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为了给父亲（陈同生）编一本纪念文集，我整理了母亲留下的旧相册和父亲留下的残稿。旧相册中有些照片下面，有母亲按照自己的记忆写下的时间、地点和人名，有些则没有。
由于这些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文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的，我只能按照母亲的只言片语，慢慢地追忆这些照片中的往事。
为了辨认照片上的人，我把所有的照片都复制了几份，带着到父母的老战友家里，请他们帮着看，以便为照片写下详细的说明文字。这种拜访，令人高兴。那些叔叔阿姨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非常惊喜，会情不自禁地讲述起那些照片拍摄时的故事。每逢拜访结束告别时，我都会把带去的照片留下。
本文说到的这一张照片很小，只有135相机拍摄的照片底片一样大。照片下面母亲写着“陈同生、刘晓、顾准，1946年1月摄于清江”。
清江就是江苏淮阴，当时是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从照片上看，刘晓和父亲的军装颜色和式样不完全一样。刘晓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半了，估计他穿的是八路军的军装，父亲穿的是新四军的军装，顾准穿着一件棉袍子。
在我看到这张照片以前，早从父亲的老战友口中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刘晓和顾准的名字。我还看过顾准的传记，知道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虽然我小时候在上海见过他，但是时间太长了，早就不记得了。
发现这张照片以后，我辗转找到顾准的儿子高粱，请他来辨认一下照片上那个穿长袍的人是不是他父亲。高粱看后说，那个穿长袍的人确实是他的父亲，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他父亲一辈子也没有留下几张照片。我当即把几张复制好的照片交给高粱，请他转交他的兄弟姐妹。
这张照片不知是谁拍摄的，但是却记录了刘晓、顾准和我父亲三个人的一次短暂的相聚。

1946年春，父亲（左）与刘晓（中）、顾准（右）摄于清江。

刘晓是1944年8月去延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刘晓的大名为大家所熟悉，是因为他当过八年的中国驻苏联的大使。那正是赫鲁晓夫执政的时期，中苏两党展开了大论战。“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全国家喻户晓，然而这个驻苏大使却很不好当。但是刘晓的另一个身份却不大为人所知，即他曾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当年，国民党特务为了抓住“刘晓”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顾准是1944年5月到延安的，在中央党校帮助搞了三个月会计工作。由于他精通会计专业和财经工作，和陈云一见如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所见略同。顾准是财会方面的专家，陈云很想把他留下，但是刘晓坚决不同意。后来，陈云办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会计干部训练班，请顾准任教，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财政干部。学员都是有会计工作经验的同志，这样的培训对于提高他们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刘晓和顾准一起从延安来到了苏中，任务是要回到上海去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只是路过，但是华中分局的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曾山同志看中了顾准，一定要留他在苏皖边区政府工作。尽管刘晓不愿意，但是曾山是组织部长，在干部调动的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他们从延安到苏中走了几个月，行程两千多里，眼看就要到上海了。刘晓却只能忍痛割爱，让顾准留在了苏中。
刘晓即将离开苏中前，父亲去看他。两人聊得很畅快。他们想到革命胜利已经越来越临近了，都很兴奋。父亲对刘晓说，你的行李检查了吗？不该带的东西最好别带，上海可不像在这里，路上也可能被搜查。
刘晓说，你要是不放心，就帮我再看一下！也许是因为父亲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到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曾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央特科”的成员，所以刘晓才会这样说。
父亲打开刘晓的行李，一件一件仔细看。突然看见一双漂亮的银筷子，觉得奇怪，战争年代怎么还会随身带着这种宝贝？刘晓对父亲说，这是罗（炳辉）师长送的，这么多年一直随身带着。
