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富裕、干净、守法的岛国，它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交通秩序、城市规划、法治教育等方面，足以成为亚洲国家的典范。更令人好奇的是，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是华人，占75％，无可避免地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深度地了解今天的新加坡，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好好地看待过去。
　　新加坡共和国诞生于1965年，今年刚好届四十周年。新加坡的发展史，大致上由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此处开埠开始，因地缘政治使然，纠葛了复杂的民族、文化、现实政治的情结，使得当政者每采取一项政策，都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新加坡最早称为淡马（Temasek）或狮子城（Singapura）。大约十二、三世纪这里已有居民，主要是马来族的渔民，后来苏门答腊的王子乌他马在此建立了新加坡王国，一共传了五代。由于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入口，为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吸引了许多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商人，福建商人汪大渊在他的游记里就描述过新加坡的情形。到了13世纪末，爪哇岛的满者伯夷王国派兵攻打新加坡，灭掉了新加坡王国。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接着，北边强大的暹罗王国（今泰国）亦曾一度占领新加坡，但因路途遥远，未积极经营。随后马六甲王国崛起，然后是廖内柔佛王国，此时西方势力东来，葡萄牙人、荷兰人在此海域战事频仍，新加坡缺乏安定发展的环境。
　　1815年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势力壮大，大有超越荷兰成为海外殖民帝国之势。此时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有马来半岛槟城和苏门答腊的明古连。1817年东印度公司派莱佛士出任明古连的副总督，但因位置偏远，招商不利，于是莱佛士另觅其它地理位置更佳的通商口岸，他选中了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是由廖内柔佛王国的地方官“天猛公”管辖，不久，莱佛士与“天猛公”和廖内柔佛苏丹签约，租用新加坡为英国人的贸易站。1842年英国与荷兰签约，英国人退出明古连，荷兰人则退出马来半岛，双方清楚划分了彼此的势力范围，随后苏丹又与莱佛士签约，完全出让新加坡主权，从此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迅速发展成自由贸易港。1826年，东印度公司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合组成“海峡殖民地”，统一了三地的行政、经济和管理的机制。如今在新加坡皇后坊竖立着一座莱佛士的铜像，就是为了纪念莱佛士开埠的功绩。在他的治理之下，新加坡成为日益繁荣的商港，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衰弱动乱时期，大批闽、粤移民到海外谋生，1860年左右，华人已超越马来人和印度人，成为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有些人是来经商的，更多的是以契约劳工的形式被贩卖到新加坡从事危险的劳务，工作和生活情况均十分悲惨。
　　20世纪上半期的新加坡，在英人的统治之下，无论政府的组织、法律和秩序，都逐渐趋于完善，社会服务也逐渐进步。尽管如此，来自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浪潮，仍不断冲击着这座岛屿。而日本力量的崛起，造成这一地区国际对立的加剧，这一情势，对新加坡既构成威胁，同时也带来机遇，成为现代新加坡求存发展的开端。1907年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不久汪在槟城认识陈璧君，两人陷入恋情。事实上，孙中山等人亦长年奔走于新加坡、槟城、吉隆坡之间，在闽粤乡亲之间号召革命。海外华人长期寄人篱下，莫不希望祖国强盛壮大，因此他们多积极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建立了中华民国，正在海外的孙中山搭乘轮船返国，途中在新加坡登陆，这是本地华人同感激动的历史性时刻。然而，民国初肇百废待举之际，旋又陷入军阀混战，列强对中国的巧取豪夺未曾片刻停歇。一战结束后，日本建立东亚霸权，同时与英国在制成品输出上形成强势竞争。有鉴日本军力的迅速扩张，英国耗资三千万英镑，花了十年时间，在新加坡兴建了强固的军港。同一时期，苏联革命所带动的社会主义思潮透过中国也传到新加坡，一开始时国民党的左翼分子组织和控制各行业，发起一连串的罢工事件。1928年，新加坡左翼人士组织了南洋共产党，英国殖民当局立刻加以镇压，将主要领导人逮捕或驱逐出境。1930年，左翼人士重整旗鼓，再组织马来亚共产党，但因在殖民政府严密的监视之下难以活动，待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马共才又公开参与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抗日活动。

