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因素加起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台湾热”，对宝岛不仅抱持感情，也希望在知性的层面上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况。这种渴望一旦出现，学术界和文化界必然会兴起“台湾学”。笔者并非专家学者，但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又因喜好旅游，一草一木未曾错过，加上平日喜欢翻闲书，因此希望借此时机说说台湾，期望在增进两岸相互理解上，尽一己之力。

中国人最早对台湾的地理人文有详细描述的文献应是六朝沈莹所著《临海水上志夷洲记事》，指出：“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两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山众，为山夷所居……”到了隋朝，又出现了另一本记载台湾的书《琉球国传》，此后古代的台湾称做“琉球”，闽粤边民出海谋生，先到澎湖，后又到台湾。元代在澎湖设巡检司，足见此处汉人移民已众，贸易往来频繁，此时台湾虽然已有汉民，不过尚未列之管辖。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描述琉球（台湾）为：“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澎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以花布为衫。煮海水为盐，酿蔗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他国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自澎湖望之甚近”比较夸大（澎湖虽离台湾不远，但并没有近到肉眼看得到的地步），其余则基本属实。元代的中国文明已经相当成熟，无论农业、医学、工艺、文学、政治与社会体制等等，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中均属进步之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已高度开发，即使闽粤两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省份，泉州港更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马可波罗的描述里是与亚历山大并列的世界两大商港，其地位远高于今日的上海，带动的工商业荣景，不难想象。尽管如此，与福建闽南仅一衣带水的台湾却仍处半蛮荒状态，汪大渊指台湾是“海外诸国盖由此始”，意思是台湾乃中国面对海外诸国的大门，反映了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知，不过这扇大门在当时并没有精心去加固或装修，天朝帝国没有分享这种先见之明；明朝初期甚至撤掉了澎湖巡检司，理由是“澎湖岛民叛服难信，议徙近郭……尽徙屿民，废巡检司而垆其地。继而不逞者潜聚其中，倭奴往来停泊取水，亦必经之”。

有关中国为何谨守陆地堡垒，而未如欧洲国家那样向海洋发展，学术界已有许多探讨。永历年间，郑和七次出洋，后人无以为继，以致巨舟弃置海岸，任凭风吹日晒，往日风华如过眼烟云，证实了传统中国农业文化与海洋仍有相斥之处，海洋贸易并未被视为创造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飘洋过海谋生的中国人被看成离开原乡的无知弃民，不可信赖，而不是掌握海外信息的自己人，可以为我开拓市场或起码的通风报信者。这类的观念在皇帝口中不断地流露出。

这种文化现象决定了台湾继续被丢弃在外，成为东南沿海不循天朝纲纪的流民的聚集地。明末闽粤兴起多个海商集团，在日本、福建和南洋群岛之间从事三角贸易，因为朝廷不予重视，他们只能自求多福，武装船只争夺地盘，掌握市场，甚至对过往的普通船只收取保护费。其实这种情况与陆上的逐鹿中原并无二致，只不过这回是在海上。而且，与郑和的船舰不同的，这些海商集团将经济利益摆在第一，其航海知识、贸易信、武装配备均以追求贸易利润为最终目的，因此技术层面进步神速，而且发展也具有永续性质，这是中国海洋文化及海权力量的兴起之始。这些英雄好汉驶着大船活跃在厦门、台湾、九州岛、吕宋之间，彼此相互征战并吞，最后剩下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独霸一方。颜思齐，福建漳州海澄人，被视为开发台湾的第一个中国人。郑芝龙，福建南安人，随着同乡到日本找机会投效颜思齐，娶日本妻子，生下郑成功，后参与推翻幕府，事败逃亡，手下提议：“闻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于是郑芝龙率众南下台湾，在台南、嘉义沿海筑寨，漳、泉乡民闻风涌至，一股以台湾为根据地的海上势力旋即出现。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成为继承人，势力更如日中天，就如坐大后的陆地流寇一样，郑芝龙开始施赈乡民，收拢人心，以致更多贫苦大众渡海投靠，人气更旺，台湾俨然成为海上称雄的基地。此时正苦于辽东边患的　朝廷对此大感头痛，这时只好拿出招安封官的老办法。郑芝龙最终受抚，由强盗变成了官军，率众离开台湾，回到福建。

