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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个农民的故事
1996-01-01 00:00:00 作者:曾自 热度:5605℃ 收藏


  事情是十年前。
  3月的一天,下班回到家,先生说:“有人找你。”“谁呢?”我向客厅紧走几步。从客厅里迎出来一个陌生的人,他满脸的风霜,一个地地道道的劳动者。我家很少与有这种外观的人来往。我们相视了几秒钟,从他那张向我笑的脸上,猛然,陌生中我找到了一种熟悉,我一下子省悟了,“是锁柱!”瞬间,大脑宛如真空地带,空旷的无边无际。
  我努力地寻找,终于找回到了三十年前。
  1969年,不满十七岁的我被下放到吉林镇赉一个全是蒙族老乡的村里,在那一呆就是七年半。
  那是一个火辣辣的年代,不论年老年少,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我们十六七岁的少年,被卷进了上山下乡运动中。我是自愿到边陲去的,京城的气氛太压抑,我和“文革”中的伙伴伏生、海仑一起,抱着浪迹天涯的向往,离开了北京。
  我住的村子叫代周村,八九个女生、五六个男生同在一个大屋檐下生活。一面是接受再教育的使命感,一面是凭劳动挣工分的切肤感。我们既是这小小村落里绝对的精神贵族,又是这大千世界最最底层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生灵。你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操劳农事来换取维持生命的那一点点物质。环绕小村四围遍野的庄稼地,就是你的生命线。这在以往的城里是绝对感受不到的,太具体了。尽管“再教育”这么切肤,我们仍然丢不掉我们的精神家园,不管生活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十几个男女学生在一起,俨然就是整个的世界了。
  下工回来,天色已晚,等我们洗涮完毕,坐在大长条桌上吃饭时,已是掌灯时分了。饭极简单,只有苞米茬子和高粱米,晚饭一定是大柴锅熬制的半干半稀的苞米茬子粥,外加炒土豆片或大头咸菜条。捧着这样的饭,我们却能吃上个把小时,坐在一块就开聊,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村里的老乡爱串门,干了一天的活,各家各户走动走动,是乡下人的“文化”生活。自从有了知青集体户,村里不少青年人吃过晚饭都爱到我们这儿串串,他们围坐在炕沿,听我们聊天,偶然也插进一句半句的话儿。在常来我们这的人中,我很快发现有个个头高大,但满脸稚气的小伙儿,几乎可以说是个大男孩儿。他的憨劲比一般乡下人更显眼,他从不说话,只是听大伙说,大家笑时,他也跟着憨笑。但最初我便注意了他,不知什么原因,是他那股憨劲还是一种人与人的缘分。
  后来我知道,他叫锁柱,姓白,比我们小一岁。人们都叫他“老牛车”,因为他力大过人,但只会傻干,一点不巧,像老牛拉车一样,而在干活的好把式中,巧干的才是能手。
  到农村两三年后才渐渐体会出来,“村子”,这个最基层的社会单位,是靠家族维系的,很像我们小学时历史课本里讲的原始社会的人群关系。家族姓氏像一把大钳子钳着村里每一个人,这种对人的制约力远比城里发生的“文革”运动要大得多。
  代周村住着两大姓,老吴家和老白家。吴家很旺,队长、会计都姓吴;白家则有穷有富,穷户多富户少。
  锁柱家姓白,是白姓家最穷的几户之一。母亲早逝,父亲又是痨病在身的病人,五个孩子他行二,上边一个姐姐,下边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显然他是这个家庭中最主要的劳动力,十六七岁就要挣工分养活六口之家。
