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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群的记忆
1996-01-01 00:00:00 作者:何蜀 热度:7567℃ 收藏

2010年新年伊始,媒体公开了重庆市政府于2009年底,批准将重庆沙坪公园内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以“红卫兵墓园”之名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名单。何蜀先生的文章,介绍了该墓群的现状及相关背景。
                                      ——编 者

1969年1月,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民众自建的武斗死难者墓群,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茔的修建。
  据对这个墓群进行了长期专门研究的陈晓文统计,从1967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一百一十三座墓茔(据另一位墓群研究者、退休中学教师曾钟继陈晓文之后的调查,墓茔数量已经超出这个数字,有一百三十余座)。其中,除去个别没有立碑,或碑文已经风化湮灭的以外,在1990年代前期仍有碑文资料可考的九十二座墓中,安葬了三百四十五人,加上不可考的墓中的死者,估计整个墓群共埋葬有约四百名死难者。
  这些死难者多为重庆大武斗的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一百九十六人中,最多者是二十岁以下,占六十九人,其次是二十一至三十岁,占六十六人。年龄最小者十四岁,最大者六十岁。
  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二百九十九位死者中,最多的是工人,占一百七十六人,其次是学生,占一百零四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八十二人)。
  在这片墓群中,埋葬死者最多的合葬墓茔,主要是工厂企业的。如生产枪支的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三十一位死者(其中有部分是该厂子弟学校的中、小学生);生产坦克、装甲车的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三十七位死者;生产国防钢材的一○二钢厂(后更名特殊钢厂)“二三○七革命工人造反团”的墓茔,埋葬有十五位死者;生产炮弹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的墓茔,埋葬有十位死者;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墓茔,埋葬有十六位死者;“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金属兵团”的墓茔,埋葬有八位死者……因此,将这片以产业工人及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之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
  “红卫兵”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且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它既指“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主要在北京),又可指各地党政领导仿效北京模式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指各地向党政领导造反、夺权,后有代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还指群众组织解散之后,一度在各中学取代共青团组织的红卫兵(小学则由红小兵取代了少先队)。所以,笔者一直主张将这个地方称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简称“文革墓群”。
  重庆“文革”造反派群众组织从1967年初即分裂为两大派,以后分别称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就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不准对方发表意见,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砸对方的宣传车、广播站,这就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匕首、棍棒、钢钎进行厮杀,最后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重庆作为“三线建设”中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分部在主城区及周边的几个大型国防企业,生产和储存了大量常规兵器,有的连当时的野战军都还没有配备,准备送到越南抗美援越。于是,两派便各显神通,竞相抢夺国防企业成品库或部队军火库中的武器,有的还将国防企业的半成品武器组装、加工为成品,甚至自己生产武器(如重大“八一五”自制“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大量武器流散到群众组织手里,使得重庆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不过,这场“内战”的双方都是为着同一个领袖,为着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面对死亡时,都在念着同样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重庆大武斗时期的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控制区,因此,沙坪公园的这片墓群中安葬的死难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或其亲属,许多墓碑上都塑有象征“八一五革命造反精神”的火炬——火炬的手柄由“815”三个数字组成。这一图案是由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周孜仁设计的,因其简洁明快,便于绘制,成为“八一五派”的标志图案。
  墓碑样式,有的模仿古代墓碑,有的模仿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墓碑上的文字,可以明显看出当年的“造反派”与“文革”前革命传统教育的渊源。不少墓碑除了刻有“文革”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之外,一般都刻有毛泽东为死于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的烈士的题词,以及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如“死难烈士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等等。
  墓群中,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墓碑显得十分突出。这座多人合葬墓,建成于大规模武斗暂时告一段落后的1967年10月,其碑文很有时代特色,全文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春华。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
  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经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
  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看环宇火样红。
  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这大旗啊,我们高高举;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十月

照片说明:


1967年11月,即将离校的重大机械系同学在武斗死难同学“烈士碑”下留影。(黄肇炎提供)


沙坪公园墓碑上的“文革”口号,在1990年代前期还清晰可见。(刘庆丰摄)

这座墓中埋葬着的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八位学生,均死于1967年武斗战火最炽烈的8月间,他们分别是——
  张光耀,二十九中高三学生,该校“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勤务员”,1967年8月3日,因两派在二十九中校内武斗,石油学校的“八一五派”有人中弹受伤躺在操场上,无人敢前去营救,石油学校的几个女生跑到“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团部”求救,张光耀听了她们的哭求,转身就走,用他同学的话说,“活像到大操场去捡个篮球转来一样”,走去就被对方射杀。
  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是1967年8月4日帮财贸“八一五”总部搬家时,在财贸俱乐部门口遭遇“反到底派”武斗队突袭被枪杀的,当时几个女生嘴里还在吮吸冰糕。女生杨武惠,是这片墓群全部死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两人之一,死难时只有十四岁。
  孙渝楼,二十九中高一学生,时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南岸区“革联会”代表。1967年8月22日,“反到底派”攻打南岸上新街“八一五派”据点,为掩护其他人撤退,他只身断后,中弹身亡。
  另一座单人墓,其墓碑上的文字是:
 
