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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碎片——马烽谈话录
1996-01-01 00:00:00 作者:陈为人 热度:5559℃ 收藏

图:1947年春马烽参加了崞县土改

马烽与浩然

马烽说:“浩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我最早是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之后又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作协开会时见过几面。后来他调到《红旗》杂志当文艺编辑,曾找我约过稿。我和他没有什么深交,印象中是个本分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作家都被打翻在地,只有浩然不断有新作问世。那时人们私下议论:‘中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特别是报上曾登了江青委托他向西沙驻军赠书的消息后,人们的议论就更多了,说他是北京市文联造反派头头,甚至有人指责他是江青的红人。当时我对浩然倒没有什么恶感,原因之一是曾听北京市文联的熟人说,浩然‘文革’一开始就是‘文革’组长,但他没有整过人(巧合的是,“文革”开始,马烽也曾担任山西省文联的“文革”组长。而马烽恪守一条底线就是“不整人”,并尽最大可能对当时已被抛出来的李束为、西戎给予保护。相同的处境使马烽与浩然有了共鸣)。江青虽然很看重他,但他头脑还清醒,并没有得意忘形,趁机往上爬。”
  马烽忆及他与浩然的两次交往。
  1973年春天,马烽和孙谦在北影修改反映农业学大寨的电影剧本《山花》,有一天,忽然收到浩然的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们认识许多老作家,得便时可向他们打个招呼,不要急于搞创作”。马烽和孙谦反复看了半天,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信封上没有写地址,只有“内详”两个字。那时,与马烽认识的一些老作家,大都还在“五七干校”劳动,马烽也无法与他们联系,这事就放下了。过了不久,山西晋剧院进京演出新编现代剧《三上桃峰》。文化部的人看后认为是给刘少奇、王光美贴金的大毒草。于是把编剧、导演以及带队的负责人,集中起来进行批斗。《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些批判文章。原因是王光美“文革”前在河北一个叫桃园的村里搞过“四清”,把这个戏的地点改为“桃峰”是为了掩人耳目。发生了这么一场不白之冤后,马烽才意识到,浩然给他们写那封简短的信,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诚恐一些老作家一时冲动搞创作,再栽一个跟头。

图:1975年秋与孙谦(中)浩然(右)马烽(左)参观大寨。

1975年,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江青把许多文艺界人士召集到大寨,马烽和孙谦因电影剧本《山花》也应召前往。
  马烽说:“有天上午,江青向全场巡视了一遍,忽然质问于会泳,怎么浩然没有来?于会泳忙说,早就通知他了。前几天听说他因心脏病住了医院,昨天我又亲自给医院打了电话。浩然答应一两天就来。果然,过了两天,浩然到大寨来了。浩然来大寨后,很快就主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候,不论是文化部的人,还是各个写作班子的人,即使不是解放军,也大都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浩然则和我们一样,穿的是灰布中山装。他对我们显得很热情。他对‘文革’前孙谦写的《大寨英雄谱》大加赞扬。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大寨,很想亲眼参观一下。于是我们就领他到村里村外随意转游。我见他走路很敏捷,脸色红润,没有一点病容。随口问道,听说你有心脏病?他说,有点,不碍事。我说,听说你刚从医院出来?他支支吾吾地说,是。输了点液。于部长几次电话催,只好来了。老孙问他知不知道召集这么多人来大寨是要干啥?浩然说,大概是要布置新的创作任务。他这一说,我俩倒放心了。因为江青已指名要我们修改《山花》,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别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了。一路上,从闲聊中,我感到浩然是尽量想和江青他们拉开距离,甚至我猜想他住医院输液,很可能就是想躲避接受新的创作任务。浩然来后的第二天,江青就召集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开会,布置重要创作任务。她先讲了一通样板戏的巨大成就,然后就说她现在要抓两个重大题材的电影剧本,一个是毛主席创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另一个是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江青说,再过两年就是建军50周年。我决心要拿出这两部影片向建军节献礼!当时我不由得就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是向建军节献礼,为什么不写南昌起义呢?我马上就意识到其中的情由了:写南昌起义就不能不写周恩来、朱德、贺龙这些领导人,江青怎么可能颂扬她要打倒的人呢?正在这时,只听江青继续讲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写井冈山就得到那里去深入体验生活;写长征就得沿长征路线走一趟。随即她点了几个人写井冈山,并指名要浩然负责。浩然说,这是个重大题材,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可是我不好办,我有心脏病。江青说,你可以带个大夫一块去嘛。浩然没有再敢吭声。”
  马烽说:“江青点名要我和张永枚、薛寿先写长征。我一听要我参加写长征,‘轰’一下脑袋就大了。我听北影导演成荫同志讲:前些时,北京正在上演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有天,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作者、导演。陈其通对以前改编的电影不满意,那是由成荫、孙谦改编,成荫导演的,主要是嫌篇幅太短,许多该展开的情节没有展开。邓小平说可以重拍嘛,一部放不下,可以拍两部、三部。这就是说,那里打算重拍反映长征的《万水千山》,这里江青却要组织人另写长征。这样一来,我将会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中。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推掉这一任务。当时我向江青说,首长不是要我们改《山花》吗?江青说,改完这个再写那个嘛!我说,我水平有限,恐怕担负不了这一重大任务。要写长征必须要沿长征路线走一趟,可我岁数大了。江青问,你今年多大?我说,已经50出头了。江青说,我比你大10来岁,现在不是还在继续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江青说,我还患有冠心病呢!雪山草地气压低,可以坐飞机过去嘛!说完再不理我了。接着又向孙谦说,孙谦同志,你的任务是和张天民合写一部新《创业》。孙谦说,我从来都是写农村,对工业题材一点也不熟。连螺丝钉怎么拧都闹不清。江青说,我是要你写人物,是要你去拧螺丝钉吗?她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我见孙谦挺起脖子想反驳,忙用脚碰了碰他的腿。我知道他是个犟牛脾气,火起来什么话都能冒出来,万一惹恼江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大约已感到了我的示意,咽了口唾沫,随即低下头,没有吭声。江青也就调转了话头。
  “这天我俩回到宿舍,情绪都极为败坏。我说,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不觉就跌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老孙说,我比你更惨,写新《创业》,这不明明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猛一听有点胡扯,细细一想也有点由头。《创业》是写大庆人艰苦创业的一部电影。江青看后不让上映。剧作者张天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次张天民来大寨后曾悄悄告诉老孙说,毛主席曾批了两句话:‘此片无大错,可以上映。’因而江青对张天民十分恼火,可又不好公开整他,于是就要他写一部新《创业》,以挽回面子。我俩正在发牢骚的时候,浩然来了。他告我们说,江青让于会泳尽快把三个创作组负责人的名单提出来。刚才于会泳说,晚上要找他商量。他说,看来我是逃不脱了。二位也有被提名的可能。老孙抢着说,割了脑袋我也不当!我说,我干不了那差事。你能不能和于会泳说一说,别提我俩。浩然说,我尽力而为。依我看,二位还是不当组长为好。第二天早饭后,于会泳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经首长批准的三个创作组组长名单:井冈山组浩然,长征组张永枚,新《创业》组张天民负责,由孙谦协助。我和老孙听完,都大大松了一口气,都暗自感谢浩然。

