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所阅读的图书中，最让我珍视和欣慰，读后又让我止不住流泪和伤感的，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编著的《唯有赤子心》这本图册（新华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它是为纪念“文革”受难者——我国杰出话剧女导演孙维世诞辰九十一周年而编辑出版，由几位80后的年轻人完成的。他们不但与这位戏剧前辈从未谋面，而且相距不止一个时代。而慷慨出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和纪念活动的，又不是文化戏剧界的当权者，而是大庆油田一群爱戴孙维世的老职工。
图册的主编颜榴是一位80后的年轻女学者。她为图册写了一篇动人的《后记》。一个女编辑曾问她：“为什么现在把孙维世提出来呢？”她反问：为什么一群80后的青年编辑们每次去采访古稀之年的国话老人们时，总会被他们“激动萦怀”的热情所感染，被这位已故艺术家的精神人格和艺术风采强烈震撼呢？
当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把目光投向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不但去认识这个人物的历史价值和她对于新中国话剧事业的重大贡献，而且悲恸于她的死亡。这就显示了这本书和这个纪念活动的特殊意义。

图1 摄于1920年代初。前排坐地者左起：孙泱、孙维世、黄嵩生；中排坐椅者左起：任锐、任馥坤、黄志烜；中排怀抱者左起：孙济世、黄连生、黄直生；后排站立者左起：孙炳文、任载坤、任焕坤。

几位年轻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采访，广泛地发掘散佚的历史资料，寻找历史图片和舞台剧照，收集有限的研究文稿，终于完成了这本厚重的纪念图册。这里包括了“孙维世的生平”（她的四十七年短暂的生命史）、“她导演的十三部代表作品的评介”、“十六位与她合作过或受益于她的老艺术家的访谈录”、“五位老演员对她的导演艺术的感悟”和七篇老演员的回忆录，抒写着对她的艺术精神的崇仰和深挚的怀念。
在这些文字中，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是孙维世的小姨——九十二岁的“革命老人”任均的那篇访谈录。她讲述了人所不知的1966年血雨腥风的冬夜，孙维世三次仓皇地跑进她家的情景。最后的那个寒夜，是丈夫金山被抓走后，她溜出来，用大围巾遮住了脸，帽檐压得很低，她进来后立即把门掩上，掀开帽子，小姨大吃了一惊，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美丽的维世不见了！”但她万想不到，这次相见，竟是维世同她的诀别，这以后，她永远地消失了。

图2 1935年摄于上海。左起：任锐、孙维世、任均。

还有两节文字是“生平”中记录的“1968年3月1日”（这一天，孙维世被捕）和“1968年10月14日”（这一天，她惨死于监狱）。这两个日子，将深深地刻下一个高贵生命被残害的印迹。
这样，《图册》就不但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内容和感人的人生内容，更具有了撼人心魂的历史批判力量。
2012年12月26日上午，国家话剧院召开了一个题为“继承维世精神、弘扬国话传统”的研讨会。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会，因为没有一位当今显赫的人物到场，也就省却了一些仪式。除了剧院的一两位负责人外，一半是白发苍苍的熟识孙维世的老剧人，另一半是辛辛苦苦从大庆赶来的油田老职工，以及孙维世留在人世的一个养女。会议仍然由女青年颜榴主持。这个会没有官场客套，凝结着每一位到会者内心的至诚之情，使我感动和难忘。
当我走进会场，第一眼就看到矗立着的孙维世的一张大照片。我像又见到了她，听到了她的笑声，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日子。我对周围的朋友们说：你们听见过她的笑声吗？那是只有孙维世才有的笑，只有一个心灵坦荡和纯洁的人才有的笑。她的笑声是那么爽朗、那么响亮、那么富有感染力，老远就能听到。那时她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人们要找她，只要听到了笑声，就知道她在哪里。

图3 1940年代初，孙维世与张梅在苏联的合影。

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东单三条她的宿舍里时，在她的五屉柜上，看到小镜框里的一张照片，是她和毛主席在红场的雪地上，嬉笑着，互相扔雪球的快乐场景。她告诉我，这是1949年12月她随毛主席访苏时拍摄的，她那时担任主席的翻译。我，一个青年，看着照片上领袖那么喜爱她，顿时肃然起敬。
在我这一代人的心中，孙维世不是一般的戏剧家，她首先是一位忠诚的“党的女儿”、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一位高贵的“红色公主”。她是大革命时代的烈士孙炳文的遗孤，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她的母亲、小姨、兄妹，全家献身革命，都是老党员。1939年春，她陪伴邓颖超护送周恩来赴苏疗伤，1940年，党中央批准她留在苏联学习。这以后，她在苏联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同时也接受了苏联国立戏剧学院五年正规的戏剧教育，成为一位真正的“红色戏剧专家”。1946年她返回延安，参加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1949年初，她和战友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扭着秧歌进了北平城。北平市民们第一次看到的解放区的民间戏剧，就是她导演的一出只有两个角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观众是那么惊喜。
接着就迎来了开创新中国和全面学习苏联的火热时代。戏剧从农村进了大城市；战争时期的宣传队式的演剧活动变为剧场的正规化演出；文工团发展为艺术剧院，宣传员们接受表演和导演专业的培训。借鉴苏联的经验，学习苏联的理论，直至照搬苏联的模式，成为这个时期戏剧的热潮和主要特征。从苏联回来的孙维世，意气风发，具有着最优越的条件，理所当然地成为创造戏剧新时代的领军人物。她的艺术生命闪耀着美丽的光彩。 #p#分页标题#e#
1950年9月，孙维世导演的第一部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演出。著名演员金山在她的指导下，认真而刻苦地学习和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成功地创造了保尔的富有感召力的英雄形象。那优美而又大气、浪漫而又写实的演剧风格，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昂扬精神，使中国话剧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气象。我那时还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看了这场演出，热情澎湃，握起笔来写了一篇剧评，刊登在《光明日报》上。记得我当时赞扬孙维世不仅把先进的现实主义演剧方法带到了中国，同时也把苏联文学特有的革命理想的种子传播到了刚刚解放的中国大地。金山扮演的保尔，成为中国青年仿效的榜样。

图4 1940年代，孙维世与马海德夫人苏菲（左）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