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后的三十年，两岸高度敌对，台湾社会意识形态挂帅，跟对岸亲友的关系彻底中断，然而亲情人伦乃人之天性。从大陆播迁到台湾的官员和百姓，离乡多年，对大陆故土思念异常，但又不能胡乱打听，以免招嫌。尽管如此，一些高级官员仍然利用职务之便，以掌握敌情为借口，直接透过情治首长，了解昔日好友近况。

　　1965年，台湾省“主席”黄杰托友人转达调查局局长沈之岳，希望能了解旧识郑洞国在大陆的情况。奉命打听的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汇整情报后，亲笔复函：

 

　　致一吾兄勋鉴，前承转达达公（编按：黄杰字达云）交查有关郑逆洞国情况，兹择要说明如下：

 

　　以上就是黄杰托人转达情治首长探听郑洞国近况所得到的复函，内容没有任何真正第一手的数据，唯一的近身描述是多年来由来港大陆友人处间接听来的，基本上只是郑洞国对台统战活动的汇编。这些信息完全可以从大陆公开出版的报章中获得，更何况郑洞国很多谈话本来就是希望给在台湾的旧识听的；尽管如此，黄杰对这些基本资料仍然会感兴趣。复函中凡提到郑洞国，沈之岳通篇都是“逆”、“伪”、“匪”的冠词。但黄杰似乎仍能从这样的描述中里，满足对老友的思念。那些“逆”、“伪”、“匪”的字眼，在那个年代、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听来有如充满关爱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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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杰，湖南长沙人，黄埔第一期毕业，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1933年任第二师长，参与长城抗战。郑洞国，湖南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东征、北伐，长城抗战时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为黄杰的黄埔同期同学，也是黄杰的麾下。长城抗战时期，第二师奉命接替第二十五师，负责防守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等地防务，与日军血战五日，阵亡官兵多达三千余人。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正派中央军与日军的第一次血战，震惊中外，也是日军首次体会到中国新式军队的强悍。黄杰晚年在台湾写回忆录，对此着墨甚多，尤其对丧命南天门下的国军忠魂语多感伤。至于担任第四旅旅长的郑洞国，率部冲锋陷阵，炮火中，黄杰与郑洞国自然结下生死缘。抗战爆发后，黄杰任第八军军长，参与淞沪战役。郑洞国则在黄杰的保荐下，先后接替黄杰的第二师师长以及第八军军长职务。此后两人军旅生涯，各有千秋。1943年郑洞国任驻印新一军军长，回国后升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黄杰则于1944年9月出任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著名的龙陵、腾冲战役。这场远征军与日军在中缅边界的大战，近年已成为抗战史的显学，也是黄杰军旅生涯的高峰。

　　国共内战时期，郑洞国赴东北任杜聿明的副手，与共产党军队征战两年余，于1948年10月以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的身份，率十万国军官兵向围困长春的解放军投降。至于黄杰，抗战胜利后远离权力核心，负责国军官兵的退役辅导工作。三大战役期间，黄杰远在湖南，守华中一线，蒋介石下野后，黄杰几次赴浙江奉化溪口，当面聆训。1949年４月渡江战役后，黄杰所部在解放军大包抄的战略下，一路溃败南逃，最后率三万余残部进入越南，在富国岛苦候，有“海上苏武”之称，三年后在国际协调下，始携官兵和眷属前去台湾。

　　短短几年间，黄杰与郑洞国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黄杰披星戴月，历经艰辛，辗转来台。在国民党将领纷纷倒戈的浪潮中，黄杰的“忠贞”深获蒋介石的赏识，一路拔擢，从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台湾省“主席”到“国防部长”，平步青云，备受信任。担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期间，黄杰对异议分子手握生杀大权，毫不手软，反共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至于郑洞国，长春兵败后，只能步其他投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尘，投入对台湾统战的工作，以乡情和同袍之谊，号召赴台的国民党官兵，脱离“蒋帮魔掌”，起义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