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晚，在湖北首府武昌，一场由新军中的革命人士发动的武装起义，拉开了1911年至1912年风云巨变的帷幕。对于发生在农历辛亥年间的这段史事，民初的报章多以“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词称呼之，“辛亥革命”一词，较早见于署名为“渤海寿臣”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各报章关于革命的报道。在该书的自序中，著者写道：“辛亥之秋，八月既望，武昌起义，各省回应。详阅报章，默察时势，预料中国此次革命，大功必可告成。然而热心诸志士逐日进行之手续，虽已详载各报，倘非逐日采集，集为一编，诚恐时过境迁，报纸散佚，革命成功之后，凡我同胞，克享共和幸福，饮水思源，上溯当日热心诸志士若何革命曷以成功，求其详情，竟不能得，必深恨无书之可考；而热心诸志士耗费若干心血牺牲，若干头颅举没而不彰，尤可惜也。故自八月二十日起，逐日选择京津上海各报章，分门重印⋯⋯”书中所辑报道、专电、上谕、奏章等，完整摘录自《时报》、《国民公报》、《经纬报》、《民立报》等当时主要报纸，欲以详实的文字数据，为这场改写中国历史的革命汇编出一部可供参考的史志。

中外刊物的文献价值

在辛亥年的共和革命过去整整一百年之后，对这场革命的回顾，对它的历史价值的评估，必然离不开对于革命前后各种细节的追究。其时的中文报纸和时人的记述，提供了陷身于局势之中的国人对周遭的观察；此外众多外国报刊也辟出大量版面，以旁观者的角度和专业的新闻素质，对革命的萌发与扩大积极跟进。关于辛亥革命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小插曲，是后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革命爆发时尚身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他是从一份当地报纸的报道中得知的，旋即动身回国，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西方报刊对新闻的敏感性，使得他们的报道常常包含与主题事件相关的各种背景，也包括对事件过往的分析和未来走向的预测。以后来的发展来看很多分析和预测不见得准确，但在当时，总有相关的事实或现象作为他们判断的依据，一些可能是很细微的东西，在今天或许正好能为历史这张大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小块。

画刊广受欧美读者欢迎

20世纪初的西方报刊里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品类，即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各种画刊。自从1842年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开创这一新的报道形式之后，在英国陆续有《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星期画报》（The Illustrated Weekly News）、《图画报》（The Graphic）、《星球报》（The Sphere）、《黑白画报》（Black & White）等画报问世；在欧洲大陆，有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小报》增刊（Le Petit Journal Suppléement Illustré）、《画报》（L’ Illustrations）、《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世界画报》（Le Monde Iillustré）、《求精报》（Excelsior）、比利时《爱国者画报》（Le Patriote Illustre）、意大利《意大利画报》（L’ Illustrazione Italiana）、西班牙《艺术画报》（La Illustracion Artistica）等。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伦敦新闻画报》发行了美国版，同时还有《格利生画报》（Gleason’s Pictorial）、《鲍洛画报》（Ballou’s Pictorial）等本土报纸。
　　众多画刊共同的主旨，是以图画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图画的具体形式，从早期的木刻版画、石印版画到后来直接由照片转印，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各画刊各自不同的特色，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偏重和版面的安排上，如《伦敦新闻画报》偏好用整版的大幅图画来表现重要事件，或是用紧密排列的多幅图像来对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叙述；法国的《画报》则多采用图文混排的方式，以详细的文字报道为图片作注解。总体来说各种画报都尽力呈现丰富的视觉内容，为读者提供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因而很多画报都极具影响力，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孙中山最早出现在西方媒体

1896年10月31日，英国The Graphic关于孙中山被释放的图文报道，标题为“孙中山案”。其中文章叙述孙中山在被大清驻英大使扣押在使馆十四天后终于被释放的过程。最早报道此事的是英国Globe报，其时孙中山已被扣押十天，幸得康德黎医生（Dr. Cantlie）在报纸上公开此事，在舆论的帮助下，1896年10月24日下午5点，孙中山被交给苏格兰场，后获释。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被西方媒体关注。图为孙中山肖像的木刻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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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于中国政界的西方人

