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1934年，25岁的余纪忠就读于伦敦政经学院

余纪忠先生已经过世５年了。
　　他的丧礼我没有出席，他在常州老家的永眠之地，几年里我也从没有去凭吊过。在外人眼里，我对余纪老似乎有些失礼了，其实我是一直不愿意正视与接受他已经永远地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　　
　　人生之路要走得开，总需要一两位前辈带路，余先生是我的伯乐，也是许多人的恩师。我们结缘近二十年，虽然并非朝夕相处，但却一直感受到他的宽容与关切。1983年，我进入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时，还是24岁的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全世界的重担都在自己的肩上，做事情不太思前顾后，虽然工作上偶有斩获，但也捅了不少篓子。后来，我跟其他年轻的同事才知道，所有的麻烦他都帮我们扛下来了。他能这么做，原因是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

自动请缨的中央大学学生

余纪忠，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为近代台湾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做出重大的贡献。1910年余先生生于江苏常州，先进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东南大学改制后之中央大学。这所大学专门培养未来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人才，学生都是一时之选，不仅有崇高的爱国热情，也具备了杰出的专业能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日宣战，南京学生更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余纪忠就是带头闹学潮的学生之一。不久日军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将战场由东北带到中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由于日军意图不明，情势紧急，蒋介石划全国为五大防卫区，实行动员。胡宗南奉命率第一师由郑州南下布防，总部就设在常州清凉寺。余纪忠通过何浩若教授引荐，向胡宗南请缨。相谈之下，胡对眼前这位年轻人十分欣赏，当场罗致。不过，这场由十九路军担任主力的战役只持续了月余，双方随即偃旗息鼓。胡宗南的第一师回防河南，余纪忠也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返回学校。离开前余对胡承诺，只要国家有难，他将立即投效。
　　1934年，余纪忠飘洋过海，到英国伦敦学院读书，亲身体会西洋文明。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立刻整装回国，投入抗战行列。他由浦口北上徐州，再由陇海线转往西北，在西安郊外找到胡部所在。此时的胡宗南见余纪忠信守承诺，大呼难得。余纪忠旋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升主任），兼校刊物《力行》月刊主编，同时兼胡的机要。抗战期间，胡宗南部兵强马壮，作为胡的政治机要，余纪忠参与许多重要工作的规划，整理文件，并协助撰写胡宗南的讲稿。1995年胡宗南百岁冥诞纪念之前，余先生向文史专家苏墱基（亦为《中国时报》编辑同仁，两年前过世。）先生口述说：“西北冬季酷寒，气温常降到零度以下，胡将军为示与士卒同甘苦，屋里从不生火炉。他不生炉子，大家谁也不敢生，几个寒冬刺骨的冬天，就跟他这样咬着牙根度过。……他不睡，我们也不能睡，他一大早起床，我们又得赶在他前面起来。那时除部队外，西北地区的重要党政机构，胡也负责督导，常常临时通知第二天要到某地讲话，须准备一篇稿子，碰到这种情形，那天晚上就没得睡了。”由于同时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经常到部队演讲，其才干在军政界逐渐为人所识，到了1944年底，他离开了西北，被调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及青年军203师政治部主任，当年在重庆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任职的易劲天（来台后成为国民党要人）听过余纪忠的演讲，他后来写道：“余先生从国际形势、国内战局一直谈到抗战前途和建国展望，旁征博引，精彩丰富，不但学生听得洋洋有味，就是我们也闻所未闻。”

