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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文革”中的几个“典型”
1996-01-01 00:00:00 作者:姜东平 热度:8110℃ 收藏

“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唱这首歌的时代,是崇尚英雄的时代。英雄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着不解之缘,培养和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英雄人物”。
  我参军是在1970年代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方兴未艾,树标兵,开“讲用会”,创“四好连队”,争“五好战士”。“海市蜃楼”般的政治幻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随着“大颂扬”时代的终结而消失。

郑站长的事情发生在我当兵的第一年。
  那年冬天的雪很大。我们六个新兵由警卫营调到通信连队。出发那天,汽车在茫茫雪野上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又徒步走了好长一段山路,才进了一个叫做“岔路口”的山沟里。
  在两山夹峙的山口,远远看见一座哨所,长长的铁丝网一直扯上白雪皑皑、林木丛生的山峦。背着冲锋枪的哨兵在岗楼里探头探脑,不断地搓手跺脚,看着我们列队通过。
  进入山谷,厚厚的积雪封住了脚下的路,我们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爬上一个山腰,见到了一趟水泥挂面的平顶灰色砖房,屋顶和四面墙壁上,插着许多梢条,和山坡上的树丛融为一体。距此一公里之外还有一处山洞,是我们后来执勤和值班的地方。若不走到跟前,绝不会看到洞口的位置。这是为了战备需要,贯彻伟大领袖“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而部署的,是本地区“反修、防修”的前线指挥所。
  这里对外称“洞两”(02)工作站,是通信营有线连的排级建制。一位姓常的副指导员在这里“蹲点”,常副指导员不来站里的时候,实际的“最高长官”就是郑站长(姑隐其名)。郑站长,辽宁锦县人,长得高大魁梧,相貌英俊,大概二十一二岁的样子。论军龄,郑站长不过比我们早当了二年兵,但被提为站长已有一年时间了,后来知道他是军区挂了号的先进人物。

图: 1970年,作者(三排右一)入伍时与战友们合影

站部就设在那趟插满梢条的平房里。站里承担着动力、载波、总机等项执勤任务,约有三十多人。因工作需要,每人都有一个代号,时间一长,大家都以代号相称,很少直呼其名。总机班有七名女兵,她们和男兵一样爬冰卧雪,吃苦受累。在长年见不到生人的山沟里,女兵们给站里单调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快乐。
  不久,同期入伍的五个新战友被分到线路维护小组,而我被留在站部当了通信员。我的任务是连首长来站里“蹲点”时为他们打水、引炉子、收拾宿舍,到各班去传达临时任务和口头指示。连首长不在时,听从马班长(代号“031”)的安排。
  漫长的冬季,连首长很少上山里来,因此我就成了马班长的“勤务兵”。有时,他叫我和下夜班的战友们一起上山搂柴火,有时和几个女兵在一起搓苞米粒子。马班长和郑站长的关系很好,我们去山里搂柴火的时候,他总是钻到树茅丛里下套子,说是套狍子。那套子是用电话线里有一点弹性的钢丝做成的,编成一个圈形的绞索,挂在树空里,马班长问过我,你知道傻狍子是咋回事吗?我说不知道,马班长兴奋地说,我跟郑站长打过狍子,搂一枪后,没打着,那狍子先是一惊,站在那一动不动,然后一窜老高,没命似的狂跑,跑出老远又返回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让站长一枪撂倒了。以后我带你去打狍子和野鸡,给站里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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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山里的狍子、野鸡很多,早晨起来,雪地上满是狍子的蹄印,野鸡的啼叫声几里地外都听得见。自从马班长下了套子,我就盼着傻狍子把蹄子伸进套子里,可冬天快过去了,我们也没吃上狍子肉。
