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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1996-01-01 00:00:00 作者:曾自 热度:4661℃ 收藏


  我保存着一张当年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照片。这个读书小组里有我的父亲田家英。
  新近,我的朋友、《老照片》编辑张杰来京,在家里看到这张照片,他要我把与照片相关的往事讲一讲。
  1990年代,我母亲董边多次探望过胡绳同志,胡老同我母亲讲述他所知道的与我父亲相关的历史,其中也谈到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和毛泽东一起的读书生活。
  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五人读书小组,逐章逐节、边读边议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小组先杭州后上海又广州,读书历时整整两个月。
  那么,1959年冬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次读书活动呢?
  这要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很快难以为继,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废弃的小高炉随处可见,大炼钢铁失去了往日的热火朝天。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搞一平二调,损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毛泽东很快察觉出弊端。1958年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左”的思潮。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一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一再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胡老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要求大家读书,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想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要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看苏联的经验。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先后组织了自己的读书小组。
  毛泽东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我的父亲田家英参加。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都是党内的秀才。
  谈到这,我母亲和胡老回顾起在这次读书活动之前刚刚开过的庐山会议。母亲说:会议前期,家英、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因起草《会议纪要》时议论了许多“大跃进”出现问题的要害所在,话说得很尖锐,又因彭德怀上书后他们同情支持了彭德怀,会议后期,被主席批评为“动摇派”,划进“离右派只有三十里远”的人里去了。当时他们几个压力很大,尤其是乔木和陈伯达。家英除了压力还有激愤,认为会议从纠“左”转舵批右,是李井泉、柯庆施等几个思想“极左”的人在主席那捣的乱。最终还是主席出面,对秀才们下了免战牌,保护和原谅了他们。但经过这次庐山会议,政治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使家英内心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他和我说,搞政治太危险了,他为自己的力不从心感到悲哀,为全党失去了一次纠“左”的机会感到失望。“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但就在这年年底,主席又叫家英参加读书活动了,他是高兴和兴奋的,感到主席还是信任他的,又可以发挥作用干些事情了。
  胡老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时就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的话。杭州读书,主席又找了家英和陈伯达,更说明主席原谅了他们。乔木同志庐山会议之后因病休养了,不然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读书的。顺便说一下,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信中提到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恐怕指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但这时候,主席还是把他找来一起读书了。
  那次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别墅,每天下午乘车去南屏参加读书会。读书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杭州南屏的丁家山。丁家山是一很小的山,山上有屋数间,据说康有为曾经住过。毛主席好像颇喜欢在此处盘桓,很喜欢丁家山的房子,有时候就在那读。有时候在山上大家看他稍微休息一下,坐一坐就下山,到游泳池读。读书一般都是从下午4点钟读到8点多钟,8点半吃饭。吃饭大都在游泳池,主席准备了简单的晚饭,和大家一起吃。只有12月30日,下午6点钟起,读到10点钟,读了四个钟头,共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照片说明:
图1、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的五人读书小组在杭州。左起:陈伯达、田家英、胡绳、邓力群、毛泽东。

  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读书会没有停止,下午照旧读书。这天晚饭不是平日简单的饭了,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意为主席准备了两桌菜。那天吃饭的除四个秀才外,还有主席的秘书林克、江华和夫人吴仲廉。晚宴将开始时,毛主席拿出新近写的两首诗,诗已印成小册子,分别赠给大家作纪念。

  两首诗是:
                  七律《读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
    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七律《改鲁迅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附鲁迅诗
         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妇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这里说明一下,毛泽东1959年11月至12月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几首“读报诗”均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上的分歧,借诗言志,读报后随兴偶成,并不是都愿意发表或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的。
生日晚宴的饭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主席不时地站起来请大家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故事。当大家给主席敬酒时,他总是举着酒杯亲切地说:“谢谢,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这真是一次愉快的晚宴。
  那么读书小组是怎样读书的呢?
  胡老回忆说,我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用了主席提议的“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的办法,大家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那时真是一章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主席发议论,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讲讲话。一般读得不多,每天大概读十几页。 
  读书时,秀才们当然都很愿意听主席发表意见,而且都很愿意想法把它记下来。但是大家也知道,毛主席在跟人谈话时,非常不高兴人家当面记他的话。胡老说,如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他谈话,大家都埋头记,那非给他骂不可。有一次就是这样,主席看我们在记,说怎么你们都不跟我谈话,都在记我的讲话。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邓力群坐在边上一个人记,我们大家读,当然主要是毛主席讲,有时我们也插点话。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毛主席讲了很多,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后来留下来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谈话要点,就是根据邓力群当时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1960年1月初,读书小组的人都随毛主席到上海去了,因为要开上海会议。在上海主席就住在火车上。大家都在火车上,读过一两次,因为开会就没再读。最后几十页是在广州读完的。 
  我母亲告诉胡老,她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刊物《党的文献》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连载了六期,有五万字之多。谈话所及,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于民主革命,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积累和消费问题,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但因都是主席在读书时的插话,毕竟不系统。胡老作为这次读书活动的亲历者,现在看,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待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次读书活动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胡老感慨地说,“大跃进”的挫折使毛主席忧心忡忡啊。他深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当时我们是把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收到一定成绩的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所以十分重视他们的经验。但给我们参加读书会的同志印象很深的是,主席对待苏联的经验,采取了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主席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读书时,常常听主席讲,苏联这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 
  毛主席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践,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1958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初步的试验。主席一边读书,一边不断地考虑研究已经得到的经验,思索一些问题。现在来看,当时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不少是正确的。比如要重视农业,重视轻工业。他说,苏联不重视农业,所以农业没搞好;苏联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没搞好,这是很大的缺点,是不对的。这些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交换,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还应该重视价值规律。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毛主席当时的意见看作是已作出的最后的结论,只能说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在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 
  跟随主席读书,给人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反复强调:“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是不大可能的。他反复强调:“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 
  这大概是“大跃进”的挫折和庐山会议之后给毛泽东带来的沉痛和反思吧。 
  读书中,毛主席还谈了许多涉及哲学领域的话题。记得家英读到哲学部分,主席说:“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还说:“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 
  有关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记忆完成了,可以给老友交账了。然而,望着眼前的这张老照片,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释然。 
时光流逝,照片上的人们大都已先后离去了,那里有我亲爱的父亲,有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人们信仰崇拜的领袖,有我小的时候叫伯伯的几位熟悉的面孔。 
  斗转星移。新的世纪,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人们的许多做法,今天来看似乎有些不太现实,亦或受到许多局限。但我还是想说,曾经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敢于挑战苦难,敢于打破迷信,敢于承担责任,为了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屈不挠地苦苦求索,他们的精神,永远是可贵的。 

照片说明: 
图2、1954年摄于杭州。左起: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周泽昭(北京医院副院长)、罗光禄(毛泽东机要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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