抗战结束后调往东北

抗战胜利后，身在军旅却难脱文人本色的余纪忠，决定脱下军装，重返英伦，继续他因抗战而中辍的学业，不过中国内战乌云密布，他很快接到调令，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宣部东北特派员、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当时东北是国共两军最重要的战场，国共两党都把最精锐的部队，最杰出的人才派到东北，而出掌国军东北30万精锐部队政治部主任工作的余纪忠那年只有36岁，其受器重程度可见一斑。
　　1946年5月，余纪忠随部队进入沈阳，并且参与了激烈的四平之战。这是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取得明显优势的一次战斗。由于中共方面对战情判断有误，在军事和政治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投入正面决战，造成新组建的十万林彪部队严重的挫败，向哈尔滨仓皇撤退。亲临现场指挥战局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一切，乘胜追击，迅速取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让林彪部队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不过蒋介石却迫于美国的压力，于6月6日下令停战，使得解放军获得了四个月的宝贵时间。到了台湾的蒋介石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也承认那次的停战令是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真正关键。2000年时，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为父亲撰写回忆录，为了收集资料特别拜访余先生谈那一段历史。白先勇写道：“余先生回忆，父亲（白崇禧）就在锦州往开元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除了东北将领外，还有吉林省主席梁毕盛、旅顺市长朱锐元、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李后龙，余先生也参加了。父亲一连声问杜聿明：‘你有没有把握把长春打下来？’杜聿明说有把握。父亲说：‘那么好，你说你有把握，那你就下令进军，南京方面由我来负责。’说完便向南京方面发电报向蒋中正主席报告实况。那封历史性的电报，便是余先生在火车上拟的。”
　　此外，余纪忠在沈阳以中苏友好的名义，运用日本《朝日新闻》东北版的报社印刷机，创办《中苏日报》。这份报纸旨在宣传国民政府的政策，不过余纪忠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性也流露无遗。以该报社论《总动员中的言论与新闻自由》为例，在国共战争如火如荼的一刻，他作为国军政治部主任竟还大谈“新闻自由”，确实引人侧目。这种情形反映了余纪忠真正心仪的是新闻事业，军队中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只会扼杀他的才华，官场上逢迎拍马更为他所不屑，他最终还是要回到“言论报国”这条路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危亡之秋，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不少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两党的理论体系都有追求心灵解放自由的一面，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互契合。然而，当政党逐渐发展成统治机器时，这种自由主义精神就会与政党组织的实际运作发生冲突。在对日抗战期间，由于敌人是外侮，战斗目标一致明确，知识分子和政党之间较无矛盾；不过国共内战却属于中国人骨肉相残，涉及到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经常也有党员身份）很容易与政党政策出现不同的意见。这也解释了为何国民党的自由派常被指为“中共同路人”，而共产党的自由派常被诬为“国民党特务”。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有些甚至是很悲惨。可是为何余纪忠这样一位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者最后不仅生存下来，还开拓出一片天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其中有他个人才干的原因，也有台湾大环境的原因。

在台湾重启人生之路

1947年底，余纪忠终于难以承受国民党军队派系倾轧、内斗无度的现象，从东北调回南京，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主任委员为蒋经国），这是一份闲差事，他自己跟友人说“这个单位最好结束算了”。这段赋闲时光也是余纪忠重新思索自己人生定位的时机。1948年9月，他辞去党职，举家迁台，来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又回大陆一趟，在溪口拜见了蒋介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原本的国共内战从此转化为大陆与台湾长期对峙的局面，也就在这一年10月2日，余纪忠在台北市开封街创办了《征信新闻》，初期为四开油印的报纸，内容以财经新闻为主。初到台湾之时，两袖清风，幸赖母亲储太夫人变卖南京祖业，手头存有约十万台币，全交给儿子创业。一开始的工作和生活极其艰困，余纪忠后来常跟访客提到，这份报纸第一次印出来的时候，他自己提了一捆，骑着脚踏车沿街叫卖，第一天卖出七份。此时的余纪忠刚好四十岁，体力与脑力达到了巅峰。他具有文人的浪漫和洒脱，但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书生，他具有丰富政治历练，能够准确地掌握权力生态与时代演变的微妙分寸。在“戒严”时代，民间是不准许自由办报的，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其创办人与执政当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被认为他们发行的刊物有助于宣扬政策，争取民心；尽管如此，民营报纸的经费是自筹的，利润来自市场机制，因此民营报纸必须在执政当局的态度与读者自然的需求中保持平衡，这是一套走钢索的高超技巧。严格说起来，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差别在于，有些人冲得太猛，惹祸上身，大多数人被动地跟着情势走，只有极少数兼具专业能力、政治胆识以及商业头脑，能够在一些几乎看不见的夹缝中脱颖而出，进而鼓舞了整个社会向前迈进的精神。