马烽与齐白石 

马烽说:“1953年秋天,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访华,有两位作家提出想看看齐白石老人的作画。这个要求可难坏了负责接待工作的我。齐白石已是九十高龄,早已经闭门谢客,他能够同意这个请求?谁也说不准。为难中,我一下子想到老舍。我记得老舍对我讲过,老舍与齐白石有交往,他的夫人胡挈青是齐白石的弟子。我抱着宁碰了也别误了的想法,冒冒失失地就找到了老舍。当我说明了来意后,他沉思了一会说,这事挺难,我试试看吧。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老舍的电话,他让我第二天下午三点,陪民主德国的作家直接去齐白石老先生家。我真有点喜出望外,为了隆重起见,我特意邀请了艾青和冯至二人一起陪同前去。当我们按时到了西城一座小四合院的时候,只见有两位中年画家已经等在那里。齐白石的客厅不算大,陈设也极简朴,最显眼的是当地摆着一张铺了绿呢绒的大桌子。白宣纸已经展开了,四周摆着砚台、笔洗、笔筒、颜色碟子等物件。我们去了不久,由一位中年妇女把齐白石老先生从里屋搀扶出来,经过简单的介绍,寒暄几句以后,他就挥笔作画。大约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宣纸上就出现了五六只栩栩如生在水中游动的大虾。把两位德国作家看得都出神了……”

图:1959年3月马烽与齐白石合影(左为艾青、右为冯至) 

于是,为历史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马烽收藏过齐白石的三幅画,其中一幅他送给了一个亲戚,后来齐白石的画成了宝贝,那亲戚要送还马烽,马烽说,已经送给人的礼物,哪有再收回来的道理。另外两幅,在“文革”那场大劫难中,与他的大部分藏书、多年积攒的工艺品等许多名贵的东西都在“破四旧”中遭到洗劫一空。后来落实政策,政府出面给予赔偿,马烽却只字不提丢失的东西。别人劝他,马烽却说:“多少人把命都丢了,我们还要赔偿什么损失?再说国家损失那么大,个人吃点亏算什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提了。”

