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旧影集中，看到了三张明信片。明信片正面和背面都略有些泛黄，但保存完好，连边角都没有丝毫褶皱。
　　影集的主人是一位曾于1937——1945年留学法国的教授。明信片就是当时留学期间，他从法国寄给国内的妻子的。发信人叫朱锡侯，去世之前是杭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收信人是他的夫人范小梵，如今旅居法国。发信的时候，正值国内抗战军兴，范小梵也正奔波在流亡途中。据说，在长达八年的流亡当中，收信人曾经数度面临生死危机，其中还一度高烧昏迷不醒长达一个星期！但这三张明信片，不仅保存到了1945年发信人和收信人在昆明的重逢，而且在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及后来的屡次查抄当中，竟然又屡屡幸免于难，并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毫无疑问，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收信人心中，这几张明信片曾经就是爱情、希望和忠贞的象征。
　　我看到这三张明信片的时候，当年的发信人已经86岁高龄，双目也已近于失明。而且，因为不堪忍受审问、羞辱和精神上的紧张，发信人在50年代中期曾经数次跳楼以了结自己的生命，但终未成，且留下一个残疾不全的身体。但是，发信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不曾随之被摔损，而且，当年寄发这几张明信片时的感情，也不曾因为岁月而跟着变黄发皱。谈起这几张明信片，以及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发信人和收信人在平静当中，也止不住唏嘘不已。
　　这三张明信片，每张距今都已有超过60年的历史。
　　第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艘已经起锚、正在缓缓驶离港口的邮轮(图①)。邮轮上方写着“斯芬克司号航行纪念”的字样。提到“斯芬克司号”，读者可能没有多少概念，但对下面这段文字，可能就不会感到陌生了：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o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不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个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处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对了，这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文中提到的“白拉日隆子爵号”，当然是钱先生的杜撰，就像《围城》中的苏文纨被杜撰为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一样。但是，钱先生当初却是跟方鸿渐一样，搭乘同一家邮轮公司的船回到上海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钱先生并没有一直搭乘到上海，而是在香港就下了船，从那里他直接去了昆明，以赴西南联大的聘约。在上海下船的是杨绛先生和他们的女儿)。钱先生曾经乘坐的邮轮船名为“L‘Athos II”，这艘船绝非杜撰。而上文中提到的“斯芬克司号”，跟杜撰的“白拉日隆子爵号”和真实的“L‘Athos II”一样，同属于法国“海上邮轮公司”。1937年9月初，就在卢沟桥战火已燃、沪杭一带硝烟即起的时候，朱锡侯离别了新婚不到半年的妻子范小梵，搭乘“斯芬克司号”离开上海前往法国马赛，而他的目的地，就是苏文纨的母校——里昂大学。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时、同一条航线上，搭乘着同一邮轮公司邮船的方鸿渐，正在靠近南中国海。
　　这张明信片，将时间定格在了1937年9月4日。
　　稍微再多说几句。这条航线和同一邮轮公司的邮船，后来还因为Marguerite DURAS的《情人》而再次受到人们关注。小说的背景，就是海上邮轮公司在本土之外最大的基地港——越南西贡。事实上，19世纪50年代开始组建的这家法国远洋邮轮公司，在 1871-1914年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法国在中东和远东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马赛的航运公司继续服务于地中海、黑海、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以及太平洋。而远东航线是海上邮轮公司的独家领地。
　　从1920年代里昂大学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法大学和里昂中法大学选派(其中也有小部分从广东、河北、山西等地选派)的学生开始，到40年代末，二十多年间，数百名中国留法学生，就是搭乘这家邮轮公司的邮船离开上海，然后又沿着同样的航线返回他们的祖国的。仅中法大学一校，前后就有473位在里昂大学正式注册的中国学生，除了小部分留在了法国，另极少数在欧战结束后搭乘美军军机回国外，绝大部分跟钱钟书、方鸿渐一样，从哪里来，又回到了哪里。
 　　第二和第三张明信片关联着同一个地方：达马利斯(Tamaris)，这是法国南方靠近土伦港的一个海边小镇。两张明信片画面略有差异。一张正面图景是“达马利斯全景”(图②)，白色的环地中海边的护堤，被郁郁葱葱的树木掩隐的房屋建筑，依山而起，有几艘小型帆船停在海岸边的水面上，显得十分悠闲。画面的左边，紧贴着海岸护堤，依稀可见一幢白色的两层小楼。
　　在另一张明信片上，可以见到这座小楼的全景(图③)。这幢小楼，就是里昂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1942年的夏天，朱锡侯跟着他的导师、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亨利·加尔多，在这里作了两个多月的海洋生物实验。
　　在朱锡侯的心中，达马利斯永远是一片净土，一个精神的圣地。在那里，理想与现实以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那段日子里，尽管他也曾感受到孤独寂寞，以及难以排遣的故国之思。在实验的间隙、傍晚休息的时候，他也曾多次一个人坐在小楼前面海岸护堤上沉思。对这种独自偏安一处、听凭侵略者的炮火在祖国的土地上狂轰乱炸的野蛮行径，朱锡侯心中也曾经产生过深深的自责，对亲人们的安危更是惦念不已。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减达马利斯在他心中所引发的深深的依恋。