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方各层面交往的逐渐展开，使新闻业已有相当发展的西方各国纷纷向中国派驻记者，或是聘用特约通讯员。长居中国的外国记者中有几位颇负盛名，如《泰晤士报》记者乔治•E•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1862-1920），《纽约先驱报》记者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大陆报》记者、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中文名丁乐梅），都因广泛参与中国事务或是对中国的细致研究而闻名。莫理循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力争获取当时情况下最有可能的外交协议；端纳曾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顾问，民国以后则先后出任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战胜利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更多专注于本职工作的记者也努力拓宽他们在中国的视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越深入，越能抓住中国社会表征与内在的各种关键点。于是，在中国逐渐打开大门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对东方世界的猎奇心理稍稍淡化之后，对中国的政局、社会形态、工商业发展等方面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常见了。

西洋画刊大篇幅报道辛亥革命

到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欧美及日本各大报刊都对局势的发展作了及时的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纽约时报》即刊登了《武昌爆发共和革命，共和国体有望成立》、《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持汉口前线》、《清国驻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等三篇通讯，并有标题为“清国革命旨在推翻满清三百年统治”的述评。此时电报、电话这些现代通讯技术已得到普遍使用，但据莫理循的讲述，当时驻华记者采集的新闻，经电报发回本国后，会交由专人写成通讯再作刊登，整个过程下来会导致一两天的延迟。对于各种画刊，由于照片的递送依然通过邮路，因而来自革命现场的画面最快也要在两三个星期以后才刊登出来。在此之前，关于武昌起义以及相关事件的报道，多配以早前的旧图，如孙中山的肖像、载沣与溥仪父子的合影、汉阳兵工厂及铁厂、新军的训练与装备，以及中国各地的风光民情等；另有一些根据文字叙述绘制的插图，用以描绘革命中的某个场景。到11月中旬以后，各大画刊都有来自中国的照片大量刊出，从武汉到南京、上海，再到帝国的中心北京，取自多种角度的图片从中国各地汇集起来，为这场革命提供了一幅日益完整的视觉图景。

中国革命广受认同

1911年10月到12月间的武汉，是全中国以及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的战斗，从10月下旬持续到11月底，一开始革命军占有些许优势，待清军的主力从北方开到之后，革命军逐渐退守。随着汉口、汉阳相继失陷，武汉战场上的共和革命可以说是陷入了困境。这期间各画刊对武汉地区战况的图文报道，除了被烧毁的城区和府衙、遭到破坏的铁路、逃难的民众这类常见的战争场景，对战斗双方两支军队的关注，从文字报道和照片的数量来看，显然是偏重于革命军一边。这种态度实际上可见于辛亥革命前后几乎所有西方报刊对中国局势的报道。革命军在成功占领武昌之后，于10月13日即给驻汉各领事馆分送了照会，承诺保护在汉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以避免招来外国的干涉。虽然战争真正爆发时，汉口的使馆区难以置身事外；尽管如此，革命军作出的外交宣示，仍使得各国将这次的革命与十一年前的庚子事变区分开来。随着局势的发展，驻汉各国领馆保持中立的态度日趋明确，擅于审时度势的各国媒体，自然能捕捉到官方那些即便不算正式的表态。因为相较于一个羸弱又孤傲、顶着数千年传统体制的重负而难以迈进的旧式中国，一个在思想和制度上与西方世界趋同的共和中国，更容易获得认同。

 

　　武昌爆发革命

1911年11月18日，英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武昌起义的图文报导，标题为“中国的起义军是战斗者，也是建筑和桥梁的破坏者”。其中文章引用宣统帝立誓改革的诏书来表现武昌爆发起义的必然性。图片共三张，自上而下分别是被起义军占领的武昌汉阳门；日本领馆附近平汉铁路一座被起义军破坏的铁路桥、湖广总督府被破坏的情景。

追踪报道袁世凯的动向

武汉之外政治局势与各种事态的发展，其实比武汉三镇的战斗更关乎共和革命的走向。10月28日，法国的《画报》将目光投向了河南北部的一个小城彰德，在这里“隐居”着一位足以牵动整个时局的大人物袁世凯。袁于1908年被谕令去除所有职务“回籍养疴”，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式陆军北洋六镇，依然由他的众多亲信统率。武汉情势紧急时，清政府一面急调北洋军驰援汉口，一面重新启用袁世凯，希望他的出山能够平定目前的乱局。清政府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领军事，袁一开始虽借故不出，但敏锐的西方媒体和对朝中政治力量有所知闻的人们都看到了关键所在。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及共和建立之后的数年间，都以中国第一实权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西方画刊上，关于他的报道涉及他的官场生涯、复出的经过、1912年1月16日遭炸弹刺杀事件、就任大总统后的各种活动，此外他在北京锡拉胡同的宅第、身边的侍卫以及剪辫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都登上了西方的画刊。

