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潭采风见闻

1958年“大跃进”之年，秋季开学，只上了四周的课。自国庆节放假之后，直到翌年寒假开始，全校停课，再没有上过一堂课了，全校师生都为“大跃进”而折腾着。10月份投入“全民大炼钢运动”，直至11月。接着下乡支援秋收冬种，因为广大社员还在为“保钢帅升帐”而奋战，无暇顾及田里的农活。12月份，中文系学生大体有几个去向：一小部分学生留校编教材，一小部分去闽侯城门公社写公社史，一小部分到外地去搜集素材写电影剧本，大部分被派往全省六十四个县去“采风”。发动大规模采风也是毛泽东的旨意。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谈及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倡议要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歌，并提出后来风靡一时的所谓“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为此，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号召文艺工作者“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接着，全国各省市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下发通知，组织队伍，进行着规模空前的民歌搜集工作，也叫做“采风”运动。
　　福建省的“采风”由省委宣传部组织领导，参加人员是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12月上旬出发。平潭采风小分队是由林茂铨（大三）、陈毓峰（大二）、何光珠（大一）三人组成，林茂铨负责。平潭县是福建第一大岛，我国第五大岛，简称“岚”，面积371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十六万。那时去平潭的主要通道，是从福清高山北坑乘坐机帆船渡海到对岸——平潭娘宫上岸。我是第一次去平潭，也是头一次坐这种船。机帆船是机器开动的小木船，兼有风帆助航。客座只有底舱一间，可容纳一二十人。进舱落座后，发现有好几个没有油漆的面桶，开头不解其用途，随后才知道是供乘客呕吐污物用的。秋冬之际，海上风大浪高，渡船颠簸得厉害，不时有乘客呕吐。我们三人之中唯一的平潭人何光珠，本以为他惯坐此船久经风浪，不料也呕吐了一场，而我们两个福清人却没有吐。上岸后，由该县国营汽车站唯一的一辆破旧的小客车接送到县城。此车专门用来往返接送上岸的乘客，岛上交通只能步行，没有任何可以代步的工具了。我们三人分三个点进行采风，茂铨在县北的平原公社，光珠在县东的流水公社，我在县南的敖东公社。
　　我被安排在敖东公社管委会近邻的一个民居小楼上住宿，是一位夜校民办教师的宿舍，他晚上不在此过夜。吃饭则在公社食堂。当时，“大跃进”的败象、饥馑的迹象，已经暴露，虽是以盛产海鲜著名的海岛渔村，市场上已难得一见什么海鲜了。不过公社食堂的伙食还算不错，每天都有白米饭和一份鲜鱼、猪肉等好菜，尤其是那红烧的鲜带鱼、梭子蟹的嫩肉与蟹膏，大快朵颐，印象颇深。第一天下乡采风前，公社分管宣教的干部就郑重地嘱咐说，你每天下乡去一定要晚出早归。因为平潭地处海防前沿，对敌斗争形势严峻，前些日子发生过台湾特务夜晚摸上岸来，把我们的人抓走了的事情。经他这么一说，晚上我独居小楼，听到附近狗吠时，难免也有点惴惴不安，深怕特务摸上来，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青年，实在没有与之搏斗的力量。下乡的午饭，就在乡下的社员食堂吃。当时此地社员的集体食堂尚未解散，统一煮几大锅的切块地瓜，到时各家各户拿钵头来装回去吃。食堂没有菜供应，而我看到农民自家饭桌上也没有什么菜，别说鱼肉，连自种的青菜也未见到，因为社员统统被派在集体的田地上劳动，没有自留地，绝对不允许一家一户的个体种植，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于是一家人也不都聚到饭桌吃，往往各自端着一大碗地瓜到门前屋后，或蹲或站地吃。他们的生活实在贫困寒碜！我这一餐也只能装一碗地瓜，胡乱填饱肚子，付一角钱给食堂。周围没有一家饮食店、食杂店可以去补充食物。只有一次，到吉钓岛去采风，那天中午，大队干部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条三五斤重的大鱼，清水白煮给大家当饭吃了。
　　临近结束的前两天，我们从各自蹲点的地方回到县城，住进平潭县文化馆的楼上，着手整理、刻印所采集的民歌。那时，系里还有一支小分队去莆田县南日岛采访，准备写电影剧本。他们共六人：有平潭陈纪荫，福清林孝铸、陈祖坚、林能泰、王德声，还有莆田黄文香。后来他们一行也来平潭采访。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早晨，我们两队九位同学和平潭县委的一位前来送行的宣教干部，一起在平潭县城码头栈桥附近岸边的岩石上合影留念。照片左下方题写“岚岛取经”四个字和合影日期。这一天，就是我们结束采风返回学校的日子。