马烽的“土改”经历

马烽说:“1947年春末夏初,根据地大规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我被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团长是公安局长谭政文、副团长是报社社长郝德青。首先是集中学习了几天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就确定去崞县(今原平县)十八村水地各村进行试点。工作团混合编成十几个队,分别进驻各村。我被分配到了大牛堡工作队。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长老范。我和李玉明同一个单门独户的老光棍挤在一盘炕上。大牛堡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是搅糠拌菜度时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剝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 
这是一场剝夺和再分配的运动,其激烈惨烈程度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马烽讲述过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的“斗牛大会”: 
  马烽说:“当年晋绥边区有一个著名的开明绅士,叫牛友兰。他一直热衷于兴办教育,先是在本县北坡村办了一个小学,后来又在县城办了一个兴县中学。在学校里聘请思想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宣传抗日思想,开展同国民党投降派和卖国汉奸的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挺进晋西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但八路军战士还穿不上棉衣,牛友兰就把自已家复庆永店铺里库存布匹、棉花拿出来,一次就装备了八路军的一个团。后来,牛友兰又积极响应晋西北行署提出的为抗日“献粮、献金、做军鞋、扩兵”的号召,他自筹资金1万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 他还动员复庆永股东集资23000元,办起了兴县农民银行。为我们的抗日部队筹款。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后,牛友兰再次带头出面,捐献白洋8000元,粮食一百多石,甚至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正是根据牛友兰的这些事迹,我们的剧团创作了话剧《一万元》,歌颂牛友兰为抗日做出的贡献。这个戏还在边区的调演中得了一等奖。令人遗憾得是,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土改时,根据康生在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创造的经验。康生说,地主的底财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底财拿出来。康生还说,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于是,又开始向牛友兰追开底财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就是为追底财,召开了批斗牛友兰的大会。在批斗会上,殘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还让他的儿子拉上游街……‘斗牛大会’后不久,牛友兰就含冤死去了。” 
  这个说来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马烽的作品里。 
  马烽在某次创作谈中,关于一个作家能不能只要是现实中曾发生过的真实事,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写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有的题材要自觉地不去写,因为写出来没有好处,没有用。除了使人们看到社会上一片黑暗之外,没有其他作用。有些题材不能写,如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就不能写。也有些题材当时不能写,现在能写。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不能写,一写就暴露给敌人,但现在能写。所以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写的,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马烽大概正是从这一创作原则出发,描述了他所亲历的土改: 
  马烽说:“……我觉得我们土改队的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上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马烽还讲述了一段土改工作总结会上的笑话:“分配完胜利果实,全村贫下中农开了个庆祝会。团部副团长龙政委来讲了话。他讲话一开始就闹了个大笑话。他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刚说了这么一句,全场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原来那时候这村群众忌讳说‘高兴’二字。平素人们只说‘欢喜’或‘喜欢’。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把‘高兴’二字,当成了男女发生性生活的代名词。故而一听这话忍不住就笑了。当时工作队员本区张区长,忙写了个纸条递给龙政委。条子上写的是:‘请勿说高兴。’龙政委看了,把条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我们打倒封建剥削,土地回了老家,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为什么不能说高兴?不但贫下中农说高兴,我们工作团也要和老乡们一块高兴!’这等于说:工作团要和老乡们一块过性生活。全场群众笑得更厉害了。有人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跌;有人笑出了眼泪,出岔了气。龙政委觉得莫名其妙,忙转身问道:‘这是怎搞的?!’张区长忙低声给他解释了一番。龙政委笑着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么好的两个字,怎么在这村变味了!’”

马烽的“四清”经历

马烽说:“1964年秋天,‘四清’运动开始,省文联有二三十人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地点是原平施家野村。我也去了,而且是工作队长。副队长是苏光和郝汀。‘四清’主要是清理财务问题,但施家野村是原平县有名的模范村,村党支部书记贾福恒有些文化,管理严格,财目清楚,经过查账和走访群众,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附近的大牛店村,驻的是中央工作队,他们把村干部集中起来关到大庙里,不准出来,天天听训话,像关在监狱里,有时还搞点‘逼供信’。于是,战果辉煌。我们查不出问题,没法交账,工作团开会批评我,说我们太右了。大家都有压力。 我说不怕,有我这个队长顶着,大不了撤我的职。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那一套。”

图:1982年马烽重访1964年任四清工作队长的施家野庄。

马烽在“四清”中的这番表现,后来在“文革”中成了他的一条罪状。与他一起参加工作队的人,批判马烽“一惯右倾”。马烽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中国文坛上“左派”的领军人物或者说是代表人物。可能人们没想到,马烽还有这么一段“右倾”的经历。 
  这倒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说你“左”你就是“左”,形“左”实右;说你“右”你就是“右”,假亦为真。 
  著名文艺批评家唐达成颇为感慨地说过一句极深刻的话:“说你左说你右,不是因为你观点发生了变化,而是观察者的角度不同。” 
  马烽晚年也有了舞文弄墨的兴趣,他写了一幅自己颇为满意的扇面,上面是这样的文字:“扇子生风需要来回扇动;为人处世切勿左右摇摆。”我没弄清楚马烽是满意扇面的书法还是满意字的内容。这一联语,颇能代表马烽的心曲:无论你说他“右倾”也好,还是说他“左倾”也罢,马烽俨然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管它东西南北风”。 
  当我们在历次翻烙饼式的运动中,遍视了那些脖颈上安着轴承,看风使舵顺水扯篷的“风派人物”之后,倒对马烽这样固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照片均由马烽夫人段杏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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