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6年的时候，德国著名时尚杂志《MADAME》的两个记者来上海找到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油画教授刘大鸿，请刘大鸿照着六十多年前的一张照片，重新作一次完整的再现，用在他们正在编辑的上海专辑里。刘大鸿考虑再三，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
　　德国人希望刘大鸿作一次重新再现的那张照片，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的师生与模特儿的合影（图①）。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照片所传递的信息，仍然给人以巨大的冲击力。刘大鸿之所以拒绝重现这样一张照片，是有原因的。差不多在德国人来找他的前一年，刘大鸿在上课的时候，将长筒丝袜和一组静物摆放在一起，让学生临摹。没想到，刘大鸿的这一作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把课堂搞得极不严肃。时隔仅一年，德国人又找上门来要再现这样一张照片，谨慎的刘大鸿只好婉拒了。
　　再现虽然没能弄成，但这张照片却从此成了刘大鸿的一桩心事，他开始注意搜集与这张照片有关的一切东西。
　　这张照片所传达的历史信息是如此丰富，但它同时也就像一个谜团，躲藏在历史的深处，等待人们去破解。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也对这张照片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听说了刘大鸿的事儿以后，决定和他一起来追寻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寻找的第一步，是要弄明白这张照片是如何诞生的？
　　首先想到的是上海美专。上海美专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如果能够找到这所学校的早年档案，或许就能发现一些线索。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刘大鸿找到了上海美专的档案。在翻阅这些案卷时，他意外地看到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班有专门的纪念刊，刘大鸿喜出望外。接着，更大的惊喜出现了：当刘大鸿翻到这本纪念刊第45页时，这张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照片依然相当清晰。照片的左边写着“西画系”三个字，左上角写的是“课中留影”，这说明，照片是在上课间隙拍摄的。
　　在这张照片旁边一页上，是上海美专的教职员工和第十七届毕业同学的合影（图②）。刘大鸿认出，照片中间戴眼镜翘腿而坐的人，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纪念刊的后半部分，是十七届同学个人的照片、赠言，以及各自的代表作品。编辑方式很像今天的同学录。从纪念刊前面编委会成员的照片上（图③），我们可以知道上海美专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多彩而富于个性。
　　上海美专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师生为什么会拍下这样一张照片呢？

二

作为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亚洲和远东最繁华的城市。1912年，一个名叫刘海粟（图④）的17岁少年从常州来到上海，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与刘海粟合作创办图画院、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是张聿光；任图画院第一任教务长的丁悚是漫画家丁聪的父亲。1920年，图画美术院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并设立了中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音乐以及雕塑、高等师范和初级师范等多门课程。1921年7月，上海美术学校正式定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图⑤）。20到30年代，上海美专全盛时，学生人数达到八百多人。
　　这张上海美专第十七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课中留影”，让我们想起从1917年到1926年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上海美专发生的两件引起整个社会轰动，同时又影响深远的事。第一件便是那场著名的“模特儿风波”。
　　中国传统的绘画中，历来不讲究人体写生训练。因此中国的人物画，多数都是头跟身子不成比例。从清代那幅有名的八仙图轴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人物，只是一件衣服架子，完全没有人体的感觉。
　　在中国，第一个画人体模特儿的人，是李叔同先生（图⑥）。令人遗憾的是，李叔同先生后来出家当了和尚，画人体模特儿的事，也就偃旗息鼓了。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刘海粟却在上海美专把人体写生训练正式引进了课堂，并历尽艰难坚持了下来。
　　刘海粟正是痛感“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因此便坚决在课堂教学上使用人体模特儿。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很难接受赤身裸体供人作画的事实。因而刘海粟聘请模特儿的过程，也就经历了先小孩再成年男人，再外国女人，最后终于请到中国女人的曲折历程。就在教学刚走上正轨的时候，社会上掀起反对的声浪。这个声浪愈来愈大，到后来上海闸北的议员姜怀素、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也加入声讨禁止的行列。但刘海粟没有被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所吓倒，他和上海美专的老师和学生们，一直都坚持在画人体模特儿。
　　到1926年5月初，这场因模特儿而起的风波，达到了它的顶点。这时，刘海粟正带领美专的一部分老师和学生在杭州写生，他们沉醉在西湖美丽的景色中。忽然，从上海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5月13日，《申报》登载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 裸体画的报道。刘海粟看到这个报道后，决定立即返回上海，与危道丰等人抗争。危道丰的禁令使刘海粟痛切地感到，面对社会上这几年来的讨伐声浪，有必要做一次全面的回击。他决定绕开危道丰，把问题直接摊开在孙传芳的面前。5月17、18两日，《申报》全文刊载了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在文章中，强调了美术学校设置人体练习课的必要性，驳斥了危道丰所发禁令的荒谬。由于刘海粟的文章是以给孙传芳公开信的形式发表的，因而也促使孙传芳不得不对此事表态。号称“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是割据一方的最高当权者。6月3日，孙传芳写了一封信给刘海粟（图⑦），大致的意思是说：模特儿只是西洋画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就是去掉它，也没人会说你们学校就不好了。孙传芳婉言相劝刘海粟停止使用模特儿，然而刘海粟却并不买账。6月10日，刘海粟在《申报》上再次公开发表致孙传芳信，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孙传芳的要求。孙传芳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公署，查禁美专人体模特儿。7月15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致孙传芳的第三封信，称“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
　　刘海粟是不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真的停止使用人体模特儿了呢？对此，后人有不同的说法。据上世纪50年代一度曾准备做刘海粟秘书、对那场“模特儿风波”很有研究的丁涛说，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实际上从未停止。
　　丁涛回忆说：“我查了上海美专的教案，那个时候的教案已经制好了。其中对油画专业三学年的课程安排有这么一个说法：第一学年画木炭画、铅笔画。第二学年用水彩画画人体写生。第三学年用油画画人体写生。教材上明明都写在那儿，就说明他根本没听孙传芳的。”
　　上海美专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公开招收女生入校。1918年出版的上海美专《美术》杂志的封底上，有一个招收女生的广告。上面那句“不论男女均可入学”和那幅线条简洁优美的裸女图，现在看来极为普通。但在当时，却是足以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的离经叛道之举。
　　上海美专不仅在上海率先实行男女同校，更在后来聘请潘玉良为教师（潘玉良也是美专第一批入学女生中的一个）。潘玉良早年曾有过做妓女的经历，她的入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美专办学环境的宽松。

