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庆节后的某一天，我和所在部队的十余名干部战士奉命奔赴新疆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也就是现在经常公开见诸于各类媒体，而当时却属于国家绝密、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一个名叫马兰的地方。我们辗转乘坐火车、卡车，沿途宿营兵站，终于在漫漫长途行军后的一天傍晚，抵达了戈壁荒漠中的试验基地。此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行十余人将要配属装甲兵核效应试验大队，执行氢弹爆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任务。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便乘坐大卡车前往距马兰基地百余公里开外的试验区驻训。在那里我们被编为两个分队，我与另外三名坦克驾驶员被编为通过分队（也叫侦察排），每人负责驾驶一辆坦克，搭载科技人员在第一时间冲入爆区至允许到达的最大极限纵深，及时获取最早的核爆后各种技术参数和宝贵的科研数据。当时，我已是一名排级干部，被作为一名战士驾驶员使用，足见该项任务的重要性和核效应试验大队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驻训期间，我们进行了核武器有关知识学习、核武器条件下生存与作战训练。结合将要执行任务的地形、气候特点，进行驾驶技能的培训，熟悉试验场区地物、地貌、道路状况。我还对接受车辆进行了为期一周多的全面细致的检查保养，车辆的每一个接线柱、每一个管路接头、每一个拉杆连接销、所有的螺栓螺帽我都亲手摸到，重新紧固。因为我深知，车辆技术状况如何，不仅与自身的安危休戚相关，更重要的是会直接影响到此次效应试验的成败，每想到此，我便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
　　12月27日下午，我们通过分队在参加了全场的模拟演练后，将坦克停放在一个小山坡背面的待机地域掩体内。当晚，全体参试人员换发了全新的内衣、绒衣、棉衣、棉鞋、防护服、防毒面具，组织上还为每人配发了用于检测辐射剂量的胶片盒及剂量笔，将个人携带至基地的随身物品包括替换下来的军服、什物等整理好后，留下家庭通讯地址和收件人姓名，统一交由组织暂时保管。这就意味着一旦我们在这次执行任务中“光荣”了，这些东西将作为遗物寄给自己的家人。面对可能牺牲的考验，我和战友们都默默地各自整理着自己的衣物，平日里不拘小节喜欢开玩笑和插科打诨的伙伴们都变得严肃起来，没有人交谈，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偶尔对视一笑，轻松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庄重神情。现在想来，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情怀。
　　当时，我们大家都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23岁的我热血澎湃，只觉得为了祖国氢弹试验的成功，牺牲也是值得的。许多年后，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两弹元勋王淦昌先生在受命担负两弹研制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我想这就是当时众多涉核人员的共同心声吧。27日夜间起，整个试验场区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给整个西北荒漠笼罩上一层凝重苍茫的氛围。由于核试验对天气的要求非常严格，面对阴沉的天空和飞舞的雪花，翌日的试验能否按原计划实施，能否取得预想的试验结果，我与同志们一样，心存困惑，忐忑不安。
　　28日清晨，瑞雪霏霏，天地茫茫。随着上级一声令下，我们通过分队的人员冒着雪花，按计划进入了待机地域（也是装甲兵大队指挥所），进行战前最后的准备。尽管天气预报显示“零时”天将放晴，是个理想的好天气，但进入倒计时三小时的时候，天空依然乌云密布，雪花飞舞。倒计时两小时的时候，降雪逐渐变小，但仍飘着雪花。在倒计时60分钟左右时，犹如神灵相助，降雪戛然而止，刹那间云消雾散，金灿灿的阳光透过漂移的薄云，照进了试验场区。此时此刻，我不禁对担负气象预报任务的战友们肃然起敬，他们不愧是每次核试验都荣立“集体一等功”的英雄群体。当指挥部传来30分钟准备的口令时，我与同车的两位技术人员相互间拍了拍肩膀，算是战斗打响前的相互鼓励吧。接着，我们各自戴上拎在手里的防毒面具，隔着面罩对视着点了点头，便分别进入车内，再次作“零时”前的准备。当时执行任务有保密要求，彼此之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因此，直到今天，我依然不了解曾经与我同车执行任务的那两位技术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和从事什么具体研究工作。世事沧桑，不知他们过得好不好。我今天也想借此文，聊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想念，并衷心祝愿他们健康平安。兴许他们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车夫”吧。