　　那是光和静谧之所在——这从已经泛黄的明信片上似乎依旧能够看出来——只有纯粹的、弥漫眼帘的各色云彩，以及铺展到视野尽头的海水。静谧是它的空气，和空气中流动着的那种近于透明的气质，即便是在有人声的海边——那是到海里去捕捞的渔人出海或者归来的声息，就像是从空气中分泌出来的一种生活汁液，或者一种让我们感受时间和日常生活的节奏的物质性存在一样。经过那种流动着的静谧的淡化，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也变得晶莹透明，就像这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切，被海水裹挟着到沙滩上，又将它留在这里，海水一点点地涤净了那些来自大海中的一切，留下的，是跟大海一样的空阔和清洁。
　　生活在这里，一切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海洋的烙印，留下了海洋的气息。只有海的声音和海的颜色，构成着这里生活的最广阔的背景。生活，已经被大海映成了一种惊人的开阔和蔚蓝，纯粹和舒缓。
　　在这样的明信片前，我们可以肆意想象或者幻想60年前这里的一切，包括日出、日落，以及大海边的一切，甚至我们还可以假设海边的最浪漫的日常生活情景，譬如夕阳中，从里昂、马塞甚至巴黎来这里的游人在海边的眺望或者沙滩上的漫步，尽管当时的法国南部也已经沦为德军占领，但天性浪漫的法国人好像并不愿意因为战争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渴望……当我们让想象的翅膀扑扇着，听任它在这片海滩及其上空滑翔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那拼命地把我们与日常生活拉扯在一起的生活自身的另一种力。战争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中正在发生或者进行的一切，与达马利斯并不相干。60年过去了，时间好像与达马利斯也不相干。达马利斯只是一如既往地沿着自己生活的轨迹，继续着它的生活滑行。
　　其实，再细细地观察，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海天并不是一色，天空是一种色素的不断沉着，不断深沉，在暗淡的天穹之下，又像是一点点的光亮渗透在暗淡的、被拉开的天际之后，起伏的海岸线，向它的怀抱之中伸出一个突出的姿势，这种姿势留下了一个内海一样的、静谧的海湾。因为人迹罕至而显得有些生涩的岸边的岸土——法国南方接近土伦的那种特有的岸土，在大海一色的海水的衬映之下，显示出一种令人感叹的阴暗和深沉。而远处，在向大海突出的那个姿势与大海的连接处，是一座白色的石砌小楼。小楼有两层，紧靠大海。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从小楼的每一处朝向大海的地方穿过，大海的声音，也就进入到小楼的内心深处。大海的声音，也就留在了小楼的每一处空阔的地方，还有小楼中每一个能够留存它的声音的人的心中。
　　60年前一个来自于遥远中国的青年，在它的怀抱里，度过了他的留学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并在他的内心深处，深深地嵌上了达马利斯的印记，还包括他的爱情以及他的每一天都会跟着达马利斯的太阳和月亮一道升起、落下的乡思与乡愁。而在朱锡侯之前，还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来过这里。一位是海洋动物学家张玺，另一位是生物学家朱洗。他们分别于1921-1931年和1928-1932年留学于里昂大学。
　　19世纪中期，几乎与法国对中东、远东和非洲的殖民扩张同步，法国的艺术家们也发现了地中海——作为一种题材，地中海开始频繁出现在画家们的作品当中。我就曾看过这样一张被放大彩印的油画。画面上是藏青色的海水，一道隆起的暗黑色的高地，几处隐约可见的小楼，矗立在高地与大海的连接线上。一个身穿红色背心的渔人，将一只小船划近海岸，海岸边，是暗褐色的土，以及土层表皮露出的沙砾，和延伸到海水中的砾石。这就是达马利斯，画家路易斯-奥古斯都·艾贵伊尔(1814-1865年)眼睛里的达马利斯，它的色彩、气质，和流动着的生命。这幅画画于1865年。而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双眼睛、一双审美的眼睛注意到了达马利斯，以及它那种法国南方十分罕见的沉郁、静谧和带有原初色彩的海面。这双眼睛，就是女作家乔治·桑的眼睛。“这道海岸风光入画，堪称绝妙，它被如此地撕裂开来，这样的原初，这样的温和，你简直可以放任自己的想象，去把它想象成如何快乐的一处存在。有人说它比那最有魅力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还要更具魅力，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从来不曾梦想过在法国还有如此气质类型的一处存在，我们总是那么轻易地舍弃如此真正的美丽，而去趋就于那些所谓的风景名胜”。乔治·桑的这段文字，选自她的散文《达马利斯》，这段文字写于1861年。或许是画家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作家的文字；或者是共同的眼光，在法国南部沿着海岸线的逡巡当中，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样一处几乎与世隔绝的所在。它的那种自在而自由的气质，先是吸引了艺术家的眼睛，慢慢地，又打动了艺术家的心灵——在他们那里，达马利（下转第129页）（上接第125页）斯，一个从来不曾进入到法国艺术家的眼睛里来的自在的所在，成为了艺术家们欣喜地发现并予以表现的一处艺术净土。他们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它的铺展开了的魅力，并在它的怀抱里，享受着它的慷慨馈赠。
　　毫无疑问，发信人在发送这三张明信片的同时，也期待着把达马利斯的美——一种在战争状态下依然自在而自由的美的力量，传递给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这样的期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在我端详这三张明信片的时候，依然能够感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