照片说明：
图①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毕业班的教师、学生与裸体模特儿合影。
图② 刘海粟校长当年与师生的合影

三

第十七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这张合影，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上海美专最著名的照片。然而，正像这张照片的最初来源无人知晓一样，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也是个谜。
　　根据照片上人们的穿着和画面左上角那根直直的烟筒，我们可以知道拍摄的时候，正是冬天。但我们无法知道是哪一年冬天。十七届毕业班纪念刊中对照片的说明只有“课中留影”四个字，照片究竟拍摄于什么时候？是在他们毕业之前呢，还是在他们大一或大二上课的间隙呢？

刘大鸿从纪念册中发现，第十七届西画系有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在一首题名为《偶尔》的诗的下面，留下了一个日期——1935年12月6日。一位叫叶飘生的男同学留下的一段毕业赠言，落款的日期是1935年12月11日。而其他同学的毕业赠言上，落款日期也都是1935年冬，或民国二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二月。而第十七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在他们写下毕业留言后的第二个月。这也就是说，十七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1936年1月。上海美专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如果是1936年毕业的，第十七届西画系学生的在校时间就应该是1933—1936年。因此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1933—1935年间的某一个冬日。拍摄这张照片时，距离那场因使用人体模特儿而起的风波，已快十年了。透过这张照片，我们似乎可以感到，上海美专的老师和学生好像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那场风波虽然已少有人提起，社会的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但他们仍然在向世俗和传统挑战，并以这张照片向世人宣告自己的胜利。
　　然而让我们更为关切的，是照片中这些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位全身赤裸的女子，她需要具备怎样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她是谁？为什么会同意拍摄这样一张照片？后来的命运如何？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刘大鸿发现，抗战开始后，美专的教学一度中断，虽然后来又重新在上海开学，但其间已经过了很多变化，好多老师和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四

