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至1948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并与解放军在陕北地区征战年余，陕北战事以胡宗南部大败告终。不过，在这过程中，国民党却意外地俘虏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典型人物吴满有，逼迫他投降，替他写自白书，让他在南京记者会中公开认错，支持蒋介石。这位被塑造成完美形象的劳动模范的被俘与变节，曾引来世人的批判与唏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维

据史料记载，吴满有为陕西横山人，1928年来到延安，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棘园，因擅于农耕和经营，逐渐致富。他响应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积极购买公债。简单地说，吴满有的才干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勤奋苦干，从实际工作中累积生产知识，有效提高生产力；二是对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十分敏锐，善于营造有利于生产致富的外在环境，这意味着他不仅能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能缔造政策的实践典范。这两种才干经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让吴满有成为延安家喻户晓的人物。

1942年，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严重粮荒问题，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军民积极投入大生产活动，为实现自给自足而努力。这段时期的农村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务实灵活的思想。其重点是，既然生产为首要任务，那么生产就应置于分配之前。应同意农民保留生产所得的财富，以奖励其生产意愿。这种富民政策等于是同意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在生产技能以及财富创造上起带头作用。更深一层看，这项政策等于是承认物质刺激对于生产的正面意义；哲学上来说，就是确认人性对财富的自然渴望。这项命题在今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对于当时提倡牺牲生命以实现大公无私社会的共产党人而言，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灵挣扎，并延伸为激烈无情的路线斗争。尤其在艰困的革命岁月中，为了将最小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人抱着献身的精神，过着极其简单的物质生活，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任何人经由生产将财富据为己有，显然与革命道德格格不入。

革命情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为革命实践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他从江西苏区时代就提出的一贯主张，当时曾遭到批判，一直到延安时期才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精髓在于，尽管在分田政策中对地主仍进行清算斗争，但不杀害对方；相反，对于积极配合，进而加入劳动队伍的地主给予鼓励。至于生产绩效高的富农，不仅同意其保留财富，甚至树为典型，发展入党，提拔为干部。种种鼓励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生产效能。实践证明，陕北的农村建设不仅刺激了生产，也团结了人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成功。

吴满有的典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树立起来的。毛泽东在几次公开谈话中，高度肯定吴满有，要求向吴满有看齐，创造更多的吴满有。《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事迹作了长篇报道，同时发表社论。诗人艾青则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边区还生产了“吴满有牌” 香烟，拍了吴满有的电影……种种歌颂和宣传，将吴满有推向高峰。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超级明星”，毋宁说是为了革命的社会情境而形塑的结果。这一情境透过报道、公开表扬、诗歌、美术、戏剧、电影、口传等形式，使得一个个神话般的典型描绘凝结成的坚定信仰，充满了目标感与幸福感。其实，就吴满有本身而言，还牵涉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即自私的物质刺激与无私的精神奉献如何有机地结合，成为创造幸福社会的动力。

真实的人与革命想象的人

对中国人而言，这并非学术的课题，而是1949年后痛苦的摸索与实验，涉及了千千万万人的青春与身家性命。最极端的时候，富裕被当成罪恶，饥饿被说成快乐。直到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延安时期曾有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务实思想才又卷土重来，并实现了新的成就。

另一方面，尽管延安时期的农村经济建立在务实的思想上，但它毕竟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革命的目的。作为成功的农业经营者，吴满有被宣传的重点，并不在于他替自己谋福利的本事，而更在于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联系上乌托邦情境，洋溢着幸福感，令人神往。这是真实的吴满有，还是革命者想象的吴满有呢？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后，吴满有参加了解放军，并被任命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随军转战年余，不料在1948年5月陇东战役后遭国民党俘虏。后经由其他战俘指认，国民党确认这名战俘就是在延安红极一时的吴满有，如获至宝，立刻押送南京。到了9月间，吴满有与另一名在1946年6月中原突围中被俘的杨经曲（曾任新四军5师15旅旅长等职），一起被安排参加了由南京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吴满有还被安排到中央广播电台作了公开谈话。

