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唱这首歌的时代，是崇尚英雄的时代。英雄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着不解之缘，培养和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英雄人物”。
　　我参军是在1970年代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方兴未艾，树标兵，开“讲用会”，创“四好连队”，争“五好战士”。“海市蜃楼”般的政治幻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随着“大颂扬”时代的终结而消失。

一

郑站长的事情发生在我当兵的第一年。
　　那年冬天的雪很大。我们六个新兵由警卫营调到通信连队。出发那天，汽车在茫茫雪野上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又徒步走了好长一段山路，才进了一个叫做“岔路口”的山沟里。
　　在两山夹峙的山口，远远看见一座哨所，长长的铁丝网一直扯上白雪皑皑、林木丛生的山峦。背着冲锋枪的哨兵在岗楼里探头探脑，不断地搓手跺脚，看着我们列队通过。
　　进入山谷，厚厚的积雪封住了脚下的路，我们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约摸过了一个小时，爬上一个山腰，见到了一趟水泥挂面的平顶灰色砖房，屋顶和四面墙壁上，插着许多梢条，和山坡上的树丛融为一体。距此一公里之外还有一处山洞，是我们后来执勤和值班的地方。若不走到跟前，绝不会看到洞口的位置。这是为了战备需要，贯彻伟大领袖“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而部署的，是本地区“反修、防修”的前线指挥所。
　　这里对外称“洞两”（02）工作站，是通信营有线连的排级建制。一位姓常的副指导员在这里“蹲点”，常副指导员不来站里的时候，实际的“最高长官”就是郑站长（姑隐其名）。郑站长，辽宁锦县人，长得高大魁梧，相貌英俊，大概二十一二岁的样子。论军龄，郑站长不过比我们早当了二年兵，但被提为站长已有一年时间了，后来知道他是军区挂了号的先进人物。