父亲拿起来欣赏，发现一根筷子上刻了一个“刘”字，另一根筷子上刻了一个“晓”字。父亲说，你是在延安刻上去的吧？现在要去上海，人家抓你还抓不到，我看你还是把这两个字磨掉吧！哪天被搜查出来，要惹出大麻烦的。
父亲的话提醒了刘晓。他说，那就送给你吧！以后，父亲的文具盒里就多了一双筷子，行军时他总是自己背着。他曾想等到革命胜利了，把筷子还给刘晓。
解放初期，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后来，刘晓当了驻苏大使，两人没有了见面的机会。时间长了，筷子的事就被忘了。直到“文革”中，父亲被审查，我们的家也被抄了。父亲担心自己再也无法保存下去了，将那双银筷子交给了罗炳辉师长的儿子。
曾山把顾准留在苏中当然是要委以重任的，那就是经营“党产”。今天的人听着“党产”这个词可能有点奇怪。事情是这样的，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起下达了国共停战令。此后要成立联合政府，国共两党的活动经费都必须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
那时共产党实行的是供给制，党员只有很少的津贴，没有个人收入，缴纳的党费也很少。原来支持中共活动的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今后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只有靠自身的经济活动来解决。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华中分局和华中各地的机关纷纷建立起经营性的公司。虽然这类公司和普通的私营公司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以私人名义注册开办的，但是投入的资金却是由各个根据地的政府直接下拨的。公司不仅可以调动相当大的资金，还可以利用地下党的各种关系网进行内外贸的生意。这类经营性公司在中共党内称为“党产”。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严格归党组织所有。由于交易额很大，有些生意还不能走明账，所以经营者不但要有能力，懂经营，而且必须是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人。
顾准被任命为华中分局的财委委员，参加了华中财委的领导班子。华中财委的其他委员有：汪道涵、陈国栋、孙冶方、李人俊等。经过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的批准，华中财委指定顾准统一负责华中分局的“党产”工作，并兼任其中规模最大的利丰棉业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
这个利丰棉业公司也是华中分局主管“党产”的总机构。1946年春节后，利丰公司正式开业。开业那天张灯结彩，顾准身穿长袍，接受苏中各方士绅的祝贺。此事汇报到了党中央，延安的新闻机构还专门发了一条消息：“进步绅商创办了一家利丰棉业公司”。
苏中是产棉区，利丰公司开始是收购棉花，后来扩大到了棉纱和布匹，生意越做越大。不久又利用上海地下党的关系，把生意做到了上海。
在顾准的指导下，“党产”经营十分红火，继而又开了淮通盐号，专做苏北到上海的盐业和土产生意。接着一家一家公司开起来，鸿济外贸公司、大成贸易公司、上海经济办事处……
最令人感叹的是，这些经营“党产”的大老板，虽说在外人眼中个个腰缠万贯，却将所获利润全部上交。为了省几个钱，他们自己在家里过着清苦的生活。顾准的克己奉公更是有口皆碑。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为了党的事业，绝不掺杂半点个人私心。父亲说，他们真是对得起天地鬼神啊！
可是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在自己的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受尽磨难，他两次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妻子自杀，儿女和他划清界限。弥留之际，只有弟弟陈敏之和忠实的弟子吴敬琏等极少的几个人，送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
我的父亲在顾准去世之前的1968年1月就已经死在了隔离审查中，那个地方也就是他原来工作的办公楼，直到1978年7月才得到平反。
在平反昭雪大会召开的那天，亲人、战友和那些敬重他的晚辈来了一批又一批。作为家属的我们站在灵堂里和来宾握手的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之久，事后有人统计，那天来了1200多人，花圈就送了800多个。
    我们并没有通知这么多人，很多人是听到消息以后临时赶来的。最让我感动的是，刘晓同志不顾病残的身体，由两个警卫员扶着（其实是架着他，他已经站不住了）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十年浩劫中，这位曾经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睿智潇洒的外交家，受尽非人折磨和摧残。他变得目光呆滞，行动不便，连话都讲不清楚，但仍然坚持要来参加大会，谁也劝不住。我在感到难过的同时，也明白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