  和女兵搓苞米粒子的时候,我就归“023”领导。“023”是总机班班长,18岁入党,是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人长得漂亮又会说话,很受郑站长的重视,所以进步快,她和马班长一样,也是站里的骨干。那时候的军人,只要一看服装,就知道你是哪一年入伍的:越洗越白的“小帆布”,是70年兵的服装。“023”着一身“耗子皮”,是69年兵军装的颜色,男兵们暗地里管“023”叫“豆杵子”(一种田鼠),马班长观察的更仔细,说她嗑瓜子儿的动作尤其像。
  在山里搂柴火时,大家无所顾忌地大喊大叫,“023”也亮开嗓子唱起“八角楼的灯光”,四面大山响起和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很。据说“023”上过艺术学校,会跳一段难度系数很高的“白毛女”,男兵们都愿和她一起干活。一天下来,“023”搂的柴火最少,而且都是男兵们帮她背下山的。
  “023”每天带领下了班的战士们“天天读”。“天天读”是林彪在1968年3月26日提出的,说“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首先在部队推行,然后风行全国。大家每天都认认真真“走过场”,学习翻得卷了页的《毛主席语录》,读“毛选”,读《解放军报》,然后围着苞米垛搓苞米粒子。
  关于郑站长的“先进事迹”,就是搓苞米粒子时,我从“023”那里听来的。
  郑站长1968年初从辽宁入伍,经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被分配到有线连队的线路维护小组。有线连有12个线路维护小组,承担数百里架空明线的维护任务。每小组三个人,平时除了电话联系,很少能和本连队的战友照面。我当兵的时候,正在学习沈阳军区通信总站某线路维护小组王树庆的事迹,王树庆在洪水暴涨的时候去查线,被洪水冲走。而郑站长的事迹,比王树庆早了一年多。
  线路维护小组以“为战备护银线”为首要任务,一般是一个班长带两个兵,天高皇帝远,没什么约束,懒散得很,全靠班长的领导水平和影响力。平时没事的时候,小组的战士就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帮忙。
  线路维护有一个讨厌的规律:越是恶劣的天气,越容易出现故障,无论是下雨刮风,就是下刀子,也要立即赶赴现场排除故障。5月的一天,刮起了大风,75号电杆断线。当时还是新兵的郑站长接受任务,去20里外排除故障。当他爬山越岭赶到现场,利用断线的一端接通总机时,恰巧有军区首长的电话,说是有“重要指示”传达到部队,为此军区首长已经火冒三丈。情急之下,郑站长用手攥住断线的一端,另一端用牙齿咬住,“重要指示”通过他的身体传到了部队。
  郑站长的事迹在巡回“讲用”时声名远播,被树为军区的“先进典型”,很快入了党,一年后成了我们的站长。
  自那时起,我便对郑站长多了几分敬畏和羡慕,同时也产生了一点疑问,那天查线,他没带上线拐子(必备的架线工具)吗?是谁发现了他的英雄壮举呢?为此我曾偷偷地问过马班长,马班长先是一瞪眼:你想干什么?否认英雄咋的?紧跟着未置可否地说一句:情况紧急,来不及了。
  马班长曾多次让我主动地接近郑站长,说,你是通信员,得机灵点,站长想到的你得干,想不到的你也得主动去干。可我一见郑站长就打怵。他那张不会笑的脸总让我想起“座山雕”。有一天,我跟着他从山洞里出来,吧唧吧唧地趟着雪回站部,一路上,见到许多尿窝窝,他一边踢一边骂,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回来就开了男兵的会,说:你们太不注意军容风纪了,到处是“射击孔”,我一路上踢了十几个。咱们这里有女兵嘛!要是发现谁干的,非得把他给“骟”了。  2月,郑站长感冒了,躺在宿舍里发汗。马班长在值班室煮了一锅挂面,用盆盛上对我说:去,给站长送过去。我很不情愿地端着盆,心里想着该对站长说点什么拜年的话,走到平房最里面的站长宿舍。匆忙之中,我用脚捅开了门,眼前的一幕使我陷入十分尴尬的窘境:“023”俯在站长的身边,脸与脸处于绝对的零距离接触……“023”的脸蹭的一下红了起来,郑站长阴沉着脸,冲我吼道:“谁叫你进来的,啊?!” 