图： 1970年，作者（三排右一）入伍时与战友们合影

站部就设在那趟插满梢条的平房里。站里承担着动力、载波、总机等项执勤任务，约有三十多人。因工作需要，每人都有一个代号，时间一长，大家都以代号相称，很少直呼其名。总机班有七名女兵，她们和男兵一样爬冰卧雪，吃苦受累。在长年见不到生人的山沟里，女兵们给站里单调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快乐。
　　不久，同期入伍的五个新战友被分到线路维护小组，而我被留在站部当了通信员。我的任务是连首长来站里“蹲点”时为他们打水、引炉子、收拾宿舍，到各班去传达临时任务和口头指示。连首长不在时，听从马班长（代号“031”）的安排。
　　漫长的冬季，连首长很少上山里来，因此我就成了马班长的“勤务兵”。有时，他叫我和下夜班的战友们一起上山搂柴火，有时和几个女兵在一起搓苞米粒子。马班长和郑站长的关系很好，我们去山里搂柴火的时候，他总是钻到树茅丛里下套子，说是套狍子。那套子是用电话线里有一点弹性的钢丝做成的，编成一个圈形的绞索，挂在树空里，马班长问过我，你知道傻狍子是咋回事吗？我说不知道，马班长兴奋地说，我跟郑站长打过狍子，搂一枪后，没打着，那狍子先是一惊，站在那一动不动，然后一窜老高，没命似的狂跑，跑出老远又返回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让站长一枪撂倒了。以后我带你去打狍子和野鸡，给站里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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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山里的狍子、野鸡很多，早晨起来，雪地上满是狍子的蹄印，野鸡的啼叫声几里地外都听得见。自从马班长下了套子，我就盼着傻狍子把蹄子伸进套子里，可冬天快过去了，我们也没吃上狍子肉。
　　和女兵搓苞米粒子的时候，我就归“023”领导。“023”是总机班班长，18岁入党，是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人长得漂亮又会说话，很受郑站长的重视，所以进步快，她和马班长一样，也是站里的骨干。那时候的军人，只要一看服装，就知道你是哪一年入伍的：越洗越白的“小帆布”，是70年兵的服装。“023”着一身“耗子皮”，是69年兵军装的颜色，男兵们暗地里管“023”叫“豆杵子”（一种田鼠），马班长观察的更仔细，说她嗑瓜子儿的动作尤其像。
　　在山里搂柴火时，大家无所顾忌地大喊大叫，“023”也亮开嗓子唱起“八角楼的灯光”，四面大山响起和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很。据说“023”上过艺术学校，会跳一段难度系数很高的“白毛女”，男兵们都愿和她一起干活。一天下来，“023”搂的柴火最少，而且都是男兵们帮她背下山的。
　　“023”每天带领下了班的战士们“天天读”。“天天读”是林彪在1968年3月26日提出的，说“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首先在部队推行，然后风行全国。大家每天都认认真真“走过场”，学习翻得卷了页的《毛主席语录》，读“毛选”，读《解放军报》，然后围着苞米垛搓苞米粒子。
　　关于郑站长的“先进事迹”，就是搓苞米粒子时，我从“023”那里听来的。