图一：1964年，作者在坦克学校时留影。
　　按照预定方案，在倒计时10分钟时，我发动了车辆。认真检查了各类仪表的指示状况，再次试了试车内通话器，并与车内科技人员进行最后的协调沟通。倒计时3分钟，我踏下了离合器，挂上了前进挡，耳机中不断传来倒计时的报时声。此时，我脑海中又浮现出战前动员时提出的“闪光是命令，爆声是冲锋号”的要求，随时准备发起冲击。当耀眼的闪光过后，伴随着惊雷般的轰鸣声，被强大的冲击波卷起的沙石、荒草、枯枝在潜望镜前疾掠而过的瞬间，我松开了离合器，娴熟地驾驶着我国当时最新式的59式坦克跃出掩体，义无反顾地向爆心方向冲去。
　　由于冲击波的巨大威力，在爆前演练时，沿冲击路线设置的标志物已被一扫而光，坦克履带多次碾压出来的车辙印也被冲击得面目全非，地面几乎全部变成了松软的沙土，爆炸气浪产生的烟尘，笼罩着整个爆区，形成了一层薄雾。加之驾驶窗潜望镜的视界本来就不开阔，又隔着戴在脸上的防毒面罩观察，所以开起车来十分困难。我只好拼命瞪大双眼，全神贯注地搜索着道路，凭着演练时对方位的记忆和直觉，在淡淡的薄雾中朦朦胧胧地向爆心方向冲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按照预定方案，我们的坦克冲击一段后要作短暂停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车内技术人员在静态中操作仪器设备，检测爆炸后空气及地面受到放射性沾染的各类数据。然后，坦克再前进，再短停，再前进，停一段，走一段，但始终朝着爆心的方向。随着往爆心方向的深入，辐射剂量会越来越大，直至坦克的装甲厚度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为止。此时，我与同车的技术人员各负其责，互不干扰，只用一句简短的口令，各自按爆前演练时的协同动作，配合默契，一路前行。我通过工作帽上的耳机，随时听到“东海”与“泰山”（侦察分队与装甲兵指挥所）的通话，了解战车所处位置空中和地面放射性物质沾染程度。我十分清醒地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四辆坦克已处在蘑菇云下，头顶上便是超剂量的放射性沉降物质，随时会从天而降，说死神近在咫尺一点也不为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确实在生死边缘游走，万一车辆的某部分、某系统突发故障，或是我操作失误，或是坦克履带、轮子被隔壁滩上的石头卡住无法行驶，后果真是不敢想像。因为我们侦察分队是凭借坦克的装甲防护力，先于试验区的任何单位和人员，在爆后最先冲进爆区的。假如上述情况中有一种出现，任何救援车辆和人员，都要等核辐射逐渐衰变减弱后才能去现场营救，而那时我和同车的战友们也许早就“光荣”了，永远留在罗布泊那块热土上了。但当时我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感，也没有想那么多，只顾双眼紧盯前方，脚踏油门，双手紧握操纵杆，随时聆听指令。耳机中不断传来“泰山”与“东海”的对话声，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不知道深入爆区多少距离，我心无旁骛，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没有接到返回命令，就一直往里推进。

不知道是几点几分，耳机里突然响起 “立即返回”的命令。我即刻收回油门，踏下离合器，降低挡位，双手把操纵杆一拉到底，调过方向，挂上高速挡，然后把油门一推到底，几个动作一气呵成，驾着坦克沿来时的履带痕迹飞奔而回。我们知道，此时的沉降物正在越来越浓密地向我们覆盖下来，多一秒种停留，就会多一分伤害，弄不好用生命换来的试验成果就会毁于一旦。此时，一位科技人员非常急切地催促我：“狄技术员，快跑，快跑，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早一分钟冲出蘑菇云就是胜利！”我没有回答，因为坦克已经达到最高时速，再也快不起来了。我看了一下仪表盘，油温、油压、水温均已突破了平时驾驶所允许的最高值，坦克犹如脱缰的野马，呼啸着狂奔。由于不用再做其他的驾驶动作，相对放松了一点，我便通过潜望镜欣赏了一番核爆后的场景。天空中，只见尘埃渐渐散去，比往爆区冲时能见度清晰多了，沿途到处都是被光辐射和冲击波造成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倒塌并燃烧的房屋、工事；被冲击波摧倒还在冒烟的飞机、汽车、船舶，装甲车辆等；被掀翻的铁轨，远处还有一个冒着浓烟的看似半地下油库样子的东西。随后，我看到乘坐汽车的防化兵和身着防护服的步兵正展开成战斗队形往里开进……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坦克可能已经脱离爆区的威胁了。果然，又行驶一段时间，我看到了车辆洗消站的标志，于是我把速度降下来，缓缓行进。不久便在身着防护衣、手擎指挥旗的同志引导下，把车停在了指定位置，由洗消站的同志们用对车辆实施洗消。我打开驾驶窗，急不可耐地问他们：“看到蘑菇云了吗？”一位同志举起左手，竖起拇指大声说：“看到了，相当漂亮，比原子弹爆炸好看多了！” 
　　一块石头坠地，心中欣喜万分。随后，我便乘坐专程来接侦察分队人员的大卡车前往人员洗消站洗消。在前往洗消站的途中，我既激动又平静，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真想对着浩瀚的戈壁大漠高喊一声：“我们回来了！” 

图二：1974年，作者任坦克连连长时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