《中国时报》延续《大公报》的精神

余纪忠最佩服过去《大公报》正派理性的办报风格，欣赏《大公报》严谨的立论，也时时以《大公报》的文风的继承者自居。在东北创办的《中苏日报》是他主导的第一份报刊，可惜为时太短，掣肘仍多；现在的《征信新闻》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业，可以充分发挥。此外，《征信新闻》的发迹跟当年《大公报》的情况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余纪忠带领几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从竹篱巴围的简陋办公室起步，轮流执笔，每天挑灯工作。由于采访经费和资源有限，只能依靠社论的立论和风采来吸引读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这样的言论无疑是重要的精神食粮。创刊的来年，《征信新闻》扩版到对开一大张，到了第四年，《征信新闻》增加国内外要闻及社会新闻，增辟地方新闻，初具综合性报纸的规模，发行面由工商界扩展到社会各阶层。

1950年代初，在台北创办《征信新闻》的余纪忠在灯下写社论

1954年，《征信新闻》迁址台北市大理街１３２号，购买《香港时报》汰换之印刷设备，自建工厂，改变过去排版印刷委外的情况，掌握了工作流程上的主动权。此后数十年，这份报纸紧紧扣着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脉动，与台湾一起成长，共同飞跃。1968年，余纪忠先生看见报业竞争激烈，照相制版彩色印刷已成为大势所趋，毅然决定贷款，订购美国高斯公司奥本尼式彩印转轮机，同时将《征信新闻》改名为《中国时报》，使得《中国时报》成为亚洲第一份彩印报纸。（过去亚洲只有杂志使用彩印，报纸最多为双色。）由于《中国时报》不断在关键时候突破消息封锁，对执政者予以公正的批评和肯定，报纸销量激增。这事现在说来容易，但当时只要处理稍有不慎，各种政战和情治力量就会全力反扑，足以让报纸一天之内关门。站在宏观角度，五四以后萌芽的自由主义，1949年后在两岸留下了不太一样的足迹。在台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因言贾祸，但他的入狱主要不是反当局的言论，而是因为要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主张付诸行动，这才真正犯了大忌。至于像《中国时报》这种自由派报纸仍然温和稳定地向前迈进，从那段期间《中时》发表的掷地有声的社论就可见一斑，以下举出一些社论的标题，如“废止出版恶法，维护言论自由”、“我们对雷案的感想”、“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为当前政治情势向朝野进一言”、“维国法之大防　行宽恕之仁政——我们对高雄事件起诉的观点”、“宪政体制必须完整，国土不容分裂”、“跨出民主宪政历史性的一大步——执政党通过‘解严’及‘开放组党’决议案”等等，以上的社论都是当台湾处于政治转折点上而执政当局尚未充分拿定主意时，《中时》即以鲜明的立场直接表态，领导舆论的方向，最终成为事实。