　　郑站长1968年初从辽宁入伍，经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被分配到有线连队的线路维护小组。有线连有12个线路维护小组，承担数百里架空明线的维护任务。每小组三个人，平时除了电话联系，很少能和本连队的战友照面。我当兵的时候，正在学习沈阳军区通信总站某线路维护小组王树庆的事迹，王树庆在洪水暴涨的时候去查线，被洪水冲走。而郑站长的事迹，比王树庆早了一年多。
　　线路维护小组以“为战备护银线”为首要任务，一般是一个班长带两个兵，天高皇帝远，没什么约束，懒散得很，全靠班长的领导水平和影响力。平时没事的时候，小组的战士就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帮忙。
　　线路维护有一个讨厌的规律：越是恶劣的天气，越容易出现故障，无论是下雨刮风，就是下刀子，也要立即赶赴现场排除故障。5月的一天，刮起了大风，75号电杆断线。当时还是新兵的郑站长接受任务，去20里外排除故障。当他爬山越岭赶到现场，利用断线的一端接通总机时，恰巧有军区首长的电话，说是有“重要指示”传达到部队，为此军区首长已经火冒三丈。情急之下，郑站长用手攥住断线的一端，另一端用牙齿咬住，“重要指示”通过他的身体传到了部队。
　　郑站长的事迹在巡回“讲用”时声名远播，被树为军区的“先进典型”，很快入了党，一年后成了我们的站长。
　　自那时起，我便对郑站长多了几分敬畏和羡慕，同时也产生了一点疑问，那天查线，他没带上线拐子（必备的架线工具）吗？是谁发现了他的英雄壮举呢？为此我曾偷偷地问过马班长，马班长先是一瞪眼：你想干什么？否认英雄咋的？紧跟着未置可否地说一句：情况紧急，来不及了。
　　马班长曾多次让我主动地接近郑站长，说，你是通信员，得机灵点，站长想到的你得干，想不到的你也得主动去干。可我一见郑站长就打怵。他那张不会笑的脸总让我想起“座山雕”。有一天，我跟着他从山洞里出来，吧唧吧唧地趟着雪回站部，一路上，见到许多尿窝窝，他一边踢一边骂，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回来就开了男兵的会，说：你们太不注意军容风纪了，到处是“射击孔”，我一路上踢了十几个。咱们这里有女兵嘛！要是发现谁干的，非得把他给“骟”了。　　2月，郑站长感冒了，躺在宿舍里发汗。马班长在值班室煮了一锅挂面，用盆盛上对我说：去，给站长送过去。我很不情愿地端着盆，心里想着该对站长说点什么拜年的话，走到平房最里面的站长宿舍。匆忙之中，我用脚捅开了门，眼前的一幕使我陷入十分尴尬的窘境：“023”俯在站长的身边，脸与脸处于绝对的零距离接触……“023”的脸蹭的一下红了起来，郑站长阴沉着脸，冲我吼道：“谁叫你进来的，啊？！” 
　　那些天，我预感到自己很可能闯了祸，干活的时候无精打采，不敢和“023”接触，更不敢和郑站长照面。心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刚刚打下的好印象，算是白费劲了。我主动要求上山搂柴火，大头鞋里灌满了雪，每天回来，袜子湿得能攥出水，从脚凉到心，难受极了。 
　　1971年2月24日，我和两个老兵用背包带捆着干树枝，准备扛下山。马班长上山传信，说接到连里通知，你们六个新兵工作有调动，等来了汽车，就去连里报到。那天我没干活，用镰刀在一棵粗壮的杉树上，刻下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2月27日，我们六个新兵，告别了岔路口白雪覆盖的大山。从进山到离开只有2个月零10天。 
　　半年以后，我和马班长通了一次电话，工作站总机班的接线员换成了男兵。马班长告诉我：郑站长出事了，这家伙把女兵给“划拉”个遍儿，判了两年刑！ 

