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存着一张当年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照片。这个读书小组里有我的父亲田家英。
　　新近，我的朋友、《老照片》编辑张杰来京，在家里看到这张照片，他要我把与照片相关的往事讲一讲。
　　1990年代，我母亲董边多次探望过胡绳同志，胡老同我母亲讲述他所知道的与我父亲相关的历史，其中也谈到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和毛泽东一起的读书生活。
　　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五人读书小组，逐章逐节、边读边议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小组先杭州后上海又广州，读书历时整整两个月。
　　那么，1959年冬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次读书活动呢？
　　这要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很快难以为继，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废弃的小高炉随处可见，大炼钢铁失去了往日的热火朝天。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搞一平二调，损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毛泽东很快察觉出弊端。1958年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左”的思潮。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一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一再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胡老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要求大家读书，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想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要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看苏联的经验。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先后组织了自己的读书小组。
　　毛泽东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我的父亲田家英参加。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都是党内的秀才。
　　谈到这，我母亲和胡老回顾起在这次读书活动之前刚刚开过的庐山会议。母亲说：会议前期，家英、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因起草《会议纪要》时议论了许多“大跃进”出现问题的要害所在，话说得很尖锐，又因彭德怀上书后他们同情支持了彭德怀，会议后期，被主席批评为“动摇派”，划进“离右派只有三十里远”的人里去了。当时他们几个压力很大，尤其是乔木和陈伯达。家英除了压力还有激愤，认为会议从纠“左”转舵批右，是李井泉、柯庆施等几个思想“极左”的人在主席那捣的乱。最终还是主席出面，对秀才们下了免战牌，保护和原谅了他们。但经过这次庐山会议，政治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使家英内心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他和我说，搞政治太危险了，他为自己的力不从心感到悲哀，为全党失去了一次纠“左”的机会感到失望。“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但就在这年年底，主席又叫家英参加读书活动了，他是高兴和兴奋的，感到主席还是信任他的，又可以发挥作用干些事情了。
　　胡老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时就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的话。杭州读书，主席又找了家英和陈伯达，更说明主席原谅了他们。乔木同志庐山会议之后因病休养了，不然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读书的。顺便说一下，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信中提到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恐怕指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但这时候，主席还是把他找来一起读书了。
　　那次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别墅，每天下午乘车去南屏参加读书会。读书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杭州南屏的丁家山。丁家山是一很小的山，山上有屋数间，据说康有为曾经住过。毛主席好像颇喜欢在此处盘桓，很喜欢丁家山的房子，有时候就在那读。有时候在山上大家看他稍微休息一下，坐一坐就下山，到游泳池读。读书一般都是从下午4点钟读到8点多钟，8点半吃饭。吃饭大都在游泳池，主席准备了简单的晚饭，和大家一起吃。只有12月30日，下午6点钟起，读到10点钟，读了四个钟头，共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照片说明：
图1、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的五人读书小组在杭州。左起：陈伯达、田家英、胡绳、邓力群、毛泽东。

　　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读书会没有停止，下午照旧读书。这天晚饭不是平日简单的饭了，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意为主席准备了两桌菜。那天吃饭的除四个秀才外，还有主席的秘书林克、江华和夫人吴仲廉。晚宴将开始时，毛主席拿出新近写的两首诗，诗已印成小册子，分别赠给大家作纪念。

　　两首诗是：
                  七律《读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
　　　　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七律《改鲁迅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附鲁迅诗
　　　　　　　　　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妇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这里说明一下，毛泽东1959年11月至12月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几首“读报诗”均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上的分歧，借诗言志，读报后随兴偶成，并不是都愿意发表或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的。
生日晚宴的饭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主席不时地站起来请大家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故事。当大家给主席敬酒时，他总是举着酒杯亲切地说：“谢谢，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这真是一次愉快的晚宴。
　　那么读书小组是怎样读书的呢？
　　胡老回忆说，我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用了主席提议的“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的办法，大家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那时真是一章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主席发议论，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讲讲话。一般读得不多，每天大概读十几页。 
　　读书时，秀才们当然都很愿意听主席发表意见，而且都很愿意想法把它记下来。但是大家也知道，毛主席在跟人谈话时，非常不高兴人家当面记他的话。胡老说，如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他谈话，大家都埋头记，那非给他骂不可。有一次就是这样，主席看我们在记，说怎么你们都不跟我谈话，都在记我的讲话。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邓力群坐在边上一个人记，我们大家读，当然主要是毛主席讲，有时我们也插点话。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毛主席讲了很多，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后来留下来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谈话要点，就是根据邓力群当时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1960年1月初，读书小组的人都随毛主席到上海去了，因为要开上海会议。在上海主席就住在火车上。大家都在火车上，读过一两次，因为开会就没再读。最后几十页是在广州读完的。 
　　我母亲告诉胡老，她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刊物《党的文献》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连载了六期，有五万字之多。谈话所及，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于民主革命，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积累和消费问题，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但因都是主席在读书时的插话，毕竟不系统。胡老作为这次读书活动的亲历者，现在看，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待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次读书活动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胡老感慨地说，“大跃进”的挫折使毛主席忧心忡忡啊。他深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当时我们是把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收到一定成绩的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所以十分重视他们的经验。但给我们参加读书会的同志印象很深的是，主席对待苏联的经验，采取了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主席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读书时，常常听主席讲，苏联这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 
　　毛主席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践，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1958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初步的试验。主席一边读书，一边不断地考虑研究已经得到的经验，思索一些问题。现在来看，当时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不少是正确的。比如要重视农业，重视轻工业。他说，苏联不重视农业，所以农业没搞好；苏联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没搞好，这是很大的缺点，是不对的。这些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交换，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还应该重视价值规律。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毛主席当时的意见看作是已作出的最后的结论，只能说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在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 
　　跟随主席读书，给人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反复强调：“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是不大可能的。他反复强调：“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 
　　这大概是“大跃进”的挫折和庐山会议之后给毛泽东带来的沉痛和反思吧。 
　　读书中，毛主席还谈了许多涉及哲学领域的话题。记得家英读到哲学部分，主席说：“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还说：“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 
　　有关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记忆完成了，可以给老友交账了。然而，望着眼前的这张老照片，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释然。 
时光流逝，照片上的人们大都已先后离去了，那里有我亲爱的父亲，有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人们信仰崇拜的领袖，有我小的时候叫伯伯的几位熟悉的面孔。 
　　斗转星移。新的世纪，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人们的许多做法，今天来看似乎有些不太现实，亦或受到许多局限。但我还是想说，曾经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敢于挑战苦难，敢于打破迷信，敢于承担责任，为了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屈不挠地苦苦求索，他们的精神，永远是可贵的。 

照片说明： 
图2、1954年摄于杭州。左起：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周泽昭（北京医院副院长）、罗光禄（毛泽东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