  那些天,我预感到自己很可能闯了祸,干活的时候无精打采,不敢和“023”接触,更不敢和郑站长照面。心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刚刚打下的好印象,算是白费劲了。我主动要求上山搂柴火,大头鞋里灌满了雪,每天回来,袜子湿得能攥出水,从脚凉到心,难受极了。 
  1971年2月24日,我和两个老兵用背包带捆着干树枝,准备扛下山。马班长上山传信,说接到连里通知,你们六个新兵工作有调动,等来了汽车,就去连里报到。那天我没干活,用镰刀在一棵粗壮的杉树上,刻下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2月27日,我们六个新兵,告别了岔路口白雪覆盖的大山。从进山到离开只有2个月零10天。 
  半年以后,我和马班长通了一次电话,工作站总机班的接线员换成了男兵。马班长告诉我:郑站长出事了,这家伙把女兵给“划拉”个遍儿,判了两年刑! 

图: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吉林医大的工农兵学员在学习全会公报

通信团位于沈阳市郊的宁官屯,哈大公路西侧。茂密的白杨树掩映之下,是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瓦房,一条不算宽的土道东西贯通,二层和三层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是本团的主体建筑。营区以铁丝网圈起,靠近哈大公路的东门和与宁官屯搭界的南门设长年的岗哨。 
  我们同批调沈阳的兵大多在十五六岁的年纪,被分到训练队学习无线电报务。训练队下设三个区队,一、二区队是报务队,三区队是机务队,为各野战军培训业务骨干,带有轮训的性质。 
我所在的五班属二区队,区队长周彪,矮敦敦的,精明强干,剃着光头。平时他对战士们很和蔼,管束却很严厉。一次出差回来,他问班长牛广华,最近搞紧急集合没有?班长说,没搞,区队长说,那可不行啊,咋也得搞个两次三次的。 
  那天晚上响起哨声。紧急集合是严禁开灯的,一个大通铺睡了八个人,大家在黑暗中穿衣服,打背包,互相挤撞,有的找不到背包带,有的抢了别人的军装穿在身上,胡长权干脆把背包抱到外面地上打了起来。最后全班列队,大家衣冠不整,一看时间,用了四分多钟。牛班长大发脾气:这么松松垮垮的,能适合战备需要吗?没等苏修打过来,脑袋就得搬家。回到宿舍躺下没多会儿,集合哨又响了起来,这次用了三分多钟,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第三次哨声响起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二点多钟了,这是牛班长给五班另吃的“小灶”。有了两次经验,大家的速度也提高了,用了二分五十秒。不过张云祥说啥也不起来,头扎白毛巾说脑袋迷糊。这么一折腾,大家基本一夜没睡。 
  每天的“天天读”由班长带领。那时正在学习胡业桃的英雄事迹。胡业桃在国防施工中,为掩护战友触电牺牲。牺牲前组织上刚刚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一份来不及填写的《入党志愿书》,提出一个人形式上入党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加入党组织。 
  团里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有两位,二连战士张亚贵,在身患骨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做好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死后,团里依照那时的通例,吸收他弟弟张亚红入伍,“接过英雄的枪”,完成英雄未竟的事业。大家对张亚红的期望值很高,但他的表现却不怎么样,当了三年松松垮垮的散兵,连党也没入上就复员回家了。 
  第二个标兵叫贾老兵。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营区的东大门。这是通信团的正门,哨位由各连队轮换执勤。那天站岗的正是贾老兵,他一回头把我吓了一跳。整张脸像一颗核桃,布满褐色的疤痕,口、眼、鼻严重扭曲、变形。后来知道,在全国掀起制作毛主席像章的热潮中,我们团办起的小工厂,也开始制作毛主席像章。一天,贾老兵捧着一个很大的硫酸瓶从工作间向外走,突然脚下一绊,摔倒在地,手中的硫酸瓶子碎了,将他烧成重伤。第一次看到自己因伤致残的面孔时,他感到极度的沮丧和绝望。他原本相貌英俊,还是团里的宣传队队员,多次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登台演出。伤残后他不敢上街,不愿和别人交谈。家属区的小孩子见到他就跑,嘴里还“鬼”呀“鬼”呀地乱叫。那正是开展“三忠于四无限”的高潮时期,门合、李文忠等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受英雄事迹的熏陶,贾老兵“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悟出了一条至理名言:脸丑不是丑,魂丑才是丑。他坚持学英雄做好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搞特殊化,连执勤站岗也不例外。他主动接近家属区的孩子们,给他们讲英雄的故事,讲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当孩子们知道他因公致伤的事迹后,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敬佩,很愿意接近这位脸丑心红的解放军叔叔。贾老兵成为全团学习的标兵。 