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荷兰人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当他们再往北走的时候，正好碰上郑芝龙的强悍的舰队，彼此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不过此一时期，中国人进行海战并不吃亏，相反地，由于占了地利之便，熟谙海域，又有陆上支援，不断有捷报传出。如若探究深层原因，闽南海上武装集团能与西洋海权国家互有胜负，盖因经济利益来自海上，由于追求利益的逻辑和模式与敌人并无二致，因此结果也就相去不远。反观传统中国内陆型的政府，经济利益非来自海洋贸易，因此当海运被敌人霸占时，并不意味着生命线被截断，御敌之道自然是在沿海筑堡坚守，而非建立强大舰队，直接在海上歼灭敌人，以求水运畅通。1980年代末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视纪录片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何中国人与倭寇作战只会在岸边筑堡而不会主动到海上歼敌？其实这并非主观心证的问题，而是经济利益来源的问题。如果中国人的主要财富来自海洋，军事思维自然会促其建立保障海洋利益的海军；尽管如此，经济利益及其延伸价值体系的转变是极其缓慢的，与近代中国的重新崛起几乎是同一步骤的。

回到郑芝龙的话题。当多尔衮率清军入关，驱李自成，一年后再攻占南京后，郑芝龙表现出传统地方军阀摇摆的特性，准备由当年的降明再变成降清。隆武帝死后，郑芝龙率随扈兵骑请降，不过他那坚守原则近乎偏执的儿子郑成功却拒绝投降，反而在闽南一带招募兵勇，坚持作战到底。尽管郑成功仅据闽南一隅，但背后却拥有强大的舰队以及由海洋贸易所创造的庞大军事经费。清室一开始并不了解这个怪异的对手，只从实战经验中感受到对方的难缠。由于郑成功丝毫不妥协，清廷便斩杀了其父亲郑芝龙。1658年，郑成功率十万精兵，由福建搭舰北上，入长江口，直取南京，出征前赋诗曰：“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尽管这场战争最后失败了，却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海路北伐的纪录。打了这一仗以后，郑成功深感抗清事业必须采取持久战，需要一个更大、更稳固，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他将眼光转向福建对面的台湾。

稍早，西班牙人曾短暂地占领台湾的北部，后来荷兰人赶走了西班牙人，与郑芝龙共治台湾，等到郑芝龙离开后，又成荷兰人独占的局面。1661年，郑成功率两万五千精兵，先入驻澎湖，再全速驶向荷兰人所据的台南鹿耳门。今天四十岁以上的台湾人都记得郑成功向荷兰人发出的檄文，因为过去国民党曾将其编进中学的国文课本上，而且规定学生必须背诵：“……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此时他与清军作战已有十五个春秋，最后仅剩金门、厦门一带，不过郑成功并未丧其志，口气依然很大，因为在海上他仍无对手，即使陆战失利，也绝非穷途末路，只要他暂时撤往海上，清军徒奈其何！因此，与荷兰人交锋不久，郑成功即取得优势，荷兰人在鹿耳门的兵力不多，而其远东总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又距离太远，被围攻半年后，只好投降，完全撤出台湾。至此，郑成功结束了荷兰人对台湾三十八年的统治，时为1662年12月24日。这一年，他在台湾设“东都”（意为中国东方首都），将原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改为安平镇，普罗民遮城为承天府，设二县，并且在澎湖设安抚司，正式将台湾和澎湖当成反清复明的基地。不过，尽管郑成功仍胸怀大志，但长年积劳，又到此瘴烟蛮雾之地，不久永历帝又在云南遭吴三桂绞杀于市，郑成功闻讯病倒不起，临终前长叹：“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六年，今日忠孝两亏，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哉！”言毕而逝，享年仅三十九岁。

