史细节。有一次，在报国寺一个熟悉的店主手里看到一本相册，相册主人是侵华日军的一名随军医生，相册里的三百多张照片均拍摄于徐州、武汉会战期间，其中有反映日军用军刀砍杀中国老百姓、虐待战俘、慰安所营业情况的大量照片；更难得的是，每张照片都保留了底片和较详细的说明文字。由于价格原因，我与藏友、《军事史林》杂志编辑范大鹏先生最终将其介绍给了新华社图片档案馆收购保存，总算让一件珍贵资料到了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
　　本文中的老照片，来自笔者个人收藏到的一本日军相册。相册为八开的漆布封面，上面印有穿着寒带军服、端着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士兵形象，上烫银字“北满派遣纪念写真帖”，扉页上留下了主人所在部队的番号和姓名：“第16师团第38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桶本伊八郎”。此人当时是一名一等兵，机枪手。相册里二百余张照片均拍摄于1934年底至1935年间，当时日军第16师团纳入关东军序列驻扎在东北北部，师团本部设在齐齐哈尔。熟悉日本侵华史的人都知道，制造南京大屠杀罪孽最为深重的日军部队，就是日军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因16师团担负南京“卫戍”任务，其罪行较后者更为突出。据资料，仅16师团在南京期间即屠杀中国军民8万人。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及所辖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日记，后来均成为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要证据。
　　这本相册里的照片，记载的是16师团的罪恶“前史”。1931年，日本关东军以不足一个师团的兵力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为加强对东北的军事占领，由日本国内抽调部队纳入关东军序列轮流驻防，每个师团驻防一年。16师团号称“京都师团”，其驻地在日本中部京都地区，其所辖的4个联队分别来自京都、福知山、津和奈良。其中，相册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属的38联队全部从奈良招募，也称“奈良联队”。1934年12月，16师团接到换防任务秘密开赴东北，照片的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属的38联队于12月7日深夜走出营房，在奈良市民狂热的欢送仪式中踏上“渡满”之途。以当时的摄影条件，在夜间拍照是不容易的，但是相册中居然留下了一组共15张照片记载了其“出征”过程。据资料，当时日军这类军事行动一般不公开向社会宣布，但是日军官兵常常以暗示的方式将出发时间告诉其家属，一传十十传百，在出发时常会引来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夹道欢送。夹杂其间穿统一的白色大褂的日本妇女组织“国防妇人会”成员，更是端茶倒水活跃于台前。想一想诞生了山口百惠和阿信，号称温柔贤良世界第一的日本妇女在战争期间的狂热举动，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

照片说明：

图一　相册主人、日军16师团38联队一等兵桶本伊八郎，他是机枪手。该图原注为：“‘讨伐’中在高粱地里。”