图：1970年代，《中国时报》招考编辑记者，几千人前来应试，图为余纪忠在视察考场

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

尽管如此，政治体制毕竟只是上层建筑，台湾民主化最终却有赖于经济与社会的质变。随着生活的大幅改善，台湾百姓关心的层面也不断扩大，从政治到财经、社会、体育、文学、娱乐、家庭、旅游等等，信息的需求激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湾一般百姓都知道《中时》社会版的新闻特别好看，《中时》的文学版上刊载大量年轻新秀的文章，也介绍了许多具有前瞻意义的文学和美术作品。如果形容《中时》已成台湾政治、社会和文化自由派的大本营，丝毫也不夸张。余纪忠便是这艘自由大船的船长，向许多一时遭挫的文人提供及时的支持与济助。作家陈映真、龙应台、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作品都是在《中时》首先刊出。那时，《中时》的销量和影响力都已超过了《中央日报》。进入八十年代，《中国时报》更发展成台湾的报业龙头，旗下企业有《工商日报》、《时报周刊》、《时报出版公司》、《中时晚报》等机构。不过，当余纪忠从只有一间竹篱笆办公室的油印小报发展成了几栋大楼的报业集团时，最危险的一刻也跟着出现。八十年代是台湾政治发展的关键期，一些重要的决定面临摊牌，这种时刻既充满希望，也遍布凶险。1982年，余纪忠在美国创办了《美洲中国时报》，将时报一批最优秀的年轻人送到美国工作，创刊号的发刊词《自由、民主、爱国家——我们一贯的信念和努力的方向》，清楚无误地阐明余纪忠的信念：“中国前途唯一的希望，是寄于民主自由的实践。自由民主必须有基地，这个基地，无疑的……。”美国的环境不同于台湾，读者包括了美国华人以及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和就职者，各种思想状态都有，《美洲中时》以中华民族的本位，开始打破两岸无形的籓篱。今天看来这种作法稀松平常，可是当时两岸在彼此丑化了三十年，以致双方百姓在海外初次接触还本能地持猜疑的目光的年代，《美洲中时》无疑跨出了了不起的一步。然而这种情况终于让国民党的保守派难以忍受，他们不但在国民党中常会（余纪忠当时具有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当着蒋经国的面指责余纪忠，更透过《中央日报》和《大华晚报》的社论提出“红色陷井”说，要求“肃奸防谍”。余纪忠受到羞辱，气愤至极，他亲笔写了一封信传真给《美洲中时》的总编辑周瑞天，文中说：“……就在这关键时刻，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们，必须冷静沉着，坚持立场，万不可情绪化，或者灰心丧志。他们的目的在打倒我们，他们的目的是乘间蹈隙，挑拨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就希望以不断的刺激，刺激我们的情绪，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惟其艰困重来，压力横生，我必须有勇气，有定力，才能与邪魔抗衡，才能算是有骨有肉……你们都是时代中的优秀青年，你们都有我的爱，我的信托和期望，希望体念我今日执笔写信的心情，自己坚强起来，有勇气踏上人生奋斗的道路。”

为新闻自由而奋斗

1984年11月11日，在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后，余纪忠终于挡不住排山倒海的压力，在纽约办公室对着全体同仁宣布《美洲中时》停刊，说着说着竟忍不住落泪，这是大家记忆中余先生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掉眼泪。今天一些《中时》同仁非正式证实，当时国民党保守派以“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为首，准备硬干，他们严厉警告，如果不关闭《美洲中时》，就要关闭台北的《中时》，他们连接管的人选都找好了。《美洲中时》停刊是台湾新闻史的重大事件，在台湾内外都引发强烈的震撼。那是政治管制时代的事，政治解严之后，台湾新闻自由大幅提升，不过行政人员长年管制的心态一时仍无法消除，甚至到了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还发生了台北地检署派员搜索报社的荒唐事。这年9月30日，《中时晚报》刊登了台北地检署侦讯国安局上校刘冠军舞弊案的笔录，检调单位事先知道报社要刊登此重大消息，以重大机密为由要求不要刊登，遭到拒绝。几天后，检调大军压阵，搜查了《中时晚报》的办公室以及报导此则新闻的记者的家，此事引起社会轩然大波，《中时》连续四天以社论的形式严厉地批评检调单位：“检察官只凭一纸身份文件，即可进入新闻媒体与记者住宅，任意搜索扣押采访稿单，既不提示罪名，也未交代何人为被告，整个过程既不制作笔录，还限制就近人员行动，尤其排除媒体法务人员参与搜索过程。试问，此等情节那一项符合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法律程序？”“我们真不知道所谓国家安全究竟意何所指？难道国家安全就在构筑国家安全机构藏污纳垢的化外之地？”不同于戒严时代，过去《中时》对执政当局的滥权还多以“建言”的方式表现，现在则是直接地训斥。这件事件促成了台湾司法制度的改变，立法机构迅速通过相应的法律，此后，检调单位必须向法院提出犯罪证据，由法官检视无误，发出搜查令后才能进行搜查，等于对检调人员的搜查权又加了一层重要的制衡。台湾的新闻舆论已发展到可以影响体制和政策的重大变革的地步，余纪忠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从那次事件至今，台湾再也没有因“泄露机密”而发生报社被检警人员搜查，编辑和记者被逮捕的事件。新闻媒体和执政当局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执政当局没有权力告诉媒体要报什么或不报什么，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双方只能在法院解决。近年，台湾更仿效美国成立独立的“传播委员会”，负责核发媒体执照，“传播委员会”成员则由政党根据政党比例推荐产生。由于监督和制衡体制逐渐完善，行政藉用各种方式插手新闻的空间已经大幅紧缩。尽管如此，行政权干预媒体的权力诱因始终存在，他们会找出不同的理由来恐吓媒体，因此新闻自由的奋斗是永远存在的。

