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上午10时许，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厅中央静卧着面容安详、傲骨铮铮的鲁迅先生遗体，周围摆满了素白的花圈。哀乐声中，前来瞻仰遗容的宾客鞠躬如仪。这时进来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吊唁有礼，向治丧委员会送上一幅“文章千古”挽幛，落款是“愚兄抑卮敬挽”。在场文学艺术界的泰斗、后生不免窃窃私语：“抑卮是什么人，没有听说过啊！”有人在旁边答腔说：“蒋抑卮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据说在上海滩还是一位挺有名气的银行家。”“他怎么会和鲁迅认识的……”
　　说来话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列强侵凌中国，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烈震撼着年轻的钱塘学子蒋抑卮。1902年金秋10月，蒋抑卮东渡日本，打算自费进入东京武备学堂。
　　据1903年春《浙江潮》第三期刊载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的《癸卯三月调查》：“蒋林，抑卮，29（岁），杭州（府）钱塘（县），光绪二十八年9月，自费，预备入校。”又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载：1902年11月蒋抑卮与周树人、许寿裳等浙江籍留日学及侨居、游学于日本东京者一百多人共同组成浙江同乡会，并商议出版《浙江潮》。鲁迅幼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5月改名周树人；1902年3月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两江总督派往日本留学，一开始进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鲁迅”是他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许寿裳这时正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潮》创刊伊始，资金短缺，蒋抑卮主动出资一百元协助出版。鲁迅为刊物撰稿，许曾担任主编。以此为契，三人往来日益频繁，友谊遂深。蒋抑卮初愿是进入成城陆军预备学堂，但当时日本文部省规定自费生不得学军事，蒋也考虑到自己身体比较羸弱，乃改学经济。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卒业，志愿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6月1日在东京用日文填写《入学志愿书》及《学业履历书》。从这两份极其珍贵的文件照片（注：原件在日本仙台）上，可以发现鲁迅在自署“周树人”签名下都钤印着“抑卮”两字的腰圆形名章。据查证，这枚印信是抑卮先生终年随身携带之物，以后从事银行、商务活动，涉及文书、款项往来，均用此章。鲁迅在日本举目无亲，用此印章很可能表示抑卮先生可作自己的担保人。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与抑卮之间的相互信任。
　　8月，鲁迅在仙台参加入学仪式，10月8日再次作书遥寄已回国的蒋抑卮。书云：“前尝由江户（即东京）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蒋抑卮因耳疾辍学回国，从这封信的日期推测蒋回国时间当在1904年7月前后的暑假期间。行文中间有“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结尾复又点出“秋气萧萧，至祈摄卫，倘有余晷，乞时赐教言。”道出了鲁迅在“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之际对抑卮先生的思念。此信的发现，人们得以第一次看到青年鲁迅强烈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和对旧医学教育的厌恶。鲁迅在信中向蒋抑厄倾吐了读《黑奴吁天录》后的感受：“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和炽烈的爱国情怀。在提到与日本青年接触后的看法，鲁迅写道：“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当时来访的日本同学虽不在少数，由于受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不少人趾高气扬，因此鲁迅讽刺他们为“阿利安人”，“懒与酬对”。话要说回来，鲁迅对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却是十分敬重的。鲁迅学习各科知识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但总认为“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对旧教学方法的鞭挞可谓入木三分。两年后，鲁迅舍医从文，这封信中已见端倪。鲁迅早年留居日本达七年之久，往来书信，至今只发现这一封，弥足珍贵。1976年春节过后，抑卮先生的哲嗣蒋世显专程去北京，将此信原件随同三幅照片面交周海婴（今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该信不仅是至今发现最早的一封鲁迅亲笔信，也是研究鲁迅早年思想追求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1976年6月5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此信，题为《鲁迅仙台书简（1904年8月29日）》。研究者认为，青年鲁迅对祖国虽处逆境，然日后定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念是十分强烈的。《鲁迅书信集》出版时将它作为开卷第一篇，更让人们一开始就接触到青年鲁迅的内心世界。