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美专和另外两所艺术学校合并，迁往南京，成立了南京艺术学院。刘大鸿获悉，当年美专的许多学生和教务长谢海燕（图⑧）都生活在那里。到了南京，刘大鸿才得知，谢海燕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夫人张嘉言还健在。而张嘉言本人就是上海美专第十六届毕业生。十六届和十七届的学生应该有两年时间同时在校，找到张嘉言，就很有可能找到照片上的这些人。
　　85岁的张嘉言虽然已是满头白发，身体依然很好，对六十多年前的事，她仍然记得很清楚。张嘉言首先认出来的，是三位老师。照片第一排的这位老师叫张弦，曾经留学巴黎，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油画教授。第二排中间的那位男子，叫王远勃，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他是上海美专西洋画系的主任。第三排坐在裸体模特儿身边的，是上海美专最年轻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刘抗。刘抗十几岁时就到巴黎学画，26岁就在上海美专做教授。
　　照片上的女同学中，有好几个张嘉言都认识。第一排紧挨着张弦的女同学，叫史人宇，江苏吴县人，毕业的时候是23岁。第三排左起第二位的女同学，叫陈菊芬，别名馨远，浙江上虞人，毕业的时候20岁。第三排左起第四位的女同学，叫潘再黎，浙江宁波人，毕业时21岁。
　　刘大鸿特意问张嘉言，对照片上这个模特儿是不是熟悉，有没有画过这个模特儿？张嘉言说肯定没有画过，对这个模特儿也没什么印象。这时张嘉言想起来，南京艺术学院1978级的同学，1998年曾搞了一个20年再聚首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有人将它和其他照片一起做成了纪念册。当时还健在的原上海美专教务长谢海燕，对这张照片进行过辨认。
　　谢海燕的辨认，提供了两个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谢海燕亲笔写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35年。谢海燕是当年美专的教务主任，很显然，他知道这张照片的拍摄情况。他的说法，使我们终于弄清了照片拍摄的准确时间，是在第十七届同学临毕业之前的1935年冬天。
　　第二，谢海燕认出照片里不仅有西洋画系的同学，也有艺术教育系的同学，只是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这就证实了这张照片的确只是一次兴之所至的“课中留影”，大家很偶然很随意地拍摄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次访谈中，张嘉言想起照片中有一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是她同事凌环如的姐姐。张嘉言说凌琳如就在照片的第二排。但却弄不清楚到底是第二排左起第一个抱着胳膊的短发女生，还是张弦身后那位戴围巾的女同学。即便如此，对于刘大鸿和摄制组来说，都足以令人振奋。
　　刘大鸿决定立即去找到这位凌琳如，他首先来到了张嘉言的同事凌环如的家。凌环如是南京艺术学院雕刻系的老师，她的爱人苏天赐，也是有名的画家。毕竟是亲姐妹，凌环如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姐姐。
　　这下弄清楚了，凌环如的姐姐凌琳如，就是第二排左首第一位的短发女同学。凌环如告诉刘大鸿，她姐姐在湖南，但因病去世已十几年了。照片上的其他人，凌环如都不认识，对那个模特儿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刘大鸿觉得很失望，从上海到南京，找到的照片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凌琳如，然而她却已经死去了。刚出现的一点希望，转瞬即逝。不过凌琳如的命运，也同样引起了刘大鸿的兴趣。凌环如说，她和姐姐所出生的凌家，是湖南平江的一个大家族。在凌琳如和她的哥哥姐姐们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带领全家迁到了苏州。凌家的几个孩子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大姐凌琴如学的是声乐，后来去了美国；二哥凌碧如学文学，后来在台湾大学做教授。在女孩中排行老二的凌琳如先在苏州美专读了三年，然后又读上海美专。凌琳如毕业的时候，是24岁。三妹凌如学表演，后来在上海人艺做演员和导演，凌家最小的凌环如考上了杭州国立艺专，后来在南京艺术学院雕塑系做教授。照片上的凌琳如，风采嫣然，然而她后来的生活，却一直不尽人意。首先是很快就不画画了，后来和她先生一起回到了湖南，在长沙裕湘纱厂做宣传工作。由于身体不好，很快工作也不干了。后来又到所在的街道上干了一段宣传和扫盲工作，然而没多久，还是回到家里，一直到去世。
 　　凌琳如后来为什么不画画了，又为什么会回到长沙？这些问题，凌环如也不很清楚。不过，凌环如告诉刘大鸿不用着急，凌琳如的丈夫和女儿都还健在，居住在长沙，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凌琳如更多的情况，或许还能知道一点那个模特儿的情况。抱着这样的想法，摄制组又来到了长沙。
凌琳如女儿张小莉的家，住在长沙郊区一个建筑施工单位的宿舍楼里。凌琳如的丈夫张继正，由于年老多病，和张小莉一家住在一起。
　　刘大鸿拿出照片，已经85岁的张继正患有哮喘病，身体很差，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凌琳如。
　　刘大鸿问：“你太太有没有讲起过照片上这个模特儿的事？”
　　凌琳如女儿张小莉插话说：“我问过。我妈妈说，她们画了画以后，这个模特儿在这里，就一起照了相。”
　　刘大鸿在张小莉家里，也看到一本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班的纪念刊，这是凌琳如留下来的，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凌琳如上海美专的毕业证书。凌琳如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在上海、苏州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就到南京她二哥那里去了。1937年底，南京沦陷，凌琳如跟着二哥又去了重庆。经上海美专一位同班同学的介绍，她到了当时交通部在重庆的汽车牌照管理所工作。这样的工作，与她所学的美术自然是毫无关系。上班没多久，凌琳如认识了也在这里工作的张继正，两人很快确立了恋人关系，不久就结婚了。
　　1945年，凌琳如生下张小莉后，得了哮喘病，工作也没了。1947年，凌琳如的大姐和二哥都去了台湾，凌琳如也去了台湾。由于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又决定回大陆。这时张继正在福州找到一个工作，来台湾接回凌琳如母女。
　　凌琳如一家到福州后，很快接到母亲希望她回湖南老家的来信，便举家迁回长沙了。1983年，凌琳如死于肺癌。死时近70岁。在长沙的几十年里，凌琳如经常去南京、上海与她的几个姐妹团聚。