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使命

另一方面，两岸开放探亲旅游之后，《中时》对于大陆动态经常大篇幅报导。1995年清明节，余纪忠终于返回别离46年的江苏常州，同时还拜访母校南京东南大学，捐巨款重修大礼堂，设置奖学金。1999年，余先生再次造访大陆，先在东南大学向一千余师生发表演讲，针对两岸关系提出“政治民主、民族认同、稳定大局”的立论。他说，他自幼看到列强欺侮中国就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读大学时参加激烈的学生运动，包围外交部，殴打部长王正廷，迫使政府抗日。后亲身参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后毅然弃学归国，投笔从戎，展现了宁可牺牲小我也要求国家富强的执着。因此，身为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昌盛，自然是他强烈的愿望。然而追求统一不能单靠主观的愿望，两岸毕竟分隔了50年，彼此人民无论是主观认知的差距或是复杂国际力量的禁格，要求两岸立刻从分裂分治的现状回复统一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有相当的过程。余纪忠强调，以中国大陆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多元的民族和极大的城乡差距，要求大陆短期内达到台湾民主的成度过于苛刻，也不现实，维持一党专政促使经济快速成长和社会相对稳定，确有阶段性的必要。但是长期而言，走向政党政治，开放民主选举，给予人民集会、结社与言论自由是必走之路，也唯有如此两岸才有共同的价值观，才有统一的可能。余纪忠演讲完毕后，台下师生起立热烈鼓掌，为他立论的理性与坚持表示肯定。几天后，余纪忠到了北京，在钓鱼台国宾馆会晤了江泽民主席，双方相谈甚欢，会谈记录发表于2000年10月2日《中时》50周年社庆的专文中。这篇文章等于总结了余纪忠的一生对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富强的坚定信念，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刚进入《中时》的工作体验

以上叙述，我身在《中时》，目睹其过程，其余则参考2003年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余纪忠先生纪念集》中的图文数据，尤其是《中时》前辈和同仁回忆文章整编而成。最后，我要谈一下自己的《时报》经历。
　　1983年底，我经过《中时》记者杨喜汉先生的推荐进入报社工作。当时需要一个记者跑涉外新闻，要下面推荐，结果听说有五个人选，其中包括两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我最年轻，学历最低，只有大学毕业，他们最后却挑中了我，原因是什么？我不清楚，大概只是凭感觉。事后我才体会，《中时》用人向来如此，不在乎年纪和学历，只在意实际表现。不过在当时的新闻环境中，“表现”跟“惹祸”往往是同义词。没多久，我写了一篇故宫博物院因管理不善导致国宝受损的新闻。由于我毕业后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馆担任了一年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导游，每天要带着访客走一两趟，对各展览室大体上是熟悉的，我发现漆器展室的一个木制展台质材不良，访客踏上去后会震动，导致台上镜框里的一座漆器观音像也跟着晃动。那尊像的颈部原来有一道小小的裂痕，由于我每天都要向访客介绍这件漆器国宝，因此清楚地看见由于长期异动，观音颈部的裂痕逐渐扩大。我把这种现象向上报告，结果根本没人听，遑论采取行动改善；现在，我以《中时》记者的身份来向公众宣告此事，这样他们总该听到吧！于是，我安排了摄影记者拍了照片，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趁星期日总编辑不在，旁人代班不注意的情况下发稿，隔天刊出了三版整版的报导，图文并茂，直指故宫展览室设计不当导致国宝受损，引起了社会强烈的震撼。故宫第一时间本能地否认，更重要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秦孝仪，国民党党史会主任，过去蒋介石的文胆，蒋介石遗嘱的撰写人，位高权重。他看到报导后第一个念头不是力图改善，而是怀疑国民党高层里有一个对他施行政治打击的阴谋，要求余纪忠给个交待。这种反应方式远远超过了我们年轻人的想象，这只是一个年轻的记者基于正义感报导的一件国宝受损的新闻，希望唤起大众的注意，以阻止错误继续下去。他们的心思比我们复杂得多了，接下来余先生面对了庞大的压力，还安排一名同事写了一篇关于故宫的正面报导。
　　这件事刚过没多长，我又出了一个状况。我写了一篇特稿，报导一些台湾女孩只为了学英文跟西方男人滥交，这篇文章其实是鼓励中国人要摆脱自卑心理，自立自强，读者反应相当正面，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美国驻台机构）台北办事处副主任的夫人是台湾人，她却认为我在影射她们这些嫁给美国官员的台湾女性，于是竟然使用了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式信纸，写了一封信漫骂我，文词不堪入目，还影印了一堆到处寄发。由于她仗着美国人的势，台湾相关单位竟然一时六神无主，压力自然转到报社这头。这两件事上面完全没有找我谈。没多久，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在报社门口碰到余先生，他只简单地问了我“几岁？”“哪里毕业？”大概在想这个新来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是什么个情况？我开始感到《中时》能够从一个小竹篱笆间在艰困的政治财务环境下发展成报业王国，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是很有骨气的，这种精神魅力吸引了大批有才干的青年，敢言直言，朝气蓬勃。几十年来，一支又一支的“好笔”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挥霍青春的岁月

