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苗海南（1904—1966），是共和国初期山东省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之一。他走得匆忙，只给我们留下了诚实、守信、善良、忠实的精神财富；而我们对他的纪念和回报却少之又少，就是照片也只收集到有数的几张，都是靠热心朋友和亲人的帮助。前几张照片的由来已分别在《老照片》第四辑和第五十七辑中叙述。感谢《老照片》给了我抒怀往事的平台。
　　前些天，我的外甥（大姐淑静的儿子）来看我，带来了一张父亲的照片（图1）。这是父亲1964年在青岛中山公园拍摄的，寄给了我大姐。我大姐淑静一家同样在“文革”中经历过磨难，照片被大姐夹在一本书中才得以保留下来，后被外甥收藏至今。外甥知道我们都期望收集到父辈的资料，于是翻印了一张送来。上世纪60年代，父亲一改过去仅是夏天去青岛避暑的习惯，多居住于青岛。这期间，他拍过不少照片，我和二姐淑芝都有父亲那时的照片，但都没能保存下来。
　　父亲是祖父母的小儿子，听长辈们说，父亲刚出生时不会哭叫，祖父母认为活不了。当时家里正忙于给大伯父娶亲，把父亲包好放到磨房里，想等喜事过后再说。心疼小弟弟的姑母把父亲捡回来暖在怀里，竟为父亲捡回了一条命。由此，祖母和全家对父亲更加痛惜。我的大姐苗淑静（1924—1986）是父母的长女，祖母及姑母等长辈对她自然也是格外疼爱。
　　大姐淑静秀丽端庄，文雅大方。听母亲说，在老家时邻居常夸大姐的皮肤像刚剥出的鸡蛋青般细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后来哥哥们接连出生，大姐对弟弟们很关心照顾，哥哥们对她也是格外敬重。
　　大姐自小聪慧懂事，学业优秀，父亲常用英语与她对话，激励她努力学习。图2是大姐在“懿范”读高中时的留影，当时她约十五六岁。照片上的大姐显得有些拘谨，哥哥们说，照片上的她不如本人好看，可能是拍照时有点紧张所致。大姐上中学时住校，父亲有空会去学校看望（这在当时的父亲中，并不多见），而哥哥们从未受此待遇。那时父亲身着笔挺的西装，显得气度不凡，大姐的同学都很羡慕她。受父亲较早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大姐年轻时也向往民主和进步，常说起进步学生闹学潮的事。父亲鼓励姐姐好好读书，要供她上大学并像父亲那样出国留学。不过在那个年代，父亲虽崇尚民主，重视西学，但大家庭中仍是遵循旧式家风，家中由二伯父当家。二伯父是我家创业成功的带头人，培养了他的胞弟（我的父亲）和我辈子侄，在家中是说一不二的家长。尽管大姐不愿较早出嫁，想走求学独立发展之路，尽管父亲早已承诺并支持女儿，大姐还是在哭闹无望之后，遵从长辈的安排嫁于张家。父亲一直对大姐心存歉疚，比对其他儿女更关心，更爱护。
　　大姐的婆家也是当时济南的名门，其公爹张凤箫是洋务出身，先在济南经商，后去青岛颐中烟草公司（英资烟草公司，现青岛卷烟厂之前身）任总经理。大姐夫是独子，张家娶到大姐这位家教严格、品貌俱佳的儿媳，也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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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婚后过了几年安生日子，图3是大姐初入张家时在济南德仁里张宅门前的留影。大姐十八岁出嫁，照片应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照的。
　　知书达理的大姐，深得公婆的喜爱和看重。不久，大姐就开始主持家务，且料理得十分得体，博得张家亲友的赞扬和敬重。
　　大姐育有五个子女，三子二女。图4约摄于1947年前后，是她与大女儿克萍（五个孩子中的老二）和二女儿克燕（老三）的合影。克萍如今已六十三岁，克燕也已六十一岁了。时光流逝，大姐被子女、家事拖累，不但没能实现继续求学的愿望，就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机会也只能放弃。解放初期，国家需要大批人材，连高小毕业者也被当作有知识之人使用。高中肄业的大姐一旦参加工作，定会有所进步，有一个较好的未来。但是，五个孩子相继出生，加上张家屡遭变故，导致大姐的梦终于幻灭。公公作为外国公司的经理有“里通外国”之嫌，丈夫又被错划为右派，大姐遭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大姐随婆家迁居青岛十几年后的1950年代末，父亲看到患严重哮喘病的大姐不适应青岛的气候，遂将她接回济南调治。后来，大姐的子女也相继来济南生活。记得当年大姐经常犯病，严重时，父亲亲自驱车将她送往医院，并拜托他的老朋友——省立二院的老专家给予治疗。大姐病重时，连过年都回不了家，父亲托朋友从香港求购特效药，以求把大姐的病医好。
　　大姐是我家兄妹中素质最好、而一生最不顺心的。我家其他兄妹六人皆读完大学，分别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姐的五个子女，对大姐付出了作为儿女所能做到的一切，令人感动。我们兄妹也始终记住父母的嘱托，从精神和经济上对大姐尽力予以帮助。手足之情深厚，至今我们仍时时想念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过早地追寻父亲而去的大姐（和父亲一样，她也只活了六十二岁）。
　　大姐在大家庭中特别懂得身体力行，她继承了父亲心地善良的品性，无论什么时候，事事先替别人着想，比如求父亲为家庭困难同学的家长荐职、体谅家中的帮佣……大姐帮助困难同学从不求回报，因此交了很多知心朋友。大姐初中读的是济南真光女中，高中读的是当时最有名的懿范中学。解放后，她积极参加街道工作，义务为扫盲班服务。大姐曾有几次出去工作的机会，都因家务的拖累和身体欠佳不得不放弃。
　　1966年初，山东省人委、政协举行例会。父亲从青岛来济南参会，住在国际旅行社。开会间隙，我去看望了父亲，父亲和我谈了些家常话，关心我的工作情况，鼓励我进步。我和父亲约定第三天再来看他，但那天单位要政治学习，我没能请下假。当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时，他非常理解地说：工作重要，学习要紧。
　　不曾想到，1966年初与父亲的见面，竟是我们父女的诀别。这一年，哥哥姐姐们都没有机会见到父亲。最小的我和长我两岁的二姐淑芝（1964年毕业于原华东纺织工学院，后留上海工作），是父亲晚年的精神慰藉。父亲比较喜欢女儿，他晚年给我和二姐写了很多信，寄了很多照片。信我尚存几封，照片却没能保存下来。当时在济南居住的大姐，得知父亲来济的信息后，深为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