19世纪，新加坡橡胶园的华工。

1906年，同盟会成立新加坡分会，中为汪精卫。

1950年代，市政大厅前的草坪。

1960年代，街边卖榴莲的小贩。

马来家庭过哈芝节，儿童向父母亲拜年。

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新加坡立刻成为中国海外最大的后援基地，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的领导之下，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风起云涌，各阶层华人热烈响应，洋溢着支持祖国抗战的高度热情。据国民政府的统计，自1937至1941年，来自新加坡的捐款约占中国军费的三分之一。然而华人无私的奉献也遭致日军的忌恨，展开残酷的报复。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美英在亚洲的殖民地香港、马来半岛等地，英国殖民当局狼狈不堪。1942年２月７日，日军登陆新加坡，一周后，近13万英澳军队向3万日军投降。2月28日，日本宣布改新加坡为昭南岛。
　　日军进攻新加坡时，华人组织义勇军积极作战，日本占领军司令山下奉文下令，所有华人，除了老人、小孩、妇女之外，每人准备三天粮食在指定地点集中，由日军问话检查，凡被认为有抗日嫌疑者，便用卡车送到郊外或海边加以杀害。这项行动称为“大检证”，估计有约五万华人遭到杀害。这件事成为今天新加坡教育下一代有关保家卫国的重点历史教育。少年李光耀也被日军士兵掴过一个耳光，送上卡车准备连同其他年轻人拖到海边处决，他见势不妙，以回去拿衣物为由逃脱。这影响到李光耀日后对日本的态度。今日新加坡市中心的“蒙难人民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那些遭到日军杀害的人士而建的。此外，值得一提的，1943年5月，中、英政府合组“一三六部队”，反攻新、马，新加坡籍的林谋盛组织华人打游击，遭间细密报，被日军逮捕施以酷刑，死在牢里。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有关林谋盛奋勇抗敌的历史教育，将其视为新加坡的民族英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些对杀害新加坡人负有责任的日军将领遭到审判并处以绞刑。尽管英国殖民政府回到新加坡，但经过战火洗礼并且见识英军狼狈落败的新加坡人民，政治上却充分觉醒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英国殖民统治了。新加坡要往哪里去？过去华人大部只以华侨身份住在当地，只对中国的政治关心，如今要将重点置于新加坡本身的命运与自我认同，无论就血缘、文化和现实政治，无疑是一挣扎摸索的过程。至于马来民族，问题似乎稍为单纯。问题出在新的独立国家疆界如何划分，不同的马来政治集团是否都能同意这种划分方式。另一方面，战后的大英帝国也知道殖民主义势将走入历史，强行阻挡各殖民地的独立呼声，最后只会弄得灰头土脸，英国必须根据本身的利益主动处理殖民地的后续问题。1945年10月，英国将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联邦四州、马来属邦五州、加上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共计十一州组成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由于地位特殊被划为直属殖民地，如此新加坡便脱离了马来亚。同一时期，战后共产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随着抗日活动壮大的马来亚共产党战后也取得合法地位，他们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国家，马共核心成员多为华校的毕业生，其思想、组织、斗争策略受中共的影响，新加坡许多华校生和华人工会都是马共的支持者，马共的声势一日千里。1948年英国政府宣布新、马进入紧急状况，同时颁布紧急法令，大肆逮捕马共党人和左翼工会、学生领袖，马共只得进入森林打游击。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批的南洋青年男女满腔热血回到祖国参与建设，不过“文革”结束后，他们中许多人又申请离开大陆，由于回不了原侨居地，他们便住在香港，为了延续中文的高等教育，他们将后代送到台湾念大学。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估计有近十万南洋华人的儿女，小学在大陆念书，中学在香港，大学在台湾就读，此为后话。