1、1909年，蒋抑卮在日本治病期间，与鲁迅、许寿裳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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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抑卮回国后，适逢以汤寿潜为首的浙江士绅坚决反对清政府向英商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事发。1905年7月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汤任总（经）理，招股集资。随着两千三百万元实收股金的不断增加，保管运作已非一般钱庄所能胜任，蒋抑卮的长兄与汤有姻亲之谊，抑卮乃建议开办银行，兼取“内顾路本，外保商市”之利。1907年10月，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正式营业，资金一百万元。从此，抑卮先生作为蒋氏家族的代表，成了浙江兴业银行最大的股份持有者，全身心地投入浙兴的运作。蒋抑卮幼年受旧学熏陶较深，一度锐意学问，潜心研究汉古文字学，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因此在日本期间，和鲁迅、许寿裳、周作人等都十分谈得来。另一方面，蒋又喜欢搜求古籍，家中藏书颇丰，曾为鲁迅提供珍贵的古籍版本作学术研究的参考。这些因素对保持双方的友谊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鲁迅志愿学医，拿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谁知两年后，1906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电影中看到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刀斩中国人的凶残场面。而围观者却是神情麻木的同胞，这一下彻底打破了他学医的梦想，认为“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也就是提倡“善于改变人们精神”，唤起人们觉悟的新文艺运动。于是，他毅然“弃了学籍”来到东京，着手创办《新生》杂志。1908年，鲁迅住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里（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7号），同住的有许寿裳、周作人共五人，称“伍舍”。后来搬到西片町十番地丙字19号。1909年初蒋抑卮耳疾复发，由夫人孔继莼女士陪同再去日本东京就医，一开始就挤在鲁迅他们的宿舍里，后来许寿裳在西片町10号找到一处新居，蒋氏夫妇才搬了过去。蒋抑卮除住院割治耳疾外，几乎每天都去鲁迅那里聊天。闲谈之中，蒋知道鲁迅正在翻译国外短篇小说，内容主要是反映欧洲一些弱小国家被压迫民族的生活和抗争以及俄国沙皇的罪恶统治，但苦于出版资金没有着落。抑卮先生当即慷慨解囊，垫出一百元，于1909年2月促成第一册《域外小说集》出版，印数一千本。同年6月，蒋再垫付五十元，《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五百本也得以顺利付梓。这两本书在东京是放在群益书社里寄售的，在国内则由蒋家开在上海的广昌隆绸庄代为销售。1963年唐弢先生在《书话》中提到《域外小说集》一文说：“直到1909年得到蒋抑卮的帮助，在东京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总算实现了《新生》的一部分计划。”至于这两本集子最后的命运，说来令人不信，除去卖出一小部分，送人一部分，其余的都存放在杭州蒋广昌绸庄的店堂里和蒋抑卮在上海市范园寓所后面的凡将草堂藏书楼里，算得上是轶事一桩了。这期间，鲁迅和许寿裳常去医院看望抑卮先生，先后留下了三张十分珍贵的纪念照片，其中医院病榻前的一张，原照是贴在印有“东京神田”“江木”照像馆字样的硬卡上，除了病人和着白衣的医生、护士，居中坐着的妇女是孔继莼女士，左侧着深色学生服的是许寿裳，右侧着深色和服的是鲁迅。这三张照片和它的复制件今己分别珍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中。
　　 鲁迅于1909年8月返回杭州，1910年7月应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之请，回到故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兼博物学与生理卫生学教员。抑卮先生亦于1909年夏回国，寓居上海，奔走于杭州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和上海、汉口分行之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5日杭州光复。当时鲁迅在绍兴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安定人心；而抑卮先生则出私产、筹贷款，千方百计应付杭州浙兴总行和上海分行人潮涌动的挤兑场面，维护了银行的信誉，稳定了人心。浙江兴业银行作为国内民族资本的首家商业银行从此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经过这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风暴的洗礼，鲁迅和蒋抑卮一生事业的分野已呈露无遗。随后，鲁迅先生逐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而蒋抑卮则与叶揆初联手，推动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改革，坚决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止付”的命令，在上海银行界崭露头角，成为一位有实力、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两人之间仍长期保留着深厚的私人友谊，这可以从鲁迅的日记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2、1909年，蒋抑卮（后排左三）与鲁迅、许寿裳等人在东京。

 

　　综观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可以1927年“四一二”事变为界，这之前，他们以浙江故土的乡情、异国留学的友情和对汉古文学切磋探讨的热情为纽带，建立了长期的交往。1927年以后，随着形势的转变和政治斗争的尖锐残酷，双方思想追求的差别愈来愈大，私人感情也就愈来愈疏远，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私人情结演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