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厉肃清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时，台湾当局大力宣扬对领袖的崇拜。1956年，台湾的小朋友们也加入了崇拜领袖的“合唱”，在儿童节上书蒋“总统”。

不知道再过十年后，人们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但对我个人而言，这件事此时是可以划上句号了。接下来，或许会有更年轻的人在档案室里找到更新的数据，并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以他们的生命体验做出他们的总结。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件事永远没有真正意义的总结，因为对历史的感受总是随着不同的环境在发生变化，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更重要的倒是怎样努力去维持透明的信息环境，保持开放的民族心胸，让不同的视野相容并存。
　　2000年12月，我发表在第16辑《老照片》中的《战争后的战争》为自己带来一场友谊，无意间也带来更多的历史探寻。这组稿件披露了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破坏的惨烈过程，尤其是著名的“吴石案”中，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等四人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决，相关照片首度在大陆的出版物刊出，立刻引起了关注，《作家文摘》予以大幅转载，由于我以几分哀伤的笔调描述这些事情，以致该刊编者竟误以为我是“烈属”。不久，《老照片》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详见《老照片》第22辑《又见母亲》）。朱晓枫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的生平往事，并在信的末尾慨叹：“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至今已52个年头了。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的团聚！看着照片，我更加浮想联翩：母亲啊，您虽死犹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朱晓枫的回忆与哀痛，使得这件尘封的往事有了鲜活的现实意义。
　　还在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我遍访台湾一些部门的档案室，以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某晚，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图片柜底部找到一袋布满灰尘的照片，纸袋上标注着“奸伪”两个字。打开以后，赫然呈现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这些照片系“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或许因画面过于血腥，其中的绝大部分当时并未公布过。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影像，起先只在小范围内展示给几位历史研究同好，并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直　到2000年中，我向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并给她看了这批照片。龙应台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今天回头来看，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尽管过去十年间，台湾掀起一股平反风，尤其1992年“六张犁公墓”发现被枪决的左翼人士的坟地之后，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陆续公开站了出来。但他们是作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现身的，这多少还是现行社会条件下的某种权宜、某种隐藏；简单地说，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把不同政治色彩的献身者真正放在同一水平看待的程度。在长达五十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某种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其结果必然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起步，这个标准必须真正内外一致，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过去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幸运的是，台北市政府最终同意了这项展览计划。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８月25日，“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终于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将19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客观地陈述出来，文字采用中性叙述，包括1950年初的台海情势、几件重大政治案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被破坏的过程等。还附上了当时的新闻报道、特写以及当事人的自白摘要。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披露，这项展览立刻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反应极其强烈，说这是该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不为过。参观者的心理是复杂的，留言板上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感言：“走进‘白色恐怖’，不禁陷入‘红色的迷惘’，这是事实，是历史，是惨痛教训，走出户外，看看眼前的一切，拥挤的人潮，及头上——蓝色的天，珍惜现在，祈福未来，尊重人权，彼此友爱！”“往昔已矣！来者可追，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很庆幸没有生长在那一个时代，但愿这历史的悲剧永不再来，让恐惧永远消失。”留言中也包含了许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