英国《图画报》预见孙中山就任总统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期间媒体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的声誉和地位并非来自权力，而是来自多年坚持不懈地对共和革命的宣传和实践。早在1896年，孙中山就因“伦敦蒙难”事件登上了英国《图画报》；武昌起义爆发几天后，《图画报》增刊在报道中国刚刚发生的革命时，即预言孙中山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法国《求精报》在1911年12月29日专文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并刊登了他与欧洲革命同志的合影。作为一名与西方交往颇深的政治人物，他的夫人、子女也在一些画刊上出现；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所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政治事件，更是经常性地将他带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日暮西山的清室

外国人对中国持续的兴趣点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清朝的皇室。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道光皇帝到慈禧太后，每一任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宫廷里的实权人物，都以某种形象在西方画刊上出现过。到辛亥革命时，皇室的保留与否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为不但革命党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多长期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人士，也积极地加入到要求建立共和国体的队伍中来了。此时命悬一线的清皇室，以五岁的幼帝、弱势的太后和几位不足以应付局面的少年亲王的组合，于内于外都难以赚得足够的支持。1911年11月18日的英国《星球报》，通过满人统治中国的历史简介，道出清末满汉矛盾的本质。其他画刊上关于皇室成员及其活动的报道，尤其在1900年以后，总是与各种危机相关联，似乎一有大事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今的清皇室是否有能力处理危机，并且让自己生存下去。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外界对皇室的信心日渐减少的一种证明。

 
　　海外中国人阅读革命报道

1911年11月4日，英国The Graphic关于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时的报道，标题为“年轻的中国如何接收到革命新闻，在莱姆豪斯的中国革命俱乐部内一景”。其中报道了英国革命俱乐部支持中国革命的年轻人在报纸上看到辛亥革命消息的情形。图为英国莱姆豪斯的中国革命俱乐部年青人收到革命消息时的水彩画。 

专业的新闻编采工作

西方画刊对革命中的中国社会的观察，当然不限于战争、政局以及政治人物的各种亮相。几乎所有介绍辛亥革命的书籍，都会论及一个话题，即这场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一页的共和革命，在文化和地域上广义的中国，到底进行到何种程度。在偏远的农村，革命多半并未波及，而且一场突发的革命，远不能给传统的中国社会带来即刻的转变。而在上海这样开埠已久的大城市，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标志物已经是随处可见，这些变化并非由革命带来，而是外部世界长期的影响所致。因此在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之外，古老的中国显然还需要经历一个起点不同、步伐不一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众画刊对当时中国整体形势的解析，也涵盖了社会生活中未受革命直接影响的一些方面。
　　总览1911年到1912年的各种西方画刊，在所有有关中国的报道里，每一幅照片、插图都重现了辛亥前后某一段显著或是被人忘却的史事。其中的观点与角度，除去少数必然存在的偏颇与误导，多数时候都体现了专业的新闻编采者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判断。在革命过去一百周年之际，重遇这些画刊的报道，一方面希望为有关辛亥历史的研究增补一些图像化的数据；一方面也抱有与前人共同的心愿，纪念那场许多仁人志士为之辛苦奋斗的革命，不至于让“热心诸志士耗费若干心血牺牲，若干头颅举没而不彰”；以对过去的回顾，来审视这一百年中对昔日理想的超越、达成以及部分的遗失。
　　　　　　　　　　　　　　　　　　　　　　（秦风老照片馆提供图片）

 

　　革命军人占领南京

1912年1月6日，英国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革命军攻陷南京的报道，标题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南京的陷落”。其中文章简略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猜测孙中山将在上海或南京就任共和之中国的第一任总统。图为革命军1911年12月2日进入南京太平门时的情景。

 
　　孙中山最早的彩色肖像

1912年2月15日，法国Je Sais Tout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标题为“孙中山，中华民国的总统”。这是目前已知孙中山最早的彩色肖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