虽然郑成功以千古含怨之情告别人世，但他驱逐荷兰人，在台湾建立中国人政权之举，已使自己成为民族英雄。郑成功以明朝遗室自居，据守东南一隅，虽难与势如中天的大清抗衡，不过比起当年弘光帝的金陵小朝廷终日沉溺于纸醉金迷，台湾明郑王朝的厉兵秣马、枕戈待旦，诚心诚意地把反清复明大业当成政治目标，实为难能可贵。此外，为了反抗满人统治，明郑在台湾重建大明典章制度，地方虽小，但却有模有样。这意味着半世纪前犹属半蛮荒状态的台湾，很快就成了汉族文明继承的象征。郑成功过世后，长子郑经接掌大位，并将部队悉数由大陆撤出，集中在台湾，其辅佐大臣陈永华设各部，建圣庙，办科举，奖励生产。1667年，三藩之乱爆发，福建耿精忠邀郑经共同起事。郑经见机不可失，遂率大军渡海西征，不过三藩只为私利着想，并无真正的复明思想，事实上，他们当年扮演的正是灭明的先锋，因此很快地彼此开始勾心斗角，遭清军各个击败。郑经这一回的“反攻大陆”，在闽、粤沿海奔波了七年，损兵折将，最后只好率余众返回台湾，其母董太夫人怒斥曰：“七府连败，两岛（指金、厦）亦失。皆由汝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不才子徒累维桑，则如勿往也。”受此重击，郑经一蹶不振，纵情酒色，两年后过世。此后明郑急走下坡，分裂成郑克臧、郑克两派，相互倾轧，最后郑克臧被杀，十二岁的郑克即位，但人心不服，内部已呈动摇之势。此时，清廷见时机已到，命水师提督施琅率兵六万攻打台湾。1683年6月，施琅与明郑守将刘国轩在澎湖进行了一场大海战，刘国轩大败，接着施琅准备直扑台湾，年幼的郑克彷徨不决，诸将亦感无望，最后决定投降。7月，施琅率军入台，明郑亡，历郑氏三代共二十三年。

康熙取得台湾后，下诏追念郑成功父子之忠烈，谕“朱成功（因明隆武帝赐姓，又名朱成功）系明室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到了同治年间，清廷又下诏追谥郑成功为“忠节”，建延平郡王祠。钦差大臣沈葆桢撰对联：“闻千古得来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清廷与明郑交战期间，对郑氏父子语多轻蔑，但见诸其后所言，其实内心是很尊敬的，倒是对为清廷打前锋的降将，利用时虽多溢美之词，利用过后却又极尽嘲讽之能事。

不过，除了忠烈英名之外，明郑历史对中国人还有更新的意义，只是过去较少被探讨。郑成功不是史可法，不是文天祥，不是那种四面楚歌中只能靠赋诗著文传颂千古的忠臣烈士；相反地，他是满人入关后遭遇到的最头痛的对手，不仅在于郑成功骁勇善战，更在于其整个军事机器的运作前所未见。表面上，郑成功仅据守闽南一地，而且只是金门、厦门两座小岛，但实际上，由东海、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均在他的掌控之下，插着郑氏旗帜的舰队向来往商船收取保护费，在南洋群岛收购香料，卖给西方人或换取火器弹药，而闽南盛产的茶叶原本就是中国的大宗出口货品。这些都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军事费用、武器弹药，以及辽阔的战略纵深。清廷实际上感受到，他们面对的并不是另一个穷途没路的明朝遗臣，而是一个隐形的海洋帝国。即使到了郑经时代，锐气已远不及其父，但双方交手基本上仍是郑军攻清军守，几次议和时，郑经摆足了高姿态，丝毫不像力量较小的一方。清廷的做法则是过去中国政府一贯的思维，严行海禁政策，下令“寸板不得下海”，并强制将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公里之间。表面上这种做法让郑氏的海上突击行动难以奏效，实际上等于扼杀福建的沿海贸易，破坏当地百姓的生计，迫使更多的百姓投奔台湾。值得玩味的是，国势强大的大清帝国，骑兵能在大漠和草原上日行千里，锐不可挡，但面对盘踞蕞尔小岛、纵横海上的郑氏军队却往往束手无策。