　　李光耀属于世居新加坡的华人，家境良好，受的是英式教育，战后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成绩优异，50年代初回到新加坡，替工会担任法律顾问。1954年，李光耀、拉惹与代表左翼华人势力的林清祥合组人民行动党，以英国工党政治路线为蓝本，标举的是非共的社会民主主义。1955年他们在立法会选举中获得三席。此时，马、新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终获独立。不过此时，马共党人渗透进工会和华校生中，煽动罢工罢课，担任新加坡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展开大逮捕行动，将亲共势力暂时镇压下去，军警的行动造成民众普遍的反感，人民行动党藉以发展了雄厚的基层势力。1959年，英国政府判断左翼势力已被镇压下去，因此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这年5月，新加坡自治邦举行第一次立法会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席中囊括了43席，大获全胜；6月3日，35岁的李光耀组织成立第一届自治政府，林清祥等左翼人士亦获得释放。1961年，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把新加坡、文莱、沙捞越、北婆罗洲等地，合并组成一个新国家马来西亚，李光耀旋即积极响应，他飞到吉隆坡与东姑拉曼商谈，同意加入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将把外交、国防和内部治安权力交给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同时保留劳工与教育的地方自主权。不过人民行动党内的左翼势力强烈反对，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展开左翼群众运动。1963年，新加坡进行了又一次大逮捕，林清祥等社阵领袖相继入狱。许多左翼人士在新加坡待不下去，只好辗转前往马共设于泰马边界的基地，其中包括曾与李光耀密会的马共驻新加坡全权代表方壮璧。对于新加坡当局大肆逮捕左翼人士的策略，80年代人民行动党元老吴庆瑞在澳洲政治学会演说时说：“秘密警察的目的不在捕获共党的地下组织，因为如果没有严格极权控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秘密警察的任务主要是渗透到共党的外围组织群众，由于这些组织的会员和领导人性质是公开的。秘密警察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出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评估他们的性格与能力，了解他们的意图与计划；第二个任务便是要在重要的情况下动用‘内部安全法’将上述领导人逮捕，而逮捕行动发生时，必须要用群众所能接受的字眼进行宣传解释。还有一点更重要，秘密警察只逮捕那些真正的组织和领导人物，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追随者是不值得拘留的，将他们扣留，只会造成他们家属的不满。”“秘密警察必须维持最高的专业水平，应该有一个专业律师组成的检讨委员会，检查秘密警察的行为，这种检查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马虎从事的，因为如果滥用扣留的权力，对共党的成长反而有利，这会造成人民对政府的普遍憎恶，而成为共党革命的燃料。此外，在对付共党分子时也必须适当处理共党所利用的社会不平现象，同时对非共分子所表现出的不满及一切合法的歧见，与共党分子所操纵的政治运动必须有清楚的分野，准许合法的不满在法律范围内享有最大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利用最高效能和专业的秘密警察，当政者才能正确地、有信心地做出分野。”