图：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吉林医大的工农兵学员在学习全会公报

二

通信团位于沈阳市郊的宁官屯，哈大公路西侧。茂密的白杨树掩映之下，是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瓦房，一条不算宽的土道东西贯通，二层和三层的教学楼和办公楼是本团的主体建筑。营区以铁丝网圈起，靠近哈大公路的东门和与宁官屯搭界的南门设长年的岗哨。 
　　我们同批调沈阳的兵大多在十五六岁的年纪，被分到训练队学习无线电报务。训练队下设三个区队，一、二区队是报务队，三区队是机务队，为各野战军培训业务骨干，带有轮训的性质。 
我所在的五班属二区队，区队长周彪，矮敦敦的，精明强干，剃着光头。平时他对战士们很和蔼，管束却很严厉。一次出差回来，他问班长牛广华，最近搞紧急集合没有？班长说，没搞，区队长说，那可不行啊，咋也得搞个两次三次的。 
　　那天晚上响起哨声。紧急集合是严禁开灯的，一个大通铺睡了八个人，大家在黑暗中穿衣服，打背包，互相挤撞，有的找不到背包带，有的抢了别人的军装穿在身上，胡长权干脆把背包抱到外面地上打了起来。最后全班列队，大家衣冠不整，一看时间，用了四分多钟。牛班长大发脾气：这么松松垮垮的，能适合战备需要吗？没等苏修打过来，脑袋就得搬家。回到宿舍躺下没多会儿，集合哨又响了起来，这次用了三分多钟，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第三次哨声响起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二点多钟了，这是牛班长给五班另吃的“小灶”。有了两次经验，大家的速度也提高了，用了二分五十秒。不过张云祥说啥也不起来，头扎白毛巾说脑袋迷糊。这么一折腾，大家基本一夜没睡。 
　　每天的“天天读”由班长带领。那时正在学习胡业桃的英雄事迹。胡业桃在国防施工中，为掩护战友触电牺牲。牺牲前组织上刚刚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一份来不及填写的《入党志愿书》，提出一个人形式上入党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加入党组织。 
　　团里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有两位，二连战士张亚贵，在身患骨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做好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死后，团里依照那时的通例，吸收他弟弟张亚红入伍，“接过英雄的枪”，完成英雄未竟的事业。大家对张亚红的期望值很高，但他的表现却不怎么样，当了三年松松垮垮的散兵，连党也没入上就复员回家了。 
　　第二个标兵叫贾老兵。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营区的东大门。这是通信团的正门，哨位由各连队轮换执勤。那天站岗的正是贾老兵，他一回头把我吓了一跳。整张脸像一颗核桃，布满褐色的疤痕，口、眼、鼻严重扭曲、变形。后来知道，在全国掀起制作毛主席像章的热潮中，我们团办起的小工厂，也开始制作毛主席像章。一天，贾老兵捧着一个很大的硫酸瓶从工作间向外走，突然脚下一绊，摔倒在地，手中的硫酸瓶子碎了，将他烧成重伤。第一次看到自己因伤致残的面孔时，他感到极度的沮丧和绝望。他原本相貌英俊，还是团里的宣传队队员，多次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登台演出。伤残后他不敢上街，不愿和别人交谈。家属区的小孩子见到他就跑，嘴里还“鬼”呀“鬼”呀地乱叫。那正是开展“三忠于四无限”的高潮时期，门合、李文忠等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受英雄事迹的熏陶，贾老兵“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悟出了一条至理名言：脸丑不是丑，魂丑才是丑。他坚持学英雄做好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搞特殊化，连执勤站岗也不例外。他主动接近家属区的孩子们，给他们讲英雄的故事，讲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当孩子们知道他因公致伤的事迹后，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敬佩，很愿意接近这位脸丑心红的解放军叔叔。贾老兵成为全团学习的标兵。 
　　那时的“天天读”和“天天练”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政工干部强调“天天读”雷打不动，军事干部则强调“要准备打仗”，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时代，军事干部很容易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因此在发生矛盾时底气不足，“宁左勿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班长在讲“人的因素第一”时，举了个“生动”的事例，说一位部队首长下连队检查军训情况，有个战士投掷手榴弹只投出二十多米，按照40米合　格的标准差了近20米，首长批评他：这样的成绩能适应打仗的需要吗？他回答说，我虽然只投了二十多米，但打起仗来，我会向前冲出20米，这样就可以超过40米了。这样的事例，被充分肯定，当成“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样板来宣扬。 
　　为了搞好“思想革命化”，有的学员帮助饲养员喂猪，有的去掏厕所积粪肥。有的在熄灯后打开手电筒：“大灯闭，小灯开，毛主席著作学起来。”各种形式的经验交流会几乎每个月都要搞。我们还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两个战友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的“一对红”是胡长权，老实憨厚，入伍前会做木匠活，因此常到团里的木匠房“改造世界观”，平时不愿洗衣服，被单脏了就翻过来两面用，但班里的工作抢着干。 
　　不久后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大家都准备讲用材料，班长叫我和胡长权两人一块上去讲，说两个人同台讲，形式新，内容生动。胡长权主动承担了写稿任务。过了两天，胡长权拿着稿子来和我对“台词”，其中的一段这样写道：“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老头的拐棍儿，近视眼的眼镜……”我知道他是仿照雷锋“粮食、武器、方向盘”的名言引伸出来的，心里好笑又怕伤他的积极性，就提醒他说，这段还是别要了，弄不好会说你贬低毛泽东思想呢。后来的讲用会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二班一个战士为了用上“闪光”的语言，在讲到为战友生炉子取暖时说，天气冷得伸不开手指，虽然手里拿着冰凉的炉钩子，但是炉钩子再凉，也没有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凉”。 
　　“讲用会”后开了班务会，班长说你们今天的“讲用”都不成功，主要是没有讲到点子上，不会拔高，事迹也不典型。为了起到“典型引路”的效果，他拿来一份讲用材料，说是一位去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学员写的。然后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钟头。大家都说写得好，班长也面露得意之色。但大家问及这个学员的名字，班长却不肯说。后来大家趁班长不在，偷偷地看了那份讲用稿，才知道是他当新兵那年写的。 
　　这一年，标兵贾老兵已到了成家的年纪，为了给他物色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团首长表现了极大的热心。贾老兵老家的县革委会有一位女常委，品优貌端，同样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尽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见面后，女常委还是不能接受这份“无产阶级感情”。于是，团首长多次出面做女常委的思想工作：以貌取人是资产阶级的爱情观，人的容貌是暂时的，爱情建立在革命基础上，才会幸福一辈子。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但随着形势的潮起潮落，两人的感情始终处于无休止的矛盾中，最终陷入了“貌合神离”的窘境