施琅平台后，清廷认为，既然郑氏家族投降内迁，全族定居北京就近监管，祸患不再，台湾孤悬海外，管辖困难，不如把岛上的中国人全部迁回大陆，只留澎湖作为屏障，台湾则由它而去。面对如此朝议，施琅上疏力陈不可，他说：“台湾北连吴会，南接越峤，延褒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要害……”施琅这篇著名的《台湾弃留利害疏》被今日的台海问题研究学者反复引用，并且赞美为“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其实对“靠海吃海”的闽台知识分子而言，施琅所言不过是对当地经济形态的基本认知，属于常识。此外，施琅对问题的认识绝不止于此，他力陈留住台湾有助于保障东南安全，弃之则适得其反。他承认，如果丢弃台湾，以台湾本身的条件及周边环境，几年之后必然又成为另一个敌对势力的强大据点，到时候即使再派大军征伐，也将胜负难料。这是这位胜利将军内心真正的担忧，台湾的问题绝不只是清除郑氏势力那么简单。无论如何，由于施琅一席话，清廷终于没有放弃台湾。不过当时清廷对福建人民迁台仍有诸多限制，对台湾百姓也采用监管的态度，处处提防，毕竟郑氏经营三代，民间反清意识犹存。清廷治台的消极态度使得台湾的优势无从发挥，反而呈现倒退之势。由于缺乏战略的指导以及实务的经营，明郑时代海洋事业无以为继，尽管台湾百姓仍出航进行小额贸易，但无法汇集成组织性的力量。这种历史时机的错失是结构性的，就如中国本身正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盛世，满足于既有的一切，对于欧洲发生人类史最重要的变化浑然不觉。加上皇朝帝位世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的结局，其结果是欧洲在现代科技、知识、管理等所有领域上突飞猛进时，中国却沉睡在中世纪的世界，相信孔孟之言即是人间的全部。至于台湾，失去海洋事业，岛屿人民被迫眼光向内，经常上演社群械斗的戏码。由大陆迁入台湾的主要汉人为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客家等三大系，由于中央对台岛无心经营，控制力薄弱，派到台湾当官自视为半放逐状态，无心任事，以致能拿就拿，能贪就贪的官吏不在少数。这时，缺乏行政管理、统合、协调和保护的移民社会，只能依赖原有的宗族关系。这意味着在台湾，移民的宗法凝聚力和内在架构更强固了，社群的组织形态取代了官府的职能，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且协调未果，便会爆发大规模械斗，造成惨重的伤亡，清人有台民“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之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械斗性质。

图：沈葆桢像。沈葆桢为清廷钦差大臣，曾两度来台。最初为处理牡丹社事件，后为抵御日军侵略，遂奏请建造亿载金城大炮台。台湾在沈葆桢和刘铭传的经营下，成为全中国现代化的楷模区。

因为台湾并没有被看成中国向前走的积极因素，没有投资，没有经营，只消极地希望不要出事，结果只会进一步弱化台湾本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同治十年（1871年），实施维新政策不久的日本政府以琉球岛民在台湾遭原住民杀害为由，派兵登陆台湾屏东，攻打牡丹社群，事后昏庸的清廷甚至以赔钱的方式让日军撤兵。日本的做法显露这个小国不容小觑的企图，竟然敢打领土数十倍于己并且具有历史威名的中国。清廷也感到海外威胁日增，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防务，筑堡备战，后又派福建巡抚刘铭传为台湾防务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与法国为了安南问题发生战争，法国派出海陆两军，陆军在谅山为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所败，海军则攻打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因刘铭传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顶住了法军强大攻势达半年之久，最后迫使法军撤往澎湖。这次中法战争以法国失败告终，原因是南方诸将果敢的行动，并非清廷本身的英明。事实上，在平息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南方沿海诸省出现中兴气象，尽管如此，个别优秀人才毕竟无法取代整个国家的体制，中国要现代化需要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这意味着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根本改造，成为有强大生产力与创造力的国家，否则个别人物的局部成就只是短暂的现象，并无法扭转整个国家走下坡的趋势。刘铭传就是著名的例子。

中法战争之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被充分认识到。1885年，台湾建省，不再隶属福建，刘铭传成为首任巡抚。在台湾指挥抗法战争的刘铭传，不仅深获人心，也擅于运用地方巨富商贾，开拓资源，筹措建设经费。他在台湾大力推动现代化事业，主要包括兴建铁路，发展军需工业，训练新式军队，清理田赋，购买轮船，架设电报，包括铺设由安平经澎湖抵厦门的海底电缆。此外，刘铭传还开办新式邮政，采用西方的技术开采矿产，设立新式学堂；简言之，刘铭传在台湾实现了一场“刘铭传维新”，要让这座中国岛屿发挥其海洋特性，快速跟上世界的潮流。刘铭传主政的六年期间，台湾取得的进步超过此前的两百年，台湾历史学家连雅堂在其名著《台湾通史》中写道：“台湾三百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策者，厥为两人：曰陈参军永华，曰刘巡抚铭传，是皆有大劳于国家者也。”生于晚清的连雅堂把明郑大臣陈永华和清末洋务派大臣刘铭传列为对建设台湾最有贡献的两个人。不过，尽管刘铭传以极其杰出的才干将台湾建设成当时中国最进步的省份之一，但他的作为缺少整个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也未能得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刘铭传离任返乡之后，即人亡政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海陆两军皆败，日军逼向北京，同时又派兵占领澎湖，要求清廷割让台湾。来年，清廷为保京师终于割掉了台湾，留下中国人百年之痛。