图二　1935年，被我抗日武装颠覆的“国际列车”，车体上依稀可辨“石川岛”字样。


图三　日军从我牺牲的抗日战士身上搜检到的照片。原注为：“匪贼的步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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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相册里，大量照片是其个人照片和各种合影，即便里面有几位师团长、联队长之类的高级将校赠送的个人照片，史料价值都不大。但夹杂其间的一些记载其行动的照片，却能透射出某些大的历史背景的细节，值得仔细研究。
　　在驻扎北满的1935年间，16师团的主要任务是“剿灭”东北义勇军残部和逐渐发展壮大的东北抗日联军。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反复“围剿”中已臻衰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成为抗日中坚力量。据资料，1935年至1936年两年，抗联的游击活动最为频繁，同日军进行战斗达1891次，毙伤日寇万余人。此时北满地区的抗联武装，为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军，主要活动地域在珠河及松花江下游地区。16师团所在的齐齐哈尔，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爆发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和苏炳文部反日起义，在日军重兵剿杀下，至1935年仅存两支抗日义勇军的残余人员。当时，日军将义勇军和抗联武装一律蔑称为“匪贼”，抽调军警力量组成“讨伐队”进行剿杀。此时进驻齐齐哈尔的日军16师团，除了担负对当地抗日武装的“讨伐”任务，还曾抽调一个联队到吉林对支持抗日武装的平民进行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老黑沟惨案”。这个联队，就是相册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在的“奈良联队”——第38联队。
　　据史料记载，日军1935年开始吉林省春季“大讨伐”，将驻扎齐齐哈尔的第16师团38联队（联队长田路朝一大佐，3月15日到任）调到吉林省参加“讨伐”，企图消灭活动在舒兰县一带的宋德林、周太平两支抗日武装。进犯蛟河的38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东川少佐、翻译朱子岐得到密探陈生报告：老黑沟没好人，都是胡子。5月29日，日军六百余人及抓来背给养的夫役六百余名，由陈生带路从退抟岭出发，分三路侵袭老黑沟。除其中一路因迷路未能到达外，其他两路分别从呼兰岭和石门子进入有300户居民的老黑沟（今舒兰市榆树沟乡）。日军一侵入老黑沟便开始抓人、杀人，远者枪打，近者刀挑。从5月29日至6月5日，日军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血腥大屠杀。屠杀方式主要是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排队用刀挑或活埋等，日军多以小队或分队反复搜捕杀戮。期间共烧毁房屋达千余间，杀害无辜百姓1017人，全村仅四十余人幸免于难。遭血洗后的老黑沟此后长期无人敢居往，变得沉寂、恐怖。无人掩埋的尸体腐烂，又造成瘟疫在舒兰一带流行，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名叫石切山英彰的日本留学生曾两度来到舒兰，调查“老黑沟惨案”的相关史实，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血洗老黑沟的日军16师团38联队，是日本国内公认的在侵华战争期间能征惯战的“奈良联队”。石切山英彰曾在东京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1963年出版的《奈良联队战记》，这份档案中，奈良联队在1935年春天的“战记”竟然是空白。对 惯于炫耀“武功”的日军来说，这一讳莫如深的反常举动背后隐含的秘密是：这是一次屠杀平民的战争罪暴行，不宜公开。
　　在写作此文时，笔者查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毙命中国的百名日军将领》一书，兴奋地发现：制造“老黑沟惨案”的祸首、38联队联队长田路朝一大佐，最终遭到了应有的报应。1939年6月17日，已升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3军第15师团步兵团团长的田路朝一少将，在安徽南部的一次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毙（死后被追晋中将）。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史料明确记载“老黑沟惨案”的直接制造者为38联队第3大队，相册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在的第1大队是否参加了这次屠杀，未见记述。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大队按38联队统一部署参加了在附近地区的屠杀活动。在相册中，有反映“讨伐”作战的照片十余张，相比较于其他照片尺幅都偏小，且较模糊，想必是受作战时的条件所限。有数张直接反映战斗场面，其中一张注明为“纵火焚烧匪贼住家”，其他都是“讨伐”过程中露营、行军的照片。
　　相册中，仅一张照片中出现了我抗日武装人员的形象：一位穿戴夹衣、棉帽的战士拄着土枪站立在墙头警戒，旁边一个寮棚里还有一个探头张望的战士。从人物所持的简陋枪械，笔者判断应属于山林队之类的抗日武装，桶本伊八郎所作的文字注解为“匪贼的步哨”，并不无得意地指出照片是“讨伐”行动后从当事人尸身上搜检所得。照片非常清晰，很难想象是何人所拍摄，因为抗联武装应没有照相机这样的奢侈品。