照片说明：
图③ 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班纪念刊编委们的照片
图④ 刘海粟任上海美专校长时的照片
图⑤ 上海美专校门

五

凌琳如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照片中人的命运。然而我们还得继续寻找照片中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个模特儿的下落。可是刘大鸿发现，到凌琳如丈夫和女儿这里，追踪的线索就已经断了。正在这时，张嘉言打来电话，告诉刘大鸿，曾担任过中国美协党组书记的王琦，也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他知道很多情况。山重水复之际，张嘉言的电话带来了新的希望。
　　王琦，重庆人，85岁，在北京几十年仍然一口乡音未改。王琦是1934年进上海美专的，离开学校后，一直跟很多同学保持联系。1949年以后，王琦长期担任国内美术界的领导工作，因此很多上海美专同学的消息他都知道。
　　照片上的张弦老师毕业于法国巴黎美专。据王琦介绍，张弦的素描功底相当深厚。在当时的巴黎，他的素描水平仅次于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1936年暑假回家的时候，张弦在一次游泳中，不慎溺水而死。王远勃毕业于法国马赛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以后去了天津，周恩来总理曾一度亲自安排过他的工作，后来也去世了。三位老师中，刘抗还在。和张弦一样，刘抗也毕业于法国巴黎美术专科学校。由于他在三位老师中年纪最轻，因此他授课时的教学气氛，也最为轻松活跃。照片上的同学，王琦也认识不少。这个蹲坐在张弦右边，一脸活泼的同学，叫张接华，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王琦说：张接华性格活跃，是美专篮球队的成员。
　　照片最后一排左手第二位的这位同学，叫徐子诚。上海本地人，毕业的时候，是20岁。徐子诚左边的这位女同学，叫朱秀峰。别名松岩，山东临沂人，毕业时23岁。二排右首第二位是宋绍武，别名昔非，广西融县人。毕业时25岁。王琦还认出了宁波来的女同学潘再黎。王琦说，1949年以后，他在香港碰到过潘再黎。那时的潘再黎，已经是一个阔太太了。
　　令刘大鸿大喜过望的是，王琦竟然认出了照片中的女模特儿。
　　王琦说，这个模特儿他画过，同学们都叫她“小模特儿”，因为她最小。王琦说，当时学校有三个模特儿，“小模特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的身材瘦小，而开始画模特儿的时候，要画比较瘦的，太胖的不好画。再加上这个“小模特儿”为人很有修养，所以不单是同学们喜欢她，就连张弦也很喜欢她，有时候张弦还亲自给这个“小模特儿”摆姿势。
　　刘大鸿问王琦，“小模特儿”为什么会愿意拍这样一张照片？王琦说：“她当然愿意，因为她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模特儿就光着身子坐在旁边和大家一起烤火、聊天，气氛很融洽。天天都处在一起，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刘大鸿问：“她平时是不是还读些书什么的？”
　　“读些书啊。”王琦说：“要不然她后来为什么考学校去了？”
　　刘大鸿问：“她一般看些什么书呢？”
　　王琦说：“那不知道。反正大家觉得，这个模特儿不简单，不是一般当模特儿的。”
　　刘大鸿问：“那她是读什么学校去了呢？”
　　王琦说：“是读上海的中华职业学校去了，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比我高一班的过长寿，这张照片上没这个人。过长寿告诉我，他说这个模特儿我们老早就知道她不是个简单人物！”刘大鸿问：“她是讲上海话吗？”
　　王琦说：“讲上海话。”
　　“是上海本地人吗？”
　　“上海本地人。”
　　刘大鸿进一步问：“你还记不记得她住在上海哪里？比如上海人都讲上只角、下只角，她住在哪个区？”
　　王琦说：“哎呀，那就不晓得了。”
　　刘大鸿说：“她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王琦说：“不知道，大家就叫她‘小模特儿’。”
　　刘大鸿说：“她年龄有多大呢？十四五岁？”
　　王琦说：“不，有十七八岁了。”