二、蔡其矫印象记

1958年底一天下午，中文系召集全体“采风”同学开会，总结采风的情况，布置下阶段的整理工作。会上，一位名叫胡汉传（复退军人、中共党员、大一学生）的学生会干部对大家说：“我们请来了诗人蔡其矫做顾问，有关民歌的问题，可以向他请教，不过，蔡其矫是犯了错误的，从北京下放回福建，你们与他接触，要注意不要受他的影响。”
　　第二天，我们集中到一间大教室里。在我们进教室之前，蔡其矫就已端坐在讲台上。他那天然蜷曲的浓发乌黑发亮，宽阔的前额，上挑的浓眉，深邃而温和的目光，白皙的浮雕式的脸庞，以今天的说法，可谓帅气性感，富有魅力。教我们现代文学、也是闽籍诗人的童晴岚先生与之相比，就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了。他身着蓝色卡其布解放式棉衣，深色的裤子，身材挺拔壮实，但走起路来，步履并不矫健，也从未见过他脸上流露出一丝的笑容。除了向他请教有关民歌的问题外，我们都不敢与他谈论其他的话题，因为胡某事先已经给我们打了“预防针”。蔡其矫“带罪”下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是守口如瓶的。当年绝无今天“粉丝”们追逐艺坛、文坛明星的狂热时尚，所以同学们不会去请他签名、合影。蔡其矫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让他心情如此沉重而抑郁寡欢？我不了解，也没有去打听。直到近年读到王炳根《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一书，才闻知其中的一点消息。
　　正当蔡其矫在长江流域构想描写山水诗歌蓝图的时候，1958年6月，忽然将他召回北京。原来，去年在文学讲习所领导大家反“右派”的诗人公木，运动过后，由于和“右派分子”流沙河的关系被揭发，今年初也被补划为“右派”。公木被打倒之后，就有人揭发蔡其矫也有很多问题，长期被公木包庇而逍遥在外，于是他被召回了。组织上要求他作出全面的交代和深刻的检查。9月间，蔡其矫写出了一万三千字的《我的交代与检查》。1958年10月间，由中国作协党组上报，经中宣部批准，撤消蔡其矫的党内职务，为不宣布的“内定右派”，永不重用。蔡其矫是专业诗人，所谓党内工作，就是长江规划委员会政治部的挂名宣传部长职务。
　　蔡其矫在北京受批判、被处分之后，武汉长江规划委员会并没有嫌弃他，还动员他重回“长办”，他觉得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没有再回去了。恰好同年8月23日万炮震金门后的厦门前线在召唤他。于是，他向作协有关组织打报告，要求调回福建家乡工作。他回到福建后，被分配到省文联，没有职务，无事可做，心中有些不快，于是向省委反映。随后，省委副书记林修德召见了他。林是蔡在暨南大学附中的同学，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战友。蔡原以为这将是一次很亲切的会见，但见到林时，立即感受到距离和冷漠，很官样的问话与很简单的对答，使这次会见被定格为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谈话。不过最后林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批准他可以到厦门前线去。这一年，蔡其矫到过厦门前线、晋江故乡，去过闽西老区、闽东地区，最后住进福建师范学院，帮助中文系采风学生整理民歌。多年后，听一位同乡同学说，他曾是系学生会生活委员，因当年福州供电不足，经常停电，头一天晚上他就给蔡其矫宿舍送去一大包蜡烛，不料第二天去打扫房间时，却发现一包蜡烛一夜之间统统被他点燃完了。我想，此时的蔡其矫，绝没有古代诗人那种“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的浪漫雅兴，他正在为此次被处分的痛苦折磨而彻夜难眠。面对眼前闪烁不定的烛光和窗外风雨如磐的夜幕，他也许在回忆在印尼浸润椰风海浪的温馨童年，他也许在回忆1938年在抗日战争烽火感召下，瞒着家人，不辞万里，投奔延安的青春岁月，他也许在思考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吉凶未卜的前程未来……唉，刚到“不惑之年”的蔡其矫，现在却陷入了疑惑不解的深渊！

三、采风余波后事

当时各行各业都要“大放卫星”。工业方面，全国军民要为1070万吨钢而奋战，结果留下了堆积如山的破钢烂铁，全国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砍伐；农业方面，要放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并丘移植，瞒骗虚报产量，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饱饭”，粮食库存骗局揭穿，造成全国大饥荒、饿殍遍地的大惨剧；文教方面，大办大学，一年之中新办了二百来所，学生大编教材，教授赶下台，大规模搜集民歌，大写电影剧本，准备大拍电影。据说，当时福建各地送来的电影剧本就有一百多部，差不多统统是废品，最后挑选两部上送中央，也还是不能用。而向全国两千多个县派去成千上万的人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采风”运动，其结果就是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今天看来，《红旗歌谣》显然是“大跃进”的产物，又为“大跃进”的“浮夸风”、“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12月26日，摄于福建平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