  他家住在村中间碾道房后的那所破土房,三间土屋,他们只住东边的一间。西边一间是他的叔叔家,一个更穷的白姓人家。中间一间是灶房,兄弟两家合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青三两成帮到老乡家串门的习惯被打破了,该去的铁杆贫农家都去的差不多了,我发现被我们视为铁杆贫农的都是村里的旺户,不是基干民兵队长,就是生产队队长,也不知为什么,到了这些旺户人家,我总是不那么畅快,坐的时间一长,就觉得六神无主,应付事儿。看海仑和基干民兵队长吴平安侃得哈哈哈的,似有说不完的话题,而我却总是淡淡的,对于吴平安这个被村里人视为最标致的小伙儿(后来他应征入伍,成了真正的“英雄”),我也没有一点喜悦感。老吴家过的是村里最好的日子,窗明几净,三间大北房各是各的布置,一切摆设用品,都是那个时代东北农村最上等的。吴大娘又勤快又善良,家里收拾得停停当当,我们一去,就姑娘长姑娘短地说个没完。吴大伯又是个极老实的、典型的翻身贫农,不言不语,总是带着腼腼的微笑,真不知道他这么个老实疙瘩,怎么会生出吴平安这样出类拔萃的儿子。村里人都知道,知青和老吴家走得近,吴大娘吴大伯把知青当成自己的亲闺女待。去老吴家串门,成了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最好课堂。
  又不知什么时候,吃过晚饭闲下来,我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村里走走。没有路灯的村子,天一黑下来,四下里黑漆漆的,除了偶尔一两声狗叫,静得使人心里发凉,可当你往天上看时,那满天的繁星,又像是到了一个神话的世界,说不出的美妙。我们集体户在村西头,再向西走就是荒地了。向东走,有一条穿村的大道,更多的时间我是向东往村里走,天再黑也没怕过,心里踏踏实实的。全村的老乡都是熟人,每天干活混在一起,想象不出会有恶人,我们那时就那么纯。
  黑夜的村子,家家户户窗里透出的灯光形成了一道风景线。我很快注意到,过得旺的人家点带灯罩的油灯,窗子里亮堂堂的。日子紧的人家点小油灯,窗子里透出的是昏暗的光,忽闪忽闪的,显得这家人的日子有气无力,紧紧巴巴的。
  “亮堂堂”的人家早就去够了,这天走到碾道房,向左看,就是锁柱和他叔叔家合住的三间破土房,我突发奇想,闪出了去锁柱家看看的念头。破旧的木门没有锁,门应声开了,看见是我,全家人又是惊又是喜,因为穷,虽然是贫农,人前也抬不起头,挺不直腰,还从来没有一个知青到他家串过门。不大的房间里南北两铺炕,一眼扫去真是一贫如洗,连炕席都破得只剩了一半。我站在当地,锁柱的老爸爸发话了:“姑娘,上炕,往里坐。”显然因为穷,他的话音带着尴尬,我真的一骨碌脱鞋上了炕,盘腿稳稳地坐在了炕头。我这一坐,全家人的惊骇平息了,锁柱的姐姐桂兰靠到跟前和我拉起话来。我看见地下还站着大妹妹、小妹妹,还有小弟弟铁军。锁柱站在炕与炕之间贴墙根的地方,他始终看着我笑,由衷的笑,他对谁都是这样笑。
  一来二去,隔三岔五,我就到锁柱家坐坐,我明显地感到,我的到来已经成为他们家天天盼的事情,我一去,便是全家老小都欢喜的时刻,尤其是锁柱爹,这位多病在身又不善言谈的蒙族大爷,把看到我的满心欢喜化作了笑声和琴声。年轻的时候,锁柱爹是村子里的歌手,会唱许多蒙族民歌,破旧的屋里,西墙上挂着的那把马头琴很显眼,这琴只有白大爷可以拉,而那天,他却摘下来让我玩玩。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村里的小伙子们常爱大呼小叫地唱老辈们传下来的蒙古调,我乐感强,听几遍便会了,一首一首的也能哼出来。我试着拉了一曲,出调了,“达古拉”,他们听出来了。“满山的果树虽然那么多,结果实的没几棵呦。相识的姐妹虽然那么多,知心的还是达古拉呦……”白大爷乐得胡子都翘起来了,锁柱笑眯了眼,还是站在墙根,我在炕上坐,他从不沾炕的边。白大爷随着我的琴声唱起来,一曲又一曲,一遍又一遍,我也真的开心极了。小小的破屋里,似乎没有了贫穷,没有了愁苦,我也没有了思家之念,只觉得欢乐,只觉得这一家人像是我家里的人,我感受到一种在那些铁杆贫农家从未有过的温情。  冬季农闲是知青回北京的日子,我们往往一呆就是五个月,到了清明忙春耕的时节,才一大帮呼啦啦地回去了。有一年才回村,干活时隐隐听到传话,说我给锁柱写信了,说那天村里人都在给老张家的新房上房包(东北话,即房顶),邮递员喊了声“北京来信了”,锁柱上前抢过信,当着众人的面一口把信给吃了,大伙哄起来。真说的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儿的。可我确实没有给锁柱写过信,一回北京,我们满脑子装的都是国事、家运,村里的日子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每次回北京都是这种感觉。可我给锁柱写信的话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锁柱又为何把一封不知名的信给吃了呢?怪事。没想出个结果,很快我便把这事儿放下了。见了锁柱,他仍是憨憨地对我笑,他那股憨劲给我一种安全感,我仍然去他家串门,和他一家人来往。 