  那时的“天天读”和“天天练”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政工干部强调“天天读”雷打不动,军事干部则强调“要准备打仗”,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时代,军事干部很容易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因此在发生矛盾时底气不足,“宁左勿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班长在讲“人的因素第一”时,举了个“生动”的事例,说一位部队首长下连队检查军训情况,有个战士投掷手榴弹只投出二十多米,按照40米合 格的标准差了近20米,首长批评他:这样的成绩能适应打仗的需要吗?他回答说,我虽然只投了二十多米,但打起仗来,我会向前冲出20米,这样就可以超过40米了。这样的事例,被充分肯定,当成“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样板来宣扬。 
  为了搞好“思想革命化”,有的学员帮助饲养员喂猪,有的去掏厕所积粪肥。有的在熄灯后打开手电筒:“大灯闭,小灯开,毛主席著作学起来。”各种形式的经验交流会几乎每个月都要搞。我们还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两个战友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的“一对红”是胡长权,老实憨厚,入伍前会做木匠活,因此常到团里的木匠房“改造世界观”,平时不愿洗衣服,被单脏了就翻过来两面用,但班里的工作抢着干。 
  不久后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大家都准备讲用材料,班长叫我和胡长权两人一块上去讲,说两个人同台讲,形式新,内容生动。胡长权主动承担了写稿任务。过了两天,胡长权拿着稿子来和我对“台词”,其中的一段这样写道:“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老头的拐棍儿,近视眼的眼镜……”我知道他是仿照雷锋“粮食、武器、方向盘”的名言引伸出来的,心里好笑又怕伤他的积极性,就提醒他说,这段还是别要了,弄不好会说你贬低毛泽东思想呢。后来的讲用会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二班一个战士为了用上“闪光”的语言,在讲到为战友生炉子取暖时说,天气冷得伸不开手指,虽然手里拿着冰凉的炉钩子,但是炉钩子再凉,也没有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凉”。 
  “讲用会”后开了班务会,班长说你们今天的“讲用”都不成功,主要是没有讲到点子上,不会拔高,事迹也不典型。为了起到“典型引路”的效果,他拿来一份讲用材料,说是一位去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学员写的。然后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钟头。大家都说写得好,班长也面露得意之色。但大家问及这个学员的名字,班长却不肯说。后来大家趁班长不在,偷偷地看了那份讲用稿,才知道是他当新兵那年写的。 
  这一年,标兵贾老兵已到了成家的年纪,为了给他物色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团首长表现了极大的热心。贾老兵老家的县革委会有一位女常委,品优貌端,同样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见面后,女常委还是不能接受这份“无产阶级感情”。于是,团首长多次出面做女常委的思想工作:以貌取人是资产阶级的爱情观,人的容貌是暂时的,爱情建立在革命基础上,才会幸福一辈子。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但随着形势的潮起潮落,两人的感情始终处于无休止的矛盾中,最终陷入了“貌合神离”的窘境

1971年来临,团里的劳动任务加重。春播的时候,我们开始从事稻田劳动。通信团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农场,种植数十亩水稻,营区西侧靠近靶场的地方,也是团里的稻田,每年都要投入大批人力物力,以改善部队生活,补贴细粮的不足。此外还要种植大片的菜地。这一年,我们耙过水田、卸过火车皮,在菜地里种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土豆、大白菜,去农场插秧、除草、收稻子。 