六

从上海、南京、长沙再到北京，摄制组终于从王琦这里，知道这个模特儿有一个名字了。虽然“小模特儿”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名字。更让刘大鸿高兴的是，还知道小模特儿去中华职业学校念书去了，小模特儿去读书的中华职业学校，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黄炎培先生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1918年学校建成后，相继开设了机械、商业，以及土木工程等科。上海陆家浜路上的一所商业会计学校的前身，就是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校园操场旁边的一幢建筑，就是中华职业学校当年留下的房子。小模特儿会不会是到这里来读书了呢？很难说。因为机械、土木工程包括商科等课程，要求高，技术性强，小模特儿恐怕适应不了。小模特儿去读的，很有可能是中华职业学校开办的补习学校。小模特儿去读书的那个时期，补习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英文、会计、速记、打字、收发电报等。招收的对象，也是针对店员、在职工人等需要一技之长的人。速记、打字、收发电报这样的工作，非常适合女性，学起来也相对比较容易。因此小模特儿很有可能是选择了这里。中华职业学校特别重视对职业妇女的培训，号召妇女不做花瓶，不做生育机器，要承担起妇女的社会责任。这一切，对小模特儿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由于谁都不知道小模特儿到底叫什么名字，所以在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名单里，无法找到她。 
　　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呢？从王琦和张嘉言那里，我们知道坐在小模特儿身边的这位叫刘抗的老师还活着。应该去找找刘抗，他虽然已经92岁，又远在新加坡。但他是刘大鸿到目前为止知道的，照片中惟一还活着的人！抱着极大的希望，刘大鸿拨通了刘抗新加坡家中的电话。
已经92岁的刘抗，记忆力依然非常好。他在电话里对刘大鸿说：“那是下课的时候，大家觉得拍张照片做纪念好好玩儿，有意思，就聚在一起拍了这张照片。”
　　刘大鸿问：“是在哪个老师的教室拍的，是在您的教室还是张弦的教室？”
　　刘抗说：“是在我的教室拍的。”
　　刘大鸿说：“那张弦和王远勃他们是怎么知道要拍照的，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刘抗说：“我约他们来的呀。”
　　刘大鸿赶紧问：“当时那个模特儿是谁说服她，她怎么会同意拍这么一张照片呢？是您跟她说的吗？”
　　刘抗说：“啊，是啊。”
　　“就是您跟她说的？”
　　“对，因为在我的教室里面哪。”
　　刘大鸿说：“当时您是怎么跟她说的？”
　　刘抗说：“我说，来，终有一天要离开了，我们大家拍张照片做纪念哪！”
　　刘大鸿问：“她怎么说呢？”
　　刘抗说：“她就答应啦。”
　　“您还记得她的名字吗？”刘大鸿接着问。
　　“不大记得了。”
　　“她在您的教室做模特儿有多久了？”
　　“做了一年左右。”
　　“她有多大呢？”
　　“大概20岁左右。”
　　“她是上海什么地方的人？”刘大鸿最后问。
　　“哎呀，乡下人哪。”
　　“什么地方不太清楚是吧？”
　　“不晓得。”
　　随着刘抗的这句“不晓得”，有关这个小模特儿的线索，就全部中断了。摄制组在辗转上千公里，仍然成果甚微的情况下，决定登报向社会求助。
　　2002年8月30日，上海《文汇报》以《照片中的人们你们都还好吗》为题，登载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在寻找这些人的消息。消息一出，立即就有《成都商报》、南京《现代快报》等几家报纸也登载了类似的启事。几家报纸的寻人热线一经开通，就接到社会上无数热心人打来的电话，但有价值的信息几乎没有。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就在摄制组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从成都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9月15日，《成都商报》打来电话说，照片中的一名成都籍男同学已被他们找到。摄制组成员不由得一阵狂喜，他们立即收拾行装，赶赴成都。
 　　照片最后一排中间披着大衣的学生，就是那位成都籍的同学，他叫钟德福，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钟德福22岁。67年过去了，钟德福已是89岁的高龄老人，他的身体怎样，当年的事情，他还记得吗？
