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境内除汉族外，还居住着彝、藏、羌、苗、回、满、蒙古、布依、纳西、土家、傈僳等十几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三百多万。四川省内三个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总面积即在30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全省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在川西和川西北的广袤大地上，有绵延雪山、莽莽草地和咆哮奔腾的江河，蓝天、阳光下的羊群，结构奇特的羌碉藏寨和脸上堆满红润、笑容可掬的藏羌同胞，共同构成幅幅绚丽多彩的图画，显示出独有的民族风情。
　　自古以来，繁衍生息在川西和川西北高原的藏、羌族人民，以艰辛的劳动，用高度的才智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与各族人民一起为祖国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藏、羌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于清末民初在四川任教期间，曾不止一次地率领学生北上阿坝、走进甘孜，对川西、川西北民族地区表现了极大兴趣。看过那爱德在九十多年前拍摄的反映这个地区自然和人文状况的老照片，便不难发现，秀美而神奇的甘孜、阿坝确是令人向往的地方。
　　川西、川西北高原，群山横贯，雪峰绵亘，皑皑巅顶被银白冰雪覆盖，景象壮观。图①中的冰雪群峰，即一处最具代表性的高原景致。海拔二三千米高的山谷缓坡上遍地碎石，杂草丛生，从此山间平台举目远望便是一片积雪峦顶。这里空气新鲜、洁净，气温清凉袭人，好似一方宗教传说中的圣地，给人以梦幻之感。当年，那爱德曾从成都写信给他在美国的家人：“这样的大好时光，我们都住在崇山峻岭中，在太阳和云朵的映衬下，高傲的山峰戴上一顶冰雪皇冠。”
　　发源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东北部的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岷山主峰雪宝顶溶化的雪水从点滴落地到形成潺潺小溪再汇成滔滔大江，这个过程显现出大自然的超凡力量。图②再现的是岷江源头小景。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谷地里，地面坎坷，水土植物布局纷乱，画面左侧山脚下有一、两幢简易民房，屋前似为一片耕地，坡地和屋边及山间谷地内生长着稀稀落落的丛丛红柳，照片正下方是积水的沼泽地。有专家认为，此场景具有江河源头地形地貌的特征。
　　图③中的索桥和村落是岷江流域常见的高原风景。村子里的房屋尽用杉木板盖顶，偶见草棚则多为畜圈或茅厕。住房和院子外围砌卵石矮墙，村后山脚下有斜坡耕地，村前临河的岸边也辟有农田，地边有小路通向河畔。从村落通向对岸的一座跨河索桥大约有一百多米长，桥体建造得简易，从两岸牵拉的几根平行竹(麻)索上横铺着稀稀的木板，这些横板的中部又竖向铺以长木板，如此，行人、牲畜甚至小车即可走过桥面到达对岸。桥面的左侧上方牵一绳索做扶手桥栏，这就是供一村一寨使用的川西北简便索桥。这种桥造价不高但却实用。
　　图④犹似一幅构图完整的川西北羌族风情画，图中的房屋建筑、清澈溪流上的木桥和走在桥上的背柴人无不富有民族的和地域性的特色。坡地上依山势而有层次地建有民居院落和堆棚，其中多数建筑以石为料砌成，屋顶或为平台式，或属瓦顶悬山式，也有的房屋为土墙杉板顶。平台顶上可堆柴晒粮，弥补地面场坝的不足。小溪河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桥下河岸栽立着用圆木捆绑的排架，架紧贴河岸土坎剖面，以加固河堤。长不逾50米的木结构小桥无墩，两侧有木栏。平坦的桥面上有一位身穿布衫布裤、缠绑腿、头包青色布帕的中年妇女身背一捆薪柴弓身走向对岸。溪中、河边多处可见被废弃的圆木和木棒。在汶川、理县一带的羌族居住地区，这种靠山烧柴的生活方式，今已发生变迁。