三

1971年来临，团里的劳动任务加重。春播的时候，我们开始从事稻田劳动。通信团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农场，种植数十亩水稻，营区西侧靠近靶场的地方，也是团里的稻田，每年都要投入大批人力物力，以改善部队生活，补贴细粮的不足。此外还要种植大片的菜地。这一年，我们耙过水田、卸过火车皮，在菜地里种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土豆、大白菜，去农场插秧、除草、收稻子。 
　　隔着田埂，是三区队的水田，我第一次见到了七班副班长李宝忠。李宝忠少言寡语，身材瘦削，鼓溜溜的眼睛总像心事重重的样子。耙地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他：李宝忠，你用点力气，绳子都拉弯了。他站起身，也不说话，干脆把绳子甩到一边，蹲到埂上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 
　　听七班战士说，李宝忠是辽宁省军区来的，中共党员。训练队里战士党员不多，大家对党员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慕。对于性格孤僻的党员副班长李宝忠，和他一块来培训的战士说他是“劳动党党员”（指他是靠出力气而入党的）。此人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羸弱的体格能扛二百斤麻袋，从火车皮上卸煤时，手里的“王八端”（一种很大的铁锹）总是满满的，脸黑得和煤球差不多。不过他脾气很倔，入党前后差距很大，高兴时，像个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不高兴就躺到床上“泡病号”。还有人说他自私，班里的“服务箱”（由战士们自愿购买供集体使用的生活用品）从没有他买来的物品。 
　　这一年的10月3日，是国庆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下午，我见李宝忠在收晾晒的衣服，他坐在木条凳上，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卷上旱烟抽起来。我从他身边走过，一股烟正好灌进我的鼻子和嗓子眼儿，呛得我连连咳嗽。我知道这种旱烟叫“蛤蟆头”，劲儿很冲，便宜实惠，很多农村兵都抽这种烟。听到我咳嗽，他那双鼓溜溜的眼睛瞪了我一下，显出生气的样子。我想和他搭个话，又咽了回去，只觉得他样子怪怪的。他在那儿足足坐了一个钟头，才慢吞吞地回了宿舍。 
　　这天半夜，突然传来哨声，大家从睡梦中爬起来，以为又在搞紧急集合，赶紧穿衣服、打背包。这时听到区队长的喊声，不用打背包，赶快出来集合。列队之后，才知道出了大事：晚上11点钟，是七班副班长李宝忠接南大门的岗哨，大约11点半左右，李宝忠把半自动步枪竖在岗楼里回到宿舍，手中拎着一把榔头，对着睡在大通铺上一位战士的头部狠狠地砸下去。那战士在黑暗中大叫一声，惊醒了睡在小床上的战友。就在李宝忠举起榔头砸第二下时，铁榔头鬼使神差般掉了下来，榔头木柄打在另一位战友头上，李宝忠转身跑掉了。 
　　那一夜，学员们拿着半自动步枪，四处追捕李宝忠。先在水田附近，然后沿着宁官屯向西的土道搜索下去，没见李宝忠的任何踪迹。天亮之后，我们才回到营房。 
　　八点钟以后，那位只受了轻伤的战士回到了训练队，同时得到了李宝忠畏罪自杀的消息和事情发生的缘由。 
　　原来，几天前那名受伤的战士丢了钱，凭自己的猜测，他怀疑是李宝忠偷的，便不时地讥讽李宝忠，还在李宝忠的火柴盒上写下“驴长角了”四个字，讽刺李宝忠身为共产党员、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居然偷别人东西。李宝忠有口难辩，偏又心胸狭窄，遇事好钻牛角尖，平时团结同志不够，班里没人同情他，所以只能生闷气、抽闷烟，因怨生恨，最后下决心和那个战士拼个鱼死网破。 
　　“十一”放假的时候，他分别给父母亲及兄弟姐妹写了信和遗书，把自己积攒的津贴费寄回家里，为行凶报复做了准备。 
　　李宝忠的遗体是用解放牌卡车拉回来的，听发现他的宁官屯老百姓说，半夜里影影绰绰看见有个人站在院子里的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怕遇上坏人，所以没敢出屋。结果天亮以后，才发现那人吊死在树上。领章和帽徽是李宝忠自己摘下来的，或许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形象。 
　　通信团营区西侧的边缘地带，隔着大片的菜地，建有弹药和服装仓库，常年设有岗哨。李宝忠的遗体被放到仓库的后墙根，由公安部门的法医进行了检查，然后拉到沈阳的回龙岗火化。我所在的二连后来承担了弹药和服装仓库的岗哨任务，每次轮到我站岗，总好像看见李宝忠瞪着鼓溜溜的眼睛，从仓库的后墙根走出来，手里掐着冒烟的“蛤蟆头”。 
　　事故发生以后，训练队进行了一周的学习和整顿，营教导员孟宪亮宣布李宝忠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为声讨他的罪恶，肃清他的流毒，李宝忠的遗物被投进炉子里烧掉，用过的洗脸盆被扔到院子里踹成一个扁儿，迸裂下来的搪瓷噼里啪啦地响着，就像李宝忠在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