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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张闻天
1996-01-01 00:00:00 作者:何方 热度:7862℃ 收藏

从学习张闻天谈起
 
今年是张闻天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在1979年8月5日为他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说:“张闻天同志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叙述了张闻天光辉的一生和他对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后,邓小平号召全党学习张闻天。他说:“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我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对这一切有着深刻的体会。作为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的一名成员,我对张闻天也研究了很长时间,并且陆续写过一些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仍有两个问题使我感到困惑。一个是学习张闻天和现行体制有些矛盾;一个是党史界对张闻天重大史实的掩盖和改变,以致回避承认张闻天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
邓小平所作《悼词》,肯定了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他说,张闻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其他证实张闻天当过总书记的文献可说是举不胜举。但是自从1982年发现了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以后,在正统党史中就再不承认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了。因为“传达提纲”中说,张闻天只是会后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其实,这个“传达提纲”更大可能并不是传达提纲,倒像是陈云到莫斯科后,准备向共产国际作汇报前根据回忆写的汇报提纲草稿。而且大部分稿件失落(总共20页,保存下来的只有8页)。
从此以后,凡是谈及这段党史的书籍文章,只要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送审时必然改为负总责。为此,最了解张任总书记情况的夫人刘英,于1983年7月19日约我和张的秘书萧扬去见邓力群。可他不讲任何根据和理由,只是一再强调“要尊重陈云同志”。
正统党史不但回避承认张闻天的总书记,还埋没和转移了他的许多功绩和贡献,致使杨尚昆提出对张闻天有个“拨乱反正”问题。他在1997年对刘英的谈话中就带头对总书记问题作了“拨乱反正”,并公开发表。他说,“遵义会议后,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下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但是尽管有杨尚昆的“拨乱反正”和不少人二三十年的研究论证,都没能动摇正统党史坚持的说法。直到现在,遇到张任总书记还是被一律改为负总责。



图一:1954年5月摄于列宁格勒。左起:刘英、鄢仪贞、张闻天、何方、宋以敏。(冯理达 摄)


图二:1954年5月在列宁格勒。左起:张闻天、何方、刘英、宋以敏、鄢仪贞。(冯理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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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重大贡献
 
“文革”后,胡乔木也说过:“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了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杀。”对张闻天从整风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所以才有个“拨乱反正”问题。
我以为首先应该“拨乱反正”的是,在党和革命经历的三个转折时期,张闻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挽救了党和红军的遵义会议;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正统党史奠定基础的,是提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其实这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实际上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的领导地位,确立的倒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领导集体。这是因为,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起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张闻天被认为是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第二把手。张闻天经过几年的实践,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就已觉醒过来,同“左”倾教条主义宣告决裂,并同博古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由于有这样的地位和这样的觉悟,所以由他首先提出了召开会议和改变领导。正是在这点上,他和毛泽东、王稼祥达成了共识,形成了所谓的“中央队三人团”,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博古、李德的下台。所以《悼词》中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所作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样值得商榷。如果与会者都拥护毛泽东的领导,那大家会推选毛当总书记或起码做红军统帅。但结果却只是选举他为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助手。要说还有第二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人,那倒是周恩来。因为他是红军统帅,握有兵权。如果他不同意,遵义会议也开不成。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也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实现的。它的标志就是瓦窑堡会议。这是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前方指挥打仗而缺席的情况下,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他起草的具有战略转变意义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替毛泽东草拟的抗日救国宣言,都得到毛周的“完全同意”。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无论对整个中华民族还是对我们党,都是历史一大转折,关系到民族和党的存亡。由于事出突然,张闻天在第二天就召开了讨论对策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要求罢免蒋介石,交国人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后来在15日发表的由他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还公开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从张闻天会上的发言看,他是不同意毛的意见的。他不但在通篇发言中没提到反蒋除蒋审蒋的话,反而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正统”。最后归结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经过六天的观察和研究,特别是周恩来赴西安了解情况和提出建议,使中央在12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当张学良被扣押,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还秘密赶赴西安,会同周恩来、博古等就地商讨对策。在我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内战得以停止,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可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拯救了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否则,不但国家面临危亡,我党中央和红军也将无处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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