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上的五寸免冠照，是父亲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图1）。那时新中国实行“一边倒”，一切学苏联“老大哥”，中苏友好协会也成为遍及全国的群众组织，全国城市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父亲当时是昆明市公安局理发室的理发员，后来也被扩大进去，在1951年11月12日正式成为这个协会的一名会员。
　　照片上的他，身着中山装，左胸前的衣兜里还别了支自来水笔，好像是断文识字之人。其实，在这之前他从没进过学堂，也没听说谁教过他识字。那么，衣服口袋里的这支笔是用来装样子的吗？父亲入会后一个多月，又到照相馆拍下第二张照片，照片背后所注“一九五一十二月二十六毕业住册纪念”，是父亲当时的笔迹，不仅笔画生硬得像火柴棍拼起来的，连年月日的书写格式都没学会，注册的“注”字还是个错别字，明显是才破蒙识字的人写的，幼稚得像个孩子。不过，这行字至少证明二十二岁的父亲已经开始学文化了，看来别在衣兜里的那支自来水笔也不好说是摆设吧。
　　会员证照片旁边是“入会志愿书”，上有这样两句核心的话：“我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苏友好合作，对建设新中国和保卫世界和平是有力的保证。”这是国家大政方针，从中找不到与父亲学文化直接相关的东西。再找，一直找到最后，才有了蛛丝马迹。在“会员的权利与义务”说道：“有参加本会所组织的讲演、集会和学习的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依照优待价格订购本会出版品的权利。有按期交纳会费的义务。有承担本会一定的工作的义务。”这样的内容在今天司空见惯，没人稀罕，但于当时那些从旧社会黑暗中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疑是新生活开始前的一道曙光——从此有了参加社会活动和学习的权利与机会。
　　父亲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独自在社会上挣扎了十余年的穷苦人，除了中苏友好协会提供的学习机会，不再有其它，因为他幼时丧父，帮人度日的寡母根本养不活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只得把女儿送人做童养媳，儿子当中只留幺儿即我父亲在身边，其余的凭自己能力去找食糊口，于是死的死，失散的失散，连寡母没几年也撒手走了……父亲胡乱长到上学年龄，虽然家住易门县城，城里有学费低廉的新式学堂，因无人供他，书一天都没念过，十一岁就被送进街上的理发店当学徒。那时他的个头只有理发椅子的靠背那么高，脚下垫个小马扎站着，手才勉强够得着给顾客剪头剃须。好歹四年学徒期满，又上省城昆明的理发店学徒，一年后出师，辗转在昆明各大理发店当剃头匠。昆明和平解放前夕，兵荒马乱，有钱人纷纷举家逃离，城里店肆也都陆续关门闭户。失业的父亲贫病交加，数月后得一位好心的师傅照顾，随师傅一家人到云南昔日盐都黑井小镇开理发铺。小镇远距省城二百多公里，所出产的盐自明清到民国时期一直占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如今它也随省城百业凋敝而迅速衰败。师徒在小镇的理发店，只维持了一年就散了伙。

图1 父亲1951年11月获颁的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

图2 1951年12月，为办扫盲毕业证，父亲在照相馆拍摄了平生以来的第二张照片。

图3 1952年5月，父亲（前排右一）与昆明市“五反”工作队部分同事合影。

到哪儿去谋生呢？回老家吧，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亲人。昆明虽然一样举目无亲，毕竟还有同行熟人，而且已经和平解放了几个月，不打仗了，众多理发店已开门营业，总可以找口饭吃。父亲回到昆明后，得一位过去的师傅介绍，进了市公安局的利群服务社当理发员，一年后被“中苏友好协会”吸收入会，没想到命运从此发生大转折。难怪这个会员证一直被父亲好好珍藏着。
　　父亲加入中苏友好协会，精神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这种变化，活灵活现地定格在了他的第二张照片——与第一张照片相隔二三十天、在照相馆拍的五寸免冠照上。为贴会员证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上面的他，目光多少透着一些前途未卜的紧张。父亲紧接着照下第二张头像的原因，即上面提到的父亲写在照片背后的说明：扫盲毕业后要学员每人交一张佩戴协会会徽的五寸照片去“注册”。第二张的面孔与前一张对比，分明判若两人（图2）：胸前别枚“中苏友好协会”会徽——有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侧面像的一面招展红旗，旁边又别着协会夜校学生证的布条，中山装上衣兜插支钢笔，由里而外泛着新人的气象，目光已变得平和，一脸的无忧无虑，简直换了个人。
　　父亲在“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业余学习班学习期间，全国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场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展开的运动仅进行了一个月零几天，紧接着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始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取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谁曾料到，父亲学文化两三个月后，就摇身变成一名脱产的“五反”工作队员。他自十一岁开始进理发店理到二十二岁，像这样脱产搞政治，不需要每天剃头照样拿薪水，还是头一回。
　　昆明的“三反”、“五反”运动自1952年1月开始，8月7日结束，父亲他们“五反”工作队小组的人员五月就迫不急待到相馆合影留念（图3），每人穿中山装上衣，胸前缝块“五反”工作人员标志的布条，我父亲依然戴着“中苏友好协会”会徽。父亲这位一直是店主手下的伙计、吃私营这碗饭长大的无产者，当上“五反”工作队员后，变成了私营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五反”结束，父亲被分配到第二区人民委员会（昆明市五华区前身）工作。
　　父亲由一名私营店铺的伙计，变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公家人”，这身份的彻底转换在1953年初步完成。这年9月，昆明市首次进行人民代表普选，父亲参加了“第二区选举委员会青云街下段选区”，并保留下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回当选民的选民证（图4）。这时候区政府职员们的工薪很特别，据昆明市《五华区志》上记载，那时的待遇不是工资制，而是实物供给制，即按每人日需要实物的定量来计算的月代金。含量为：中白米六市两，三级粉二市两，熟菜籽油五市两，元永井盐二市两，芦雁白布二市寸，松柴二市斤。这一年昆明的市场仍然是私营的自由市场，商人唯利是图，物价只涨不跌，政府职员每月报酬不是货币，而是“月代金”，用代金券到公家的代销点可直接支取生活所需的油盐柴米，所以每月领到的是可以实打实过日子的必需品。这类人的生活不受市场物价波动影响，医疗上也有保障——昆明市1952年就在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父亲成为政府职员后就享受到了公费医疗，五年后工作调动，原单位的第一个公费医疗医证按规定收回，换发了新的《昆明市公费医疗诊疗证》（图5），公医字号编至018511号，通过编号推测，1959年昆明市享受公费医疗人数只是几万人，而当时全市人口有近百万余。

图4 1953年9月，昆明市第二区选举委员会发给父亲的选民证。

图5 1959年，父亲因工作调动，换发了新的公费医疗证。  

图6 1953年11月，父亲参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时，与同事合影。

1953年11月1日，国家取消粮食自由市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全部由国家经营。国家消灭市场经济，首先为国民计划吃的，而后计划穿的，日用消费全部由国家供给，国家成了百姓油盐柴米的当家人。父亲这个月的工作，是对辖区内居民吃粮人数、户数等等的核定，发放居民购