台湾从此进入了半世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的统治目标和逻辑是清楚明确的，就是把台湾建设成大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为此，日本一方面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血腥镇压反抗者；另一方面又加快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将日本本身现代化的软硬件完整地移植到台湾，修桥造路，盖工厂，办学校、医院、邮局等等。日本对台湾的利用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台湾位于亚热带，农产丰富，南部稻作一年有三季，日本将台湾建设成日本帝国的粮仓。在嘉南平原建水库，完成细致复杂的灌溉系统，设置专门的水稻种植的研究单位，大幅提升其产量，同时又兴建粮食供应所需要的交通系统。此外，既然台湾作为日本的南进基地，南部的高雄港便发展成军港，成立军事后勤工业，以及军事动员所需要的能源工业，同时也成立了专门研究南洋诸国国情的单位。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同时对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发动攻击，台湾即扮演极重要的前进基地，尤其对菲律宾美军的攻击，台湾的位置更是关键。尽管如此，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建设仍然有所顾忌，尤其对台民不信任。真正的高级技术，日本人不敢放在台湾，同时也全盘控制台湾对外的贸易管道。二战期间，日本不敢让台湾人拿枪，只敢让他们当军夫，搬运武器弹药，同时还要别上“汉民族”标识。简言之，尽管日本大力在台湾发展殖民建设，表面上迅速为台湾带来现代化的面貌；另一方面日本也限制了台湾人的发展，让台湾人永远低于日本人一等。

1945年10月25日，新上任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受了日本驻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的降书，台湾正式回归祖国，台湾同胞雀跃万分。事实上，日本殖民当局眼见台湾人在日本投降一刻即大肆庆祝，曾大叹其五十年的皇民化教育竟瞬间化为乌有。尽管如此，台湾的情况毕竟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台湾同胞虽有深厚的汉民族与汉文化的感情，不过，他们对祖国的景仰是抽象的，对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毫无所悉；此外，日本人在台湾留下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被日本人压抑了半世纪的台湾同胞渴望能在此基础上自己管理自己，渴望做自己的主人并保有现代化的设备和管理水平。

图：1955年，台北市举行“送青年从军”大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中国政府最好的政策是让台湾同胞自我管理，并运用其现代化的知识技能把台湾发展得更好。遗憾的是，历史无法重来，当时的国民党无此认识，也缺乏能力。接收大员在全国各地胡作非为，激起民愤，在台湾，情况更为糟糕，因为原来满怀希望与热情的台湾同胞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于是，台湾光复后仅一年四个月，即爆发全岛性民变，国民党不仅未反躬自省，反而派兵镇压，造成惨重伤亡，在台民心中留下深刻伤痕。少数日据时代的士绅人士萌生“台独”的思维，不过更多的抗争者却倒向中国共产党，并出现强大的左翼社会运动，这种现象与中国大陆的情况完全一致。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丧失政权，不过这一年初，蒋介石即有计划地将人才和资源转到台湾，作长远打算。这一举措反映了国民党固然腐败，但其核心集团并不至于昏庸无智，一些人仍保有年少时期参与革命的志气。这年10月解放军以四个团的兵力攻打金门岛，却因潮汐估算错误，登陆船只不足，以及增援无力而失败。简单地说，就是对海战不熟悉，以至于新中国的强大军队由北而南席卷全国，到了福建海岸却受挫于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尽管传统说法是，如果国民党没有美国的支撑，早就不存在了。这种论点忽略了一项基本的事实，不管武器是谁提供的，仗还是国民党打的，就像早年共产党身经百战，武器也不必然是自己生产的，何况美国对国民党的军援根本上仍取决于台湾本身重要的战略位置。历史似乎又重演大清与明郑的对峙，解放军将国民党逼出陆地后，双方攻守角色似乎立刻互换。五六十年代台海战事都是国民党攻、解放军守，即使东山岛战役中解放军守得成功，也仍然是守的角色。至于不断摸黑潜入的国民党武装特务更是搞得沿海人心不安，新中国的海防对策，主要就是对闽、粤、浙沿海渔船、货船的出入严格管制，对海岸线居民的阶级成分的考核更形严密，提高敌我意识，加强民防训练。这种做法自然有效地防止了国民党由海上渗透，但也等于牺牲了沿海省份经济发展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封闭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其深刻的负面效果影响到很远。