  隔着田埂,是三区队的水田,我第一次见到了七班副班长李宝忠。李宝忠少言寡语,身材瘦削,鼓溜溜的眼睛总像心事重重的样子。耙地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他:李宝忠,你用点力气,绳子都拉弯了。他站起身,也不说话,干脆把绳子甩到一边,蹲到埂上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 
  听七班战士说,李宝忠是辽宁省军区来的,中共党员。训练队里战士党员不多,大家对党员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慕。对于性格孤僻的党员副班长李宝忠,和他一块来培训的战士说他是“劳动党党员”(指他是靠出力气而入党的)。此人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羸弱的体格能扛二百斤麻袋,从火车皮上卸煤时,手里的“王八端”(一种很大的铁锹)总是满满的,脸黑得和煤球差不多。不过他脾气很倔,入党前后差距很大,高兴时,像个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不高兴就躺到床上“泡病号”。还有人说他自私,班里的“服务箱”(由战士们自愿购买供集体使用的生活用品)从没有他买来的物品。 
  这一年的10月3日,是国庆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下午,我见李宝忠在收晾晒的衣服,他坐在木条凳上,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卷上旱烟抽起来。我从他身边走过,一股烟正好灌进我的鼻子和嗓子眼儿,呛得我连连咳嗽。我知道这种旱烟叫“蛤蟆头”,劲儿很冲,便宜实惠,很多农村兵都抽这种烟。听到我咳嗽,他那双鼓溜溜的眼睛瞪了我一下,显出生气的样子。我想和他搭个话,又咽了回去,只觉得他样子怪怪的。他在那儿足足坐了一个钟头,才慢吞吞地回了宿舍。 
  这天半夜,突然传来哨声,大家从睡梦中爬起来,以为又在搞紧急集合,赶紧穿衣服、打背包。这时听到区队长的喊声,不用打背包,赶快出来集合。列队之后,才知道出了大事:晚上11点钟,是七班副班长李宝忠接南大门的岗哨,大约11点半左右,李宝忠把半自动步枪竖在岗楼里回到宿舍,手中拎着一把榔头,对着睡在大通铺上一位战士的头部狠狠地砸下去。那战士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惊醒了睡在小床上的战友。就在李宝忠举起榔头砸第二下时,铁榔头鬼使神差般掉了下来,榔头木柄打在另一位战友头上,李宝忠转身跑掉了。 
  那一夜,学员们拿着半自动步枪,四处追捕李宝忠。先在水田附近,然后沿着宁官屯向西的土道搜索下去,没见李宝忠的任何踪迹。天亮之后,我们才回到营房。 
  八点钟以后,那位只受了轻伤的战士回到了训练队,同时得到了李宝忠畏罪自杀的消息和事情发生的缘由。 
  原来,几天前那名受伤的战士丢了钱,凭自己的猜测,他怀疑是李宝忠偷的,便不时地讥讽李宝忠,还在李宝忠的火柴盒上写下“驴长角了”四个字,讽刺李宝忠身为共产党员、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居然偷别人东西。李宝忠有口难辩,偏又心胸狭窄,遇事好钻牛角尖,平时团结同志不够,班里没人同情他,所以只能生闷气、抽闷烟,因怨生恨,最后下决心和那个战士拼个鱼死网破。 
  “十一”放假的时候,他分别给父母亲及兄弟姐妹写了信和遗书,把自己积攒的津贴费寄回家里,为行凶报复做了准备。 
  李宝忠的遗体是用解放牌卡车拉回来的,听发现他的宁官屯老百姓说,半夜里影影绰绰看见有个人站在院子里的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怕遇上坏人,所以没敢出屋。结果天亮以后,才发现那人吊死在树上。领章和帽徽是李宝忠自己摘下来的,或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形象。 
  通信团营区西侧的边缘地带,隔着大片的菜地,建有弹药和服装仓库,常年设有岗哨。李宝忠的遗体被放到仓库的后墙根,由公安部门的法医进行了检查,然后拉到沈阳的回龙岗火化。我所在的二连后来承担了弹药和服装仓库的岗哨任务,每次轮到我站岗,总好像看见李宝忠瞪着鼓溜溜的眼睛,从仓库的后墙根走出来,手里掐着冒烟的“蛤蟆头”。 
  事故发生以后,训练队进行了一周的学习和整顿,营教导员孟宪亮宣布李宝忠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为声讨他的罪恶,肃清他的流毒,李宝忠的遗物被投进炉子里烧掉,用过的洗脸盆被扔到院子里踹成一个扁儿,迸裂下来的搪瓷噼里啪啦地响着,就像李宝忠在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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