  东北的夏天是最难过的季节,从5月到8月要锄四个多月的地,叫“耪大青”,一块地连着一块地,耪也耪不完,有的地块儿大,一条垅足有一里地长,一人把着一条垅,队长一猫腰就锄到了头,有时我们能落出去半里地。锁柱到头就接我,接完我接海仑,他一个一个地把我们知青都接出来,但每次准第一个接我。耪地累得人像只剩下一口气了,这时有人接你一把,真比亲爹亲娘还亲呢。秋天场院分口粮,戴彬他们虽然也是女生,可练得像个小伙子,一百五六十斤的麻袋扛起来就走,我不行,说什么也扛不动,为自己的无能而扫兴。锁柱准知道我看着口袋无奈,他身子一蹲,叫我帮他掫一把,一人扛起两袋子,一路小跑,先把我那一袋子送到集体户。我跟在后面紧追慢追,看着前边大力神般的背影,心里泛起一种奇妙的感觉,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 
  在村里的日子,我无力量的时候,锁柱总会暗暗地帮助我,他的确有的是力气,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亲戚。 
  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在村子里生活了近八个年头,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也真不算短了。 
  到了1976年秋天,虽然全公社只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但我最终还是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头。 
  我走了,把生活了七年半的农村全都搁在那了。对于城市的生活,似乎用不着再去熟悉,一切都习惯地回归了。最初的那几年,我还常想起乡下的日子,但它在我脑子里就像是一幅画,一幅越来越虚无缥缈的画,远了,更远了,画中的房子、树木只剩下一些影子,淡淡的,看不清了…… 
 
  和锁柱的重逢,是奇缘。 
  缘起姐姐买了架书柜。那天,送书柜的小伙子看着清单上物主“曾立”的名字,竟冒冒失失地问:“大姐,您认识曾自吗?”“你怎么认识曾自的?你是谁?!”“曾自是我姐,我哥一直找她呢。”铁军随口说出我们集体户一连串人的名字。原来,锁柱和他的弟弟妹妹早都来北京打工了。 
  这天晚上,我和锁柱是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饺子馆吃的饭。我们相对而坐,我能仔细地看到他的脸,皮肤极粗,深深的皱纹,苍老的完全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这张脸已经告诉了我他的生活──日复一日地简单劳作。我也曾经这样生活过,七年半后我结束了,而他又延续了二十三年。 
  我忽然觉得,那幅缥缥缈缈的画,一下子被拉近了,画上面的景物分明显出了棱角,画里的一个生灵就活脱脱地坐在我的面前。这晚锁柱话不多,他不时抬眼望望我,又低下头去吃东西,苍老的脸遮盖不住的,仍然是那股我熟悉的憨劲。吃完饭,该分手了,锁柱憋足了勇气说出一句话来:“这辈子能再见上你一面,足了。” 
  我懂,离开乡下时,我把一切都留在了那儿。而他,却揣着这份美好走过这么多年。 
  锁柱走了,这回是他一去不再回头。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好像有人捧来一捧泥土,好像一颗纷繁的心被这泥土掩埋…… 

照片说明: 
图1,下乡前到天安门前表决心(右三为作者)。 
图2,1969年夏,集体户的四个女孩儿生平第一次“旅游”,在白城市照相馆合影留念。前排左二:伏生;后排左起:作者、海仓。 
图3,1970年,摄于集体户院墙外。右二为作者。 
图4,1968年12月,作者的姐姐曾立摄于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1968年秋到1976年秋,曾立在牧区呆了整整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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