国共战俘的悬殊比例

事实上，1948年国军已节节败退。吴满有被俘时，占领延安一年的胡宗南部，已被迫撤出了延安。而吴满有发表屈辱性的“自白”时，解放军已在孟良崮击毙国军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洛阳俘虏国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在陇东击毙国军第76师师长徐保，在临汾俘虏了国军第6集团军副司令梁培璜，在襄阳俘虏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在济南俘虏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至于其他被俘或自动来归的国军旅级军官更是不计其数。相反地，国民党只能举出寥寥数名被俘旅团级的共军干部，他们大多不是因部队被歼而遭俘，而是在转移中因故跟不上队伍而落入敌人之手的。国共双方战俘军阶和人数的悬殊对比，反映的自然是战局的现状与大势。吴满有投降时，三大战役已开打在即，国军精锐顷刻尽失。当然，这些早已是今天的历史常识了。

因此，吴满有的被俘和自白，对于国共战争既无实质亦无象征作用。不过，这件事仍在许多人心中勾起了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是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象征，为何没有革命者理所当然的表现，例如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呢？然而，或许这盆冷水可以让后人稍为清醒一些。事实上，只要虚心面对历史，查阅多方数据，就可清楚发现一个事实。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过去曾多次被表彰的参议员、劳动英雄等人士，应国民党的要求公开讲几句应景话者，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的姓名、照片、谈话，都刊登在当年的主要报刊上。胡宗南在接受《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专访时说：“本地共产党员对我们很好的。”他的统治方略是运用边区原有社会治理架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原来共产党所表彰的地方模范，一旦转变立场，自然也就成为胡宗南掌控和称许的地方模范。而且在占领延安一年内，胡宗南并不刻意去追查过去的事，所以这个架构也没有出大问题。严格说来，这跟毛泽东十三年前初抵延安时的社会治理思维十分相似，即尽量不更动本地的社会结构，以安抚人心，团结地方。历史上，中国执政者在权力更替时面对地方治理问题，有着相似的表现与智慧，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六十年后重现的珍贵影像

这里不妨做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实假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有生产技能和生意头脑的中国人先富起来，一些更聪明的人掌握了大趋势，不仅创办名牌，也配合政府政策，捐助社会公益，支持各种爱国主义活动。然而，来自延安时期的吴满有注定只能留在那个时期，忠于那个时代的脚本，所以一旦真实的他现身时，就难免勾起了过多的叹息。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吴满有的故事津津乐道，不断努力地挖掘关于他的材料。惟一的缺憾是，吴满有的照片却几乎一张都没有了。原因是，过去延安经常可见的吴满有的照片，国民党来时清过了一遍。随着吴满有的投降，共产党回延安后又再清一遍，以至于曾经名满天下的吴满有，其形象竟消失得无影无踪。1949年后，吴满有回到延安，于1959年抑郁而终。关于他最后的生命旅程，似乎没有留下正式的纪录，一切只剩下“据说”。

笔者在这里特别提供1948年9月吴满有和杨经曲在南京举行记者会的几张照片。这可能是吴满有的面影消失六十年后的首度浮现，照片的珍贵性自是不言而喻。照片中被拘禁在斗室的吴满有神色黯然，不复延安时期的风采。无论如何，这张脸庞曾长年与延河的月夜、黄土高原《东方红》的歌声、伟大祖国的呼唤等等诗人情怀相依为伴，以至于他后来的结局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然而，历史彷佛总是抱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继续向前。

图片说明：

图1　1948年9月，吴满有（右）与杨经曲在南京国防部政工人员陪同下参加记者会，交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自白书”。这是吴满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图2　1948年9月，幽禁中的吴满有，吸着香烟，神情黯然。

图3　1948年9月，同住一间斗室的吴满有（左）和杨经曲。七个月后，解放军渡过长江，攻入南京。不过，国民党方面在撤退之前把他们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