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兰姆的访问时，表示台湾将解除“戒严”，来年7月15日，“戒严”令废止，台湾进入多党政治的民主时代，此为蒋经国与格兰姆会面的历史性照片

1949年5月，台湾省主席陈诚颁发“戒严令”，限制民众结社集会的自由。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废除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此举不仅代表台湾社会的重大变化，对台海情势的走向也深具象征意义。
　　在陈诚下达“戒严令”时，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半年后即席卷东南半壁，到了1950年春，福建已集结了二野、三野约五十万部队，华东局并在上海训练了三千名干部，准备随军接管台湾，然而6月间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当大陆与台湾问题长期化之后，国共问题也就发展成两岸问题，从军事作战演变成意识形态的实践和比较。
　　50年代，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对红色分子的思想进行清洗，禁止组党，箝制言论自由，1960年《自由中国》停刊，雷震入狱，代表了民主化运动的重大挫败；相对于此，大陆则历经“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等一连串政治运动，在政权更趋于巩固的同时，权力也更趋于集中。两岸在持续的军事磨擦中，社会多元均遭到压抑。不过从1960 年代起，两岸却开始出现发展上的差异，台湾经过温和的土地改革后，农村蓬勃发展，累积了建立轻工业所需要的生产与消费资金，60年代当局更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区，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赚取外汇，迅速改善百姓的生活。由于收入增加，百姓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余，开始追求娱乐生活，诸如上舞厅、看电影、吃大餐、“追星”等等，在原本军事化的社会中创造了较宽松的生活氛围，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之外，又出现对俊男靓女、成功人士、各类明星的狂热追捧，无形间促成了社会的多样与多变。在台湾社会开始多元的同时，大陆却陷入了极左的漩涡，“文革”导致生产停顿、青年失学，悲剧连连，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文革” 浩劫终于唤醒了社会的反思，并且促成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与此同时，新中国完成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国际地位大幅提升。1981年，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同胞前来大陆探亲旅游，这项政策不仅符合开放政策，也反映了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大胜所建立起来的政治自信；相对地，蒋经国对与大陆接触在开始的时候则深怀戒心，不予回应。而此时台湾社会已经面临关键的改革时机，累积了二十余年的经济成长，使得新一代普遍受过高等教育，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政治上则出现分权的呼声与压力。社会上针对消费、环境保护、财产权益的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最终催生出了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反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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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01年，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逝世十三周年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记下了当时的情形与心境，此为马英九的手迹

从法理上说，1947年由南京国民大会制订的宪法，规定了一种西方式的代议政治，后因内战关系，国民党冻结了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退守台湾后，国民党人对在大陆的溃败，仍抱着一种深深的恐惧，认为过去在大陆失败并非因为“不够民主”，而是“不够专制”，因此蒋经国果真要实践国民党前辈民主宪政的主张，必须确认不会重蹈覆辙。此外，国民党如果实践民主宪政，遵循政党政治的原理，它必须做好被轮替下台的心理准备。
　　台湾“戒严”，背景是在军事与意识形态方面与大陆的对峙，“解严”则意味着当局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出现了根本的改变，也代表着蒋经国相信此举不仅符合此刻台湾社会进步的需求，也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变，并在两岸关系中获得某种主动。因此，蒋经国的“解严”与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是差不多同步实施的。
　　如今，台湾解严已二十年，蒋经国过世也差不多有同样的时间，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已有七年多；大陆则度过诸多的严峻考验，明智地搁置了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这些年里，两岸关系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和解与合作的大方向却始终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