　　出现在摄制组成员面前的钟德福，已经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干瘪老人。1987年，钟德福因中风瘫痪在床，从此丧失了说话能力。不过，摄制组的到来让老人非常兴奋。摄制组的成员一拿出那张照片，钟德福就指着照片上的自己直乐。一会儿，钟德福突然发出几个含糊的，听着像是“模特儿”的音。摄制组成员立即让他再发那几个音。在弄清他确实说的是模特儿之后，赶紧问他：“你知道这个模特儿姓什么吗？”（据钟德福的家人说，老人有时可以发一两个简单的音）钟的回答，听着像迟到的“迟”，也有点像死亡的“死”。摄制组成员继续问钟德福：“是迟到的‘迟’吗?那她的名字叫什么呢？”钟德福又努力发音，这次，听着像“瑶”，也像“了”。摄制组成员把写有“迟瑶”两个字的纸片拿给钟德福看，问他模特儿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钟德福看了直点头，看来是叫这个名字。
　　“小模特儿”的名字叫迟瑶，怎么此前谁都不知道呢？钟德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这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吗？在钟德福保存的十七届毕业班纪念刊上，我们看到了钟德福毕业时的单人照。我们怎么也不能将照片上的时髦青年，和眼前的这位老人联系起来。纪念刊编辑人员名单的最后，列有钟德福的名字。在了解他的生活之前，我们还是再问一下那个模特儿的事。因为他现在发的这个音，听着像迟瑶，但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意思。
　　摄制组成员在钟德福家人的帮助下，再问了一次同样的问题，钟德福这次发的音要清楚一些，听着也更像是“死了。”摄制组成员紧追着问：“是死了吗？是已经去世了？您怎么知道她去世了呢？”钟德福再发同样的音，这回听得很明确，钟德福说的不是迟瑶，而是“死了”。但到底是不是呢？还是难以肯定。钟德福离开上海美专以后，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也跑了不少地方。当过记者，做过生意。1950年以后，钟德福在成都华新铁工厂，也就是现在的成都畜牧机械厂工作。做过宣传干事，后来当模具工，直到退休。
　　在这几十年里，钟德福和他的老伴儿，生养了八个子女。人丁是很兴旺的。钟德福瘫痪以后几年，老伴儿也去世了，现在钟德福跟保姆一起住在成都乡下。但他后来基本不画画了。放弃自己的专业，也许有时代的原因，但他自己是不是也有原因呢？
　　钟德福的一生，使我们看到了照片中人又一个值得嘘唏的人生故事。第二天，摄制组一行再次找到钟德福，请他再说一说模特儿的下落。这次摄制组决定不再让钟德福发音，他们准备了一张上面写着女模特儿，下面分左右两端写着“死了”，“没死”字样的字条，让钟德福在上面画勾。只见钟德福拿着笔，很快地在“死了”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勾。
　　摄制组成员问：“你怎么知道她死了？”钟德福指指自己的咽喉。钟德福的女儿说：“他说不出来怎么知道。”

照片说明：
图⑥ 李叔同（前坐者）是中国最早从事人体写生的人，而此时的他已出家做了和尚。
图⑦ 孙传芳致函刘海粟，劝其放弃人体写生。
图⑧ 年轻时谢海燕

七

从钟德福画下这道勾，我们可以肯定小模特儿是死了。钟德福怎么知道小模特儿是死了呢？
　　只有一个解释——他极有可能知道小模特儿后来的下落和命运。但他讲不出来了。
　　对这张照片的调查，从上海档案馆开始，辗转南京、长沙、北京，最后在成都结束。历时三个多月。虽然还有很多遗憾，但我们的追踪，到这里似乎也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张照片从拍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7年。67年后的今天，当一位学者在了解到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我们碰巧了解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我们就会想起发生在1926年那场关于裸体模特儿的大辩论。毫无疑问，这张照片的拍摄，已经证明了谁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我们庆幸，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旧文化，终于没能阻止一种更开放、更文明也更宽容的新文明进入中国的步伐。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的老师、学生，和那个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姓名的女模特儿，用他们坦然的微笑，共同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

照片说明：
 
图⑨ 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

 
图⑩ 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

 
图11 上海美专的学生在上人体写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