 
1955年，传统华人过新年的团圆饭，代表着家庭团结。
 
1959年，试穿新装新鞋的华人年轻妇女。
 
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该党秘书长李光耀自己开车前往市政大厅，途中受到记者包围。
 
1959年，李光耀担任总理之后亲自示范打扫居住环境，宣传公共卫生。

吴庆瑞的这段证词，反映出能连续击败不同敌人的胜利者，必然不是泛泛之辈。1963年8月31日，新加坡终于与马来亚联合邦、沙捞越、沙巴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然而接下来的一连串灾难却是始料未及的。首先，苏加诺总统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反对马来西亚，认为根据西方殖民属地所划分的马来亚不过是殖民者延续其占领阴谋的把戏，因此派出突击队在马新各地制造爆炸事件，印、马对抗在西方力量的介入以及苏加诺政府被推翻后始告一段落。1964年，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亚的全国选举，遭致巫统激进分子的不满，同年新加坡发生两次种族暴动事件，马来西亚遂宣布在新加坡戒严。人民行动党怀疑种族暴动是由巫统激进分子刻意挑起，目的在于制造中央政府控制新加坡的口实，双方关系更陷恶劣。为了避免一发不可收拾的流血事件，东姑拉曼在与李光耀几次会商中明确要求新加坡立即退出马来西亚，否则他将被迫逮捕李光耀。1965年8月9日，终于分为以马来人为主要人口的马来西亚和以华人为主要人口的新加坡两个国家。
　　独立后的新加坡开始艰辛的建设工作，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国防、教育、城市发展上皆展现了高度的效率，新加坡的市容焕然一新。政治上，人民行动党获得更多的基层支持；相反地，由于受到越共“春节攻势”的鼓舞以及中国大陆“文革”的影响，1968年“社阵”年轻领袖谢太宝选择退出国会，失去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从此一蹶不振，留下来的国会空间则由人民行动党填补。此后十余年，全球资本和技术大转移，新加坡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脚步，与香港、台湾和韩国并称“亚洲四小龙”。人民行动党一枝独秀，囊括所有国会席次，1980年得票率达到75．5％的历史记录。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新加坡也面临了新的挑战，首先是确立新加坡文化的自我认同，再者是政治领导阶层的自我更新。最早，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大中华意识的扩张，人民行动党有意识地进行语文教育的改造，即削弱自英殖民政府时代由华人社会自发性地建立起来的华文教育体系，强调英语为各族的优先教育语言，并以此取得新加坡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竞争力。
　　整个母语改造到了80年代中期获巨大的成功，这是第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在无异族统治的情况下，自觉地改造了本身的母语文化；尽管如此，到了80年代末期，问题又转回受英文教育者身上，新型的政治反对者是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与学生，他们吸收了西方多党政治与新闻自由的观念，对新加坡政府做出各种指责。1987年李光耀在国庆演说中对此作出反击，批评新加坡社会有沦为“伪西方社会”之虞，个人主义盛行，传统东方美德正迅速消失。他说：“我的结论是，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价值观来指导他的生活。一个社会亦需要一套价值观……华人必须保持其核心价值。这很重要，生存的素质，生存的技能，使中华文化保持一体性……”新加坡政府又重新强调华人学习华语的重要性，政府部门开始使用中文公文，并且推动中文和英文同为第一语文的教育体系。鼓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各自发展本身的传统语文文化，并以他们自己的民族根源为荣。
　　70年代末期，李光耀即有意识地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亲自择才，强调人品与献身精神。同时又运用本身的影响力劝退第一代的战友，由于第一代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出道时不过三十多岁，此时也不过五十多岁，却要被迫走下政治舞台，多少产生抵触情绪。当年共同打天下的“行动党四大金刚”李光耀、拉惹勒南、杜进才、王邦文，后两者下台后对李光耀有诸多公开批评。另外，前总统蒂凡那与李公开对骂，最后流亡海外，其过程令人瞠目结舌。尽管新一代接班安排就绪，但1988年大选之前又爆发了一次事件，李光耀在国庆演说中直言，陈庆炎才是他心目中第一顺位的接班人，吴作栋只是“第二顺位”，批评吴作栋“试图讨好太多人”。李的谈话等于在政坛上丢下一颗炸弹，新加坡坊间盛传李光耀有意撤换吴作栋，提前让李显龙接班。然而吴作栋响应得宜，他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声称将建立“协商式的政治”。
　　1990年吴作栋终于顺利接班，当上总理。平心而论，李光耀能在其政治的高峰时刻，以65岁之龄交出最高权力，其胸襟令人感佩，以他所崇尚的儒家思想来衡量，这似乎代表了最高境界的“禅让政治”。吴作栋担任总理之后，开始寻求自己的政绩，标榜建立一个更开放的社会，释放更多的权力，不过这种分权的做法其结果自然是使反对党更加茁壮，从而冲击吴作栋的领导地位。1992年新加坡大选，反对党一次拿下四席，使得吴作栋在党内受到一些批评，促使他暂停原来的开放作风。事实证明，人民行动党仍是新加坡无可取代的执政力量，吴作栋最后顺利通过了十余年的考验，稳固了本身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在今年依李光耀所树惯例，功成身退，顺利地将棒子交给李显龙。至于接下来的新加坡之路，李显龙在总理就职演说上表示：“我们将继续扩大新加坡人民生活、欢笑、成长、保持自我的空间。新加坡人民应该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追求突破窠臼的思想。我们应该建立参与活泼辩论的信心，以期真正了解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拟定不同于以往的解决之策，进而开创新空间。”

 
1961年，左翼学生发动罢考罢课。
 
1967年，中鲁区“人民清洁运动”开启仪式。
 
1964年，刚兴建完成的组屋（国民住宅）带来新的居家面貌。
 
1967年，李光耀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