至于退到台湾的国民党，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到台湾，组织规模大幅缩小，而且留下来的都是经过大溃退考验的“忠贞分子”，过去的劣势在现有的条件下转为优势。平心而论，国民党发源于海外华侨，以广东为革命基地，受到现代思潮影响甚巨，主张中国实施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北伐后定都南京，主事者换成具有商业才干的江浙人士。1927年到1937年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沿海经济高度发展，迅速与世界主流的商业、信息、文化潮流连为一体，进步不谓不大；换个角度看，国民党所做的，可以说是清末以来东南沿海省份洋务运动的延伸与扩大，尽管在摸索建国的道路上，出现种种困扰，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海洋经济却重新发展起来。不过在沿海省份所构成的“海洋中国”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辽阔的“陆地中国”，包含着广大的农村人口，贫穷、低教育并且饱受天灾人祸之苦。国民党的失败在于能够创造海洋经济的财富，却没有能力透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将新增的财富用来解决农村的问题。因此，国民党一到台湾之后，汲取在大陆的教训，首先贯彻土地改革，改变有利于左翼运动的社会土壤，同时严厉清洗中共地下党、打击政治异己，实施绝对的专制政治。尽管民主派人士批评国民党在大陆正是因为实施专制才失去政权，不过曾在苏联有过十二年苏维埃训练的蒋经国，反而认为国民党过去在大陆比对手宽厚仁慈，所以才吃了大亏。此外，蒋介石为了有朝一日回到大陆，在台湾实施彻底的“反攻复国”政治教育，同时为了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又推动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湾中学生被规定必须背诵《论语》和《孟子》，并且熟读中国历史地理。中华文化的强势教育，对那一代的台湾人而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蒋经国在金门登上巡逻艇，巡视海上防务。

蒋介石过世，武装反攻大陆被认定为不切实际，不过蒋经国并没有放弃这项政策，而是把它界定为“精神反攻”，要把台湾建设成为人民生活富足、安乐的岛屿，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以影响全中国。在促进发展的政策指导下，台湾的经济出现飞跃的成长，过去在大陆无用武之地的专业人才，此时得到充分的发挥。蒋经国政治上专制，经济上采市场原则，与韩国一样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80年代国际经济学者经常引述的范例，尤其“十大建设”之后，台湾彻底摆脱贫穷，与已开发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平均所得已相去不远。不过，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智识提高、社会分工日细，货物、信息、人员的自由往来需求更大，原有政治管理方式已不敷需求，民主化的潮流应运而生。19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波涛汹涌，政党林立，街道示威无日不有，其中奇形怪状之处常遭外界讥讽。不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民主文化在台湾正逐渐成形，在表面上混乱的情况下仍存在着中国人自“五四”以来即有的梦想，即最终希望能创造一个属于中国人的民主社会形态，使得不管什么人当政，社会的自主运转仍稳如泰山。这是一个艰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工程。

说到海洋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能不提到，以往对台湾一直有一些传统刻板印象，比如说台湾“孤悬海外”，而事实是台湾作为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在人才、资金、技术、信息、文化等方面与世界各地有着密切交往，这是一个由中国人所控制的、空运与航运联系世界主要地区的岛屿，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像是“孤悬海外”。事实上，像“四人帮”时期那样采取锁国政策，才真正是把中国“孤悬于世界”。改革开放以后，粤、闽、浙、苏、鲁等沿海省份立刻恢复生机，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正是“海洋中国”的再生，它所产生的动力正迅速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正如汪大渊所形容的“海外诸国盖由此始”，从地理上说，台湾是中国最靠近外面世界的地方，是“海洋中国”的明珠。如今，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走向全世界，蓬勃的国际贸易催生了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日益增长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两岸中国人的利益乃至价值观念将更加趋同，并最终携手促成中华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