 
图四　日军为割断我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强制归屯并户建立的“集团部落”。

 
图五 日军四处强行征集粮秣。

 
图六 日军步兵骑马“讨伐”我抗日武装。

小说和同名电影《铁道游击队》让活跃在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名满天下，殊不知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曾于1935年连续在东北铁路线上打击日军，制造了多起“国际列车”颠覆事件，给日伪军以极大震撼。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起：
　　其一，1935年5月1日，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一团第五连在长图铁路线哈尔巴岭和大石头车站间伏击了从朝鲜会宁开往长春的202次“国际列车”，造成列车颠覆，并当场杀死日军官佐、士兵三十余人。由于车上有大批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和西方记者等，引起了国际轰动，被日伪当局称为“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其二，据日本《历史写真》画刊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号刊载：1935年7月29日晚7时30分，“满洲国”京图线204次列车，行经土门岭、营城子区间时，受到反日武装的袭击，列车脱轨颠覆，多名武装人员冲入列车，高喊“杀日本人！”共杀死9名日本人，并将25名日本人及专为日本人办事的朝鲜人带走。据历史专家考证，这一行动是由活跃在吉林的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实施的，领头人叫罗明星。他本来是吉林省九台县的煤矿工人，“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做亡国奴，于是组织一批人开始抗日，对外报号叫“三江好”，意思是团结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两岸的父老弟兄共同抗日。
　　相册中，有一张照片记载了日军在颠覆的列车旁进行现场处置的照片，文字注释为“匪贼颠覆的国际列车”，未注名日期。颠覆的列车车体上可辨认出“石川岛”三字，应为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制造。根据照片中人物的着装情况，这次行动似应为抗联第二军。笔者推测，这张进入士兵个人相册的照片，可能是当时关东军向部队散发的新闻照片，用以激发“讨伐”士气，但也许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曾告诉笔者，抗联第一军司令杨靖宇被日伪杀害后，曾拍摄了其被割下头颅的照片广为散发，但据他采访到的一些日军老兵回忆，当时拿到照片后反倒产生了一种悲哀莫名的心情。当捍卫家园的民族英雄，以其举动无可置疑的正义性和不可思议的英勇成为一个传奇和神话，也许连他的敌人都深受感染陷入一种情感迷惑状态。
　　为了绞杀东北抗日武装，日军费尽心机，但因为抗日武装得到了东北民众的支持，其武力“讨伐”一直未取得结果。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1935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称：“（满洲）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为数不少，大多数民众还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如果进行精神上的争夺，假定匪数有三万，精神上的匪军之友军，不知有几倍或几十倍。这些匪贼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扶育匪贼之母体。历来讨伐效果不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后来，日军终于想出了一个毒招，像日后在冀东制造“无人区”和“人圈”一样，在整个东北占领地区强制推行“集团部落”。即将分散居住的民众集中在一起，归屯并户，修筑一个大村庄，在村庄中心和四角修筑炮楼，派警备队驻守其间，严格监控民众的日常活动，割断了民众与山里的抗日武装的联系。日军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讨伐”，最终将抗日武装逼入生存困境。可以说，最后杨靖宇、赵尚志这些抗联英雄都是因为缺衣断粮陷入绝境。到最后一刻，杨靖宇的身上还有没打完的子弹和数千元资金，他们的抗日意志始终坚硬如钢，但腹内没有一粒粮食，脚上没有　一双好鞋子。在相册里，有两张照片是日军拍摄的“集团部落”全景，注解为“尊长牺牲的结晶——满人的集团部落”，可见日军对这个“毒招”之重视及对其首创者之感念。
　　日军占据东北后，最初确定的战略目标是对苏联作战，开始酝酿秘密代号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的对苏备战计划。抽调部队轮流来东北驻防，还有一项重要的秘密任务，就是进行适应严寒地区的作战训练。相册中，有十余张照片记载了桶本伊八郎在大兴安岭“极寒零下五十余度”气候条件下进行训练的情景，内容包括携带火炮辎重翻越大兴安岭、冰上战斗和追击、雪地宿营和野炊等。桶本伊八郎特别注明此行动为“北满试验”。注明时间为1935年“纪元节”前夕——据日本神话，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统一日本，建立日本国。2月11日被确立为其“纪元节”，在二战前又被确定为“建国纪念日”。
　　日军入侵苏联的梦想，直到1939年在诺门罕一战的惨败中被彻底粉碎，“北进”战略破产而转向“南下”，开始向中国腹地进攻并发动太平洋战争。此时，相册主人桶本伊八郎所属的16师团已经入关，在制造南京大屠杀后继续在中国土地上肆虐。1944年7月，桶本伊八郎所属的38联队加入29师团序列，被美军消灭于关岛海滩。12月，作恶多端的16师团所属其他三个联队在莱特岛被美军歼灭。战后，根据日本厚生省的内部资料，16师团共有13778名官兵参加了莱特岛的战役，其中战死13158名，幸存者仅620名。
　　至此，在“老黑沟惨案”中罹难的1017名同胞的冤魂可以安息矣！
　　相册的主人桶本伊八郎的最终归宿不得而知。

 
图七　“北满试验”：在雪地里进餐的日军。

 
图八　制造“老黑沟惨案”的罪魁、日军38联队联队长田路朝一大佐。1939年6月，其在安徽南部被中国军队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