　　图⑤是一幅以川西北威州大桥为主题的旧照。画面中除长龙般的索桥外，滔滔岷江和大江西岸的三山锦绣古城——威州镇也历历在目。威州，即今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县城，它是成都和川西北之间的交通枢纽。从江东岸的堡子关伸向对岸威州街区的巨大索桥，其势如虹，此桥南北走向，横悬于江面，见此照片，犹如听到岷江的急流鸣响，似乎感到索桥的摇摆晃荡。桥西的威州镇背靠玉垒山，宋代和明代修筑的古城墙仍蜿蜒于山腰，这些遗存见证着岷江流域的历史发展进程。据地方志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蜀汉时期，这里就修筑了城墙，故威州又被称做“姜维城”，传说这里是当年蜀将姜维调兵遣将之地。清末民初的威州大桥，是川西北岷江上游最大索桥，其全长一百余米，宽15米。建桥时，于选定的岷江南北两岸共立木柱24根，悬挂20根碗口粗的竹索于柱上，在与江面平行的几根并列的索上反向铺以大量横木板，再用竹索将这些构成桥面的木板捆系，将其固定，桥的两侧各用与桥面呈垂直向的上下排列的4根竹索做桥栏扶手，然后对竹索栏杆分段装上竖立的木条、圆木，以分散长一百余米的桥栏长索的负重。那爱德为威州索桥拍摄的这幅特写拍照，可以使人直观地了解川西索桥外型的奇特和建桥的科学原理，并从中感悟到川西北岷江岸边各族群众的聪敏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量。索桥的原型，是我国古代的“”，这种“”在西汉时期已有，这个“”又是川西北古老羌族中的一个支族的名称，可见，索桥的创建者显然与羌族有关。最初，高原上的人在两山之间或激流之上仅牵一索而渡水，古代称这种靠索过河为“”，即溜索。引索要先在两岸选点后，再于一高一低的两岸岩壁或大石上凿孔穿索，索上套以竹、木筒，过河人来到岸边用手握筒，身攀挂于索上，体一离岸即从高位一下溜滑到索端较低的对岸。早年，川西北流行如下诗句：“上无一发可援手，下则百丈奔惊龙。身如云浮脚绵软，达岸回视人飞空。”这种溜索在深山僻境今仍能偶见，但多已改用钢索并装置滑轮，后来的大型索桥即依溜索原理而建造，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备。1949年后，威州大索桥已改钢索，桥面亦加宽。到20世纪后期，现代化公路桥建成后，威州索桥停用，但它作为交通发展史的实物资料，依然被保留在原地。
　　图⑥是汶川中部岷江岸边嘉戎藏人的住地。画面中场景开阔，江边的各级台地上建有院落、房屋，路旁种植着农作物。很久以来，在今四川阿坝州南部和甘孜州东部的一些地区居住着嘉戎藏族同胞，这是一支融于藏族的古羌部落，“嘉戎”的藏语意为“靠近汉地的河谷地方”，这些人以从事农业为主，他们的语言、服饰、住房和习俗等方面与藏族有差异。这幅照片的左侧是远处大山和山下大江，右侧河边较高台地上是一个小院，一截院墙用石板砌成，临街木门关闭，院内为一幢悬山式顶的石木结构大屋。这个院落下边的台地筑一高大宽敞的正方形石结构房屋，屋顶为一四方形平台，台的四周砌筑矮墙，台面平坦而洁净。顶台后侧盖一棚，棚内堆放干草。这种屋顶是打、晒粮食的好场所。平台一角的护墙后面站立一男子，他双目正望着镜头，神情颇为轻松。村寨的路边有一片玉米地，庄稼长得苗壮叶茂。一位妇女弓身站在院子门前，她身穿白布短衫和浅色长裤，头上搭盖方巾，麻花状的布索绕在头上将方巾箍压，这位嘉戎藏女面前两只鸡正在觅食，山谷江畔一派川西北农村风光，嘉戎人家生活得平静安详。