  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编按:此处与其出生时间不符,但原文如此)。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墓文中,“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一语,属夸张、溢美之词。据知情者回忆,江丕嘉是重庆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高三学生,其父在重庆大学任教。1967年8月21日晨,江丕嘉正奉命驻守在重庆市市中区的制高点枇杷山公园上。晨6时许,江北区的“反到底派”向这边开炮,其时,江丕嘉正背倚一棵树睡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而同倚此树的另一同学却毫发无伤。因江丕嘉出身名门,又长得十分英俊,因此在他的追悼会上,班上的女同学们哭得最伤心。
  中央调查组一行,是在1967年8月21日18时抵达重庆的。这时离江丕嘉身亡已有约十二个小时。何况,中央调查组到重庆后一直住在鹅岭下边的五十四军军部,哪里需要几个中学生跑到枇杷山公园上边去“保卫”?
  墓群中,有一座重庆第三中学高中学生艾淑全的墓,艾淑全是当时三中“抗大兵团勤务组”成员和“武斗队”负责人。墓碑上的文字是:
  艾淑全烈士,男,河北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优秀共青团员,重庆三中抗大兵团优秀战士,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英勇牺牲,享年二十一岁。
  艾淑全的一位女同学徐若丹(1968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带头下嘉陵江游泳,不幸溺亡),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在艾淑全死后的心情,以及在沙坪公园墓地埋葬艾淑全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下午睡觉起来,刚到红专楼门口就听见说艾淑全死了。我根本没往那儿想,还以为是别人骗我的。一会儿后,“打鱼船”回来了,抬下了艾淑全的尸体,一个个悲愤已极,向天连鸣数枪以致哀。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前天晚上还好好地和我们谈天,谈论当前形势……
  烈士遗体抬到会议室,人们都悲愤地低着头,站在旁边为他默哀。有的低低地哭泣,有轻轻的叹息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天在呼啸,地在动摇。大自然和战士的心灵正唱着一支悲壮的乐曲。我们冒着细雨在街上分头刷大标语:向李任死党讨还血债!
  艾淑全烈士遗体躺在会议室桌上,他已换上了军装,手里拿着语录,还戴上了主席像章、胸章和袖章。他眼睁着,嘴微张着,像在说:我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李任死党斗垮斗臭,就是死不暝目。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昨晚一两点才睡。今早听说烈士家长来了,忙起身到兵团,才走拢,一阵悲愤的哭声传来,那是艾淑全烈士的妈妈、妹妹、爸爸、弟弟在哭。听到这凄悲的哭声,谁不动心流泪呀。艾淑全是我兵团负责人之一,又是革联会的专政委员会的常委,平常和同学玩得来,脸上总挂一丝笑容,同学都知道他工作踏实,认真积极负责。死了他,谁都觉得可惜。听说还要等他哥哥来才埋,这是最后一面哪!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艾淑全烈士的哥哥来了,他是天津大学的学生。他见了艾淑全烈士的遗体后,默哀了好久,摸了他,把自己的纪念章、袖章给他戴上了。这时,他爸爸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哥哥为了不让老人伤心,只背着老人流泪。看着这场面,谁不陪着掉泪呀!化悲痛为力量,一定得向李任死党讨还这笔血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昨天开了追悼会,烈士全家讲了话。烈士生前好友介绍了他生平。他很早就造反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打成反革命、暴徒、牛鬼蛇神,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压,那时他没屈服,为革命,四处奔波,他曾说过:“为了党,我愿献出一切。”现在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今天,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埋葬了烈士。烈士埋在沙坪公园,烈士墓里,我们向他发誓,要继承他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每人捧了一把泥沙,埋葬了烈士……
  一个英雄倒下去,万杆红旗冲天起。英雄的死更多的唤起了受蒙蔽的群众,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愿将青春献给党。
                     (根据徐若丹日记原件录入,由徐若丹的妹妹、作家徐军提供)

照片说明:


沙坪公园一墓碑上的“文革”口号。(刘庆丰摄)


1967年武斗停息后,在刚建成的重庆29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同学“烈士墓”碑下,几个中学生手持冲锋枪留影,表示“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决心”。(广隶提供)

当年可歌可泣,如今可叹可悲。这片墓群中的每一座墓里,都埋藏着许多这样的故事。
  当年在重庆的许多学校、工厂,在一些重要地段的街心花园或花圃(如市体育馆、朝天门码头、上清寺转盘、杨家坪转盘、嘉陵江大桥头等地),都曾修建有武斗“烈士墓”。但后来都被平毁了。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当年的大规模武斗中共死亡二十四人。1967年大规模武斗结束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校园内的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墓前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刻了二十四位“烈士”的名字,还刻有仿毛泽东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陵园进口处还竖了很大一面诗屏,上刻毛泽东悼念杨开慧和柳直荀的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当年,许多“八一五派”的同学毕业离校时都会来到这里凭吊并合影留念,表达对死难同学的缅怀之情。
  “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座陵园就被平毁了,这些年轻的“烈士”或曰“冤士”们,最终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
  值得庆幸的是,沙坪公园内的“烈士”墓群没有被毁。尽管多年来,不时会有它将被毁的消息引起舆论的关注,但因它毕竟远离闹市,所处地段偏僻,加上墓茔数量大(上百座)、安葬死者多(数百人)、涉及家属亲友多,所以开发商一般不会去打它的主意,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这片墓群的最后一批墓茔建成四十年后的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此地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名称用了个不甚准确的“红卫兵墓园”,但总算是将它作为历史文物正式保护起来了。巴金老人呼吁多年,却未能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实体性的“分馆”。 
  如今,这片墓群中的不少墓碑已经风化剥蚀,碑文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作为文物,对其加以保护和抢救已经刻不容缓。但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需要抢救的,还应包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照片说明:


重庆沙坪公园“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一角(刘庆丰摄)


江丕嘉最初安葬在枇杷山的墓地(曾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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