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康一先生是当代日本摄影界很重要的专业摄影师，特别是在肖像照领域建立了独特风格。1935年斋藤先生出生于东京，1960年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摄影学科，学生时代担任过摄影名家林忠彦、秋山庄太郎的助理，毕业后即成为专业摄影师。早期在日本的画报和各大杂志上，斋藤先生几乎每周都有作品发表，其中他拍的肖像照颇受好评，包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井上靖、野坂昭如、远藤周作、司马辽太郎等的肖像照，以及各界名流如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市川昆、藤子不二雄、北野武、王贞治、冈本太郎、安藤忠雄、池田大作等人士，都在他的镜头前留下过生动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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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先生除了作为肖像摄影的大师之外，也是位日本摄影界里屈指可数的“中国通”。他跟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该年，包括斋藤先生在内的日本青年艺术家代表团，本来是要参加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没料到该国突然发生政变，赴阿尔及利亚的计划临时取消。日本代表团本来要分两团出发，亲日本社会党的这一团计划经过苏联前往阿尔及利亚，而亲日本共产党的另一团则是经过中国大陆往阿尔及利亚，然后双方在北非会合。阿尔及利亚出事后，他们刚好得知中国大陆计划举办第一届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于是临时调整计划，决定所有团员前往大陆参加两国青年大联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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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先生所属的团，以艺术家为主，有传统舞蹈家、画家、摄影师等，每个成员都颇具才华和个性。他们先搭机飞往香港（当时日本和中国的邦交尚未正常化，两国之间没有直飞班机），日本人去中国大陆必须经过第三地——香港。斋藤先生在内的一行人抵达香港后，手提着摄影机、戏服和传统乐器等，然后由陆地经过罗湖关口，进入当年外界普遍认为神秘的中国大陆。1965年9月初，斋藤先生一团16人先从广州飞往武汉，后来又回到广州，再坐火车沿途北上。火车停在哪儿，就在哪儿下车，并跟当地青年交流，住一两个晚上，如此这般，经过了上海等城市，最后抵达北京。根据大陆方面官方报道显示，该年8月23日，出席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日本青年271人到达了北京，25日北京各界青年万人集会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直到9月，来自日本的其他团体，先后结束两到三个星期的访华行程，各自启程回国。但斋藤先生所属的艺术团却仍然在大陆各地访问，整整待了48天之久。由于增加了访问的时日，斋藤先生原本从日本带来的五六十卷胶片根本不够用，到了北京，好不容易才买到了柯达胶卷。走访大陆各城市期间，斋藤先生用掉的胶卷高达八九十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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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斋藤先生回忆，在大陆的48天中，摄影上的限制并不多。除了机场、桥梁和铁路等军事设施和重要的公共建设以外，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拍摄。当时在中国大陆拥有私人相机的个人很少，每从饭店走到街头，他一定会被围观。有一次他住在上海和平饭店，从楼上俯瞰外面时，看到饭店前面有一群人，他们都是专门来看外国人的上海市民，斋藤先生笑道：“他们好像是来看稀有动物一般，对外国人充满好奇，仿佛战败后日本小孩围观着美国大兵那样！”由于在街头上能优哉地拍照的机会并不多，斋藤先生往往一大早溜出饭店，坐三轮车去拍照，有时只好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拍摄。斋藤先生拍的不只是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活动，也有更多胡同里的庶民生活以及街道、建筑、市容等。他拍的这些照片，如今已成了珍贵的时代影像记录。

斋藤先生说，新中国建国第16年的1965年，无论到哪儿都感受到热烈的气氛。无论参加任何活动，或打开收音机，时时都听得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连不会说中国话的斋藤先生，因为反复地听，也学会了。从幼儿园的儿童到养老院的老人，开始讲话时一定先说“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然后开口闭口就说“我们亲身参与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奉献祖国！”之类的话，不少人表达对国家恩情的感激。表面上看，老百姓的物资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对外面世界的理解也很有限，而且某些言论明显带着对外宣传的目的。但整体看来，斋藤先生感受到社会有一股朝气和兴奋，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对此他感受很深！

因为延长访华行程，多待了几个星期的缘故，斋藤先生等团员受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邀请参加国庆大会。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他还看到了毛泽东。他记得毛泽东旁边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刘少奇等人士，戴黑色帽子的林彪站在隔毛泽东有八九个人的地方，感觉与毛并不亲近，地位也不明显。毛泽东现身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刻，斋藤先生记忆犹新，说：“群众好像发狂似的拍手，不断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群众中的魅力真了不得！”他对国庆大会的游行也留下很深的印象，整个游行队伍一丝不乱、井然有序，表现出革命社会的高昂情绪。

斋藤先生在国庆晚宴上还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宋庆龄等高层人士。当晚人民大会堂里摆设了许许多多的圆桌，周恩来他们坐在正中央前方的位子。同时斋藤先生注意到楼上有个乐团席的包厢位子，他随机想到如果能上去那边，就可以拍摄盛大晚宴的全景。他假装上厕所偷偷地走上楼梯混进乐团席，从上面拍了几张晚宴的全景图。这些照片不仅有很好的构图，也忠实呈现了盛宴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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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斋藤先生也以敏锐直觉，捕捉到其他成员都没意识到“文革”前兆的画面。他们访问杭州的纺织厂时，看到师傅们正在绘制林彪的肖像。“当时1965年，一般的外国人都不认识林彪这一号人物。可是我们在参访的纺织厂所看到正在绘制的，却不是周恩来，也不是刘少奇，而是林彪肖像的装饰品。”斋藤先生问工厂负责人，对方只回：“这是上头的指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斋藤先生记得在国庆大会中，林彪站在毛泽东好几步之外，如今在杭州却大量绘制他的肖像，觉得有点奇怪；直到“文革”发生后，他才确定那就是预兆。这意味着，1965年的秋天，地方已在为来年重大的历史事件悄悄地作准备。

透过1965年的访问，斋藤先生跟中国结了深缘。第二次访华是1976年，也就是“文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