在这种工作气氛下，一年后我的心开始变大了。我写了一篇报告分析现在国际新闻都是欧美通讯社提供的，不免带着西方人的利益和观点。我们应该直接派人出去，针对重大国际事件写出代表中国人观点的新闻报导，我愿意先做一个尝试。我想，余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大概想这个年轻人的口气好大，不过这跟他当年向胡宗南请缨投入爱国事业的壮志又有何不同？几个月后，他批准了我的报告。我就展开了毕生第一次的国际新闻采访之旅，先由新加坡飞以色列，再由以色列跨过大西洋飞到尼加拉瓜。回来后我发表了十篇关于以色别和尼加拉瓜的战地报导，此后我彷佛胃口大开，不能再安于小小的办公室。于是再隔一年，我辞去工作，借了一笔钱，展开了半年的世界之旅。这年我26岁，觉得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画出第一道彩红。几个月间，我像是拉美魔幻写实小说里的人物，一下子在马尼拉的贫民窟边，看着高举红旗的示威抗议的人群；一下子又在埃及的小旅店，听着清晨清真寺悠扬的祷告声；又一下子在俄塞俄比亚中部的山丘，遥望尼罗河如一条银带向地平线流去；再一下子在马德里的迪斯科舞厅里，随着强烈节奏的声音和光影，扭动着自己的身驱，挥霍青春的岁月。这正是我梦想的浪迹天涯的日子，可以自豪地告诉下一代我曾经享受过年轻。
　　回到台湾后，透过朋友的介绍，我到影视大亨邱复生先生那边当他的特别助理。邱先生后来在两岸影视界很有影响力，他制作得了国际大奖的《悲情城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电影。如果我持续待在他那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不过半年后，《中时》采访主任王健壮打电话给我，说余先生要办一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的国际新闻杂志，希望我回去工作，还说去年同意我辞职是让我到外面“磨练磨练”。看来余先生用人真有心，眼光放那么远，而且摸透了每一个人的性格，所以能知人善用。事实上，我很高兴他找我回去，更高兴他采纳了我的建议，办一份中国人自己采访制作的国际新闻周刊。我在这份杂志待了一年，随后又到马尼拉和新加坡待了两年，期间走过好几个打内战的国家，包括菲律宾、柬埔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秘鲁等地。我写过许多篇战地报导，被认为是台湾有代表性的战地记者。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一些战地报导的书，强调“我来自战场”，描述亲临战场所见所闻，追求中国人的视野。大约20年前，我们在台湾就开始做这样的事，一直到我因采访受到重伤，几乎丢掉性命，最后被用担架抬回来，工作的角色才被迫调整。