　　在那爱德拍摄的川西北少数民族人物照片中，图⑦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幅。画面中的两位藏人看似父子，他们是住在川西高原上雅江一带的“康巴人”。“康巴人”泛指分布在今日甘孜州境内十多个县和西藏自治区东部昌都地区的藏族人。照片中靠左边的成年人，身高体健，略显剽悍。他脸上的皮肤虽然黝黑但却含有笑容，饱经风霜的仪态中流露出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位康巴汉子身着长袖皮袍，袍的下摆垂在膝上，双脚穿一双长筒皮靴，裤的下半截套在靴筒内，使其增加了几分雄健威武。他胸前挂着装有糌粑的皮口袋，肩扛酥油筒，背上背着茶叶包，这样的装备足以说明此二人正走在远行的途中。紧挨成年人站立的儿童面带天真稚气，身穿粗羊毛或土布制成的长袍，双臂摊张在身体两侧。他头戴经过简单装饰的布帽，其态可爱。那爱德曾在家信中写道：成都西部的藏人“穿着原始的兽皮粗布服”。原始兽皮当指未经深加工的藏人自制皮毛，照片中两藏族人穿戴的衣袍鞋帽恰是用这些兽皮和粗布制成。
　　那爱德在家信中曾写道：“我已经走了35天了，其中有7天和西北部荒野外一个部落的人在一起，他们的首领款待了我两天。”那爱德在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行中，不仅走近了雪山江源和藏、羌族民众，还曾与藏族上层结交相处，这个首领即是当年的土司。大约远在明代之前，朝廷便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内分封土司，这些土司世代相袭，他们占有领地内的土地、牲畜并建造官寨、庄园、衙署和宗教活动场所。可惜，记录川西北土司领地内的山河风光和建筑、习俗及“首领”形象、生活状况的照片至今极为罕见，而图⑧中的那位活佛却具土司官寨内宗教领袖特征。这位活佛头戴深色尖帽，身披袈裟，静静打坐于法座上，其背后壁上挂多幅唐卡，身旁置圣水瓶等法器，藏传佛教的气氛充满殿堂。官寨中的坐床活佛通常由土司的兄弟担任，以共掌一方之政、教大权。
　　图⑨是甘孜州境内理塘一带的寺庙主持人。他头戴一顶浅色尖顶帽，身穿用高级面料缝制的交口、广袖教衣，其仪态严肃，此系一位教职较高的喇嘛形象。
　　地形的复杂和较差的气候，致使川西北高原上交通不便，道路难行，当年有民谚形容这一地带的道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过去，在甘孜、阿坝两州的大多地区内，交通运输以人力和畜力背、驮为主，其中畜运则靠牦牛和马帮驮载。牦牛，是我国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高原地带的主畜，或将它们放牧于草场，或喂养于家中。牦牛可爬山涉水，越过沼泽，不惧冰山雪地，最能忍受饥寒。牦牛体大力足，犄角长而尖，牛毛厚长。川西高原上的牦牛一般能驮载100公斤重的货物，最多者可负重150公斤左右，这种良畜是高原人民的主要生产、运输工具。人们对牦牛以“高原之舟”相称，对其倍加爱惜。1911年，那爱德在其家信中特别告诉家人：在川西北藏区“牦牛是普通的驮物工具”。他当年在茂县、松潘间的大路上拍摄的这幅照片，便是牦牛运输实况的写真。图⑩中的五头牦牛大多背驮货箱、麻袋或布包，运的货物似是盐茶百货等。大道的路面平整，道边树木已经枯黄，时虽已入冬，但正在路上、河边休息的牦牛却精力充沛，没有寒意，这些黑、白毛色相间的“高原之舟”正举目张望，其神态憨直。民国年间修编的《松潘县志》曾称赞牦牛：“行冰天雪窖中不畏冷，虽然日无水草，犹驮二百余斤，行走不衰，真边地之宝畜也。”
　　在川西北高原，马帮运输也很常见，若于城镇村寨和深山老林中听到铃声响起，必是马帮来。图是一群正在村寨外面广场边休息的马帮，广场位于山下，面积较大。寨外有两株高大的百年古树，树叶落尽，枝已枯凋，坡间地面也不见绿色。在寒冷季节里马帮却依然忙碌，照片中正于途中做暂短休息的马共有三十多匹，它们的背上都驮着看似羊毛、牛皮之类的高原土特产品。马的躯体虽不高，但四肢较粗壮，身上毛多，尾巴较长。这些高原骡马和牦牛一样，也是不畏寒冷能负重吃苦的良畜。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那爱德钟爱天府大地，情系川西北高原。