二十多年前最早的一幕

住院时，余先生来看过我好几次，长年的经验使得他一直相信，有人刻意要“做掉”我，我跟他说不可能，因为我没那么重要。无论如何，这样的经历使得我和《中时》以及余先生结下了生命的缘份。台湾新闻界说，徐宗懋是余纪忠的“爱将”，其实余纪忠的“爱将”何其之多！我认为他是我的前辈，是我学习的榜样 。由于健康的原因，我已不可能再去战地，写作方向转到对历史、社会、文化的探索。往后十年，我替报社制作了许多重要的独家专访和特别报导。民主化的台湾出现了其它的一些政治演变，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余老板”的中华民族主义的立场始终是“旗帜鲜明”的，而徐宗懋则是坚定的追随者。事实上，我跟他的关系远谈不上亲密，因为我天生有一种独行侠的个性，不喜欢做一份工作需要被老板随传随到。他让我做报社的副总主笔，负责写社论，但我却不会写社论，试写一篇后他就不勉强我了；他还叫我去开每周一的主笔室会议（大约有十名主笔，被视为报社主要的写手。），我不去，他说一定要去，于是我去了以后开始谈最近看的电影，他很喜欢看电影，一谈到这个话题自己就笑容绽开，淘淘不绝，结果主笔会议有时会变成电影发烧友会。这是我逃避枯燥主笔会议的小计谋。

图：91岁的余纪忠走在《中时》编辑室大办公室里，他被戏称为台北最年长的上班族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对余先生的精神是一大打击，在偌大的编辑部办公室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这确实是一种矛盾的心理，身为国民党自由派的他，长年追求民主政治，国民党被和平轮替意味着民主宪政重要的一页，国民党的下台等于是它追求的民主政治的成功，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余先生毕竟是老国民党员，他的民主梦想实现的同时却又若有所失。至于我自己，也到了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了。两岸长期隔离，使得台湾社会产生一些想法的变化，民主化让正确的声音得以出现，但也让似是而非的论调能够一时蒙蔽人心。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事，让民族正气更能抬头。文史是很重要的领域，我应该从这里全力去做。要离开工作这么多年的地方，难免几份茫然，但一旦想清楚下定决心，就不能瞻前顾后。
　　至于从哪一块文史领域入手？我并不太确定。那几年我无意间投入历史照片的收集和解读工作，觉得中国人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于是，我挑了一批国共内战期间东北战况的历史照片去见余先生，向他说明自己的心意。他对照片中的杜聿明凝视良久，那曾是50多年前在东北朝夕相处的长官。那位长官后来进了战犯管理所，而他却于晚年在南京风风光光地演讲，人生真是变化多端啊！我们最后一次碰面时，他只交待我：“要往下扎根！”还送了我一笔经费，连同退职金，外加宋楚瑜先生赞助一笔的款项，我全拿来买老照片和工作设备。这也是接下来这些年两岸读者得以和我分享这么多发人深省的老照片的原因。我希望能像余先生那样，在温和理性的风格下，协助扩大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水平。这个发展当然他己看不见了，不过他所播的种子正四处开花。《中时》出来的人都带有强烈拓荒的精神，他们创业成功比例是最高的。在台湾政治、财经、法律、文化等领域的杰出人士中，《中时》背景的人几乎是无所不在。2002年为了悼念余纪忠先生，我那些同门兄弟姊妹都已写过纪念文章，唯独我因心理上不愿意面对此一事实，至今尚未动笔。然而送师千里，终须一别，在《老照片》好友冯克力的力邀下，我终于写下这篇文章，并且面对了他最希望能了解他的想法的大陆读者。收笔时，脑中浮现的竟是二十多年前他在雨夜中问我几岁、哪里毕业的那一幕。
　　　　　　　　　　　　　　　　　　
　　　　　　　　　　　　　　　　　　　　　　　　　　　　　　　　　　　　　　　　　2007年11月16日于台北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