他曾盛赞成都以西的瓦山“在夏季一定是个伊甸园”，“我多么喜欢大自然和野外生活”，“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一个外国人，竟如此喜爱蜀中，结缘他乡，实属难得。当年，一位杭州的美籍传教士在看到那爱德拍摄的川西北风光照片后曾说：“他迷人的照片集表明，中国对于摄影师和探险家而言是个天堂。”这就是说，对于国内外的摄影家、探险家，川西北高原极具吸引力。一方面，九十多年前那爱德曾涉足的雪山草地、江河激流和蓝天白云等自然风光大多依然，另一方面，近一二十年来在川西北又新发现、开发了黄龙寺、九寨沟和海螺沟冰川、稻城亚丁的香格里拉等美丽奇特的景点。必能吸引更多的人纷至沓来。
　　1911年春，那爱德在岷江上游茂县境内拍摄的两幅叠溪古城镇照片可称为“绝照”，因为，拍下此照的22年后，这座城镇即在一次大地震中消失。图、图中所见“叠溪”位于今茂县城以北五十多公里的较场乡东南一侧，全城建在岷江东岸的二级台地上。叠溪是一座古城镇，早在二千余年前的西汉时期即是蚕陵县治所。唐时已筑起高一丈、长390丈的城墙，全城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米。明代于此设千户所，时至清代，城内已建有寺庙、祠堂、公署等建筑，并设军营，还拥有繁华的商业街区。自古以来，叠溪扼松潘、茂县之要冲，是川西北的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的发达之地。1933年8月25日下午15时50分，正值叠溪城隍庙会会期，城内民众、客商人流如织，市面热闹异常，突然，一场震级7.5、烈度10的强烈地震发生了。顷刻间山崩地裂，整个岷江江岸的台地下沉，台地上的叠溪城顿时滑陷入地下，地震造成四周山体坍塌又致使岷江堵塞，在山谷中形成多个大小不一的堰塞湖，几个湖绵连长达十多公里，水深八十多米。叠溪城街区几乎全部下陷进入湖底。这次地震，城里至少有二三千人遇难。地震后的第45天，即1933年10月9日，这里的堰塞湖大决口，洪流一泻而下，高10米以上的巨浪向岷江下游冲去，又给下游沿岸和成都造成重大水患。从图、图中，可清晰看到叠溪的周边环境及地理位置，其地形地貌尽收眼底，古城镇的街道布局和房屋建筑的形制外貌也历历在目。这对于认识清末民初叠溪的规模和城镇概况，对研究川西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是有较重要意义的。在岷江东岸较高的坡地上，至今还遗存原叠溪的一座城门洞，砖砌的门拱还很坚固。早年，这一带还曾发现石狮、碑刻，但几经流离，这些近现代文物尚未回归原地。从今之叠溪城门遗址的地形看，古城镇是建在自东南向西北方向倾斜的江边台地上，它的一端在坡上，另一端在坡下的岷江岸边。地震发生后，城镇大部已沉于水底，而部分区域则可能埋于今日江东的山坡下边。这两幅叠溪旧照的发现，再次激发了人们要对叠溪做地下、水下考古发掘的念头，引起在当地建立地震博物馆的设想。自然灾害固然可怕，而回顾过去发生的灾害，了解、认识灾害仍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预防、抗击各种自然灾害。
　　那爱德的老照片记录下川西北高原千姿百态的山川大地和多彩的人文风情。时过近百年后，这些照片中的天未变、地未老，但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世界却发生了巨变。若今日再走入画面中的实地，必有今非昔比之感。但旧景仍需细观，只有不忘过去，才能深刻了解今日，走向未来。

(照片由那爱德的曾侄孙来约翰先生提供，谨致诚挚谢意)

图① 戴上“冰雪皇冠”的山峰

图② 岷江源头掠影

图③ 村外简便索桥

图④ 川西北的小溪、木桥和村寨。

图⑤ 形若长龙的威州索桥

图⑥ 嘉戎藏族的家园

图⑦ 雅江一带的康巴人

图⑧ 官寨内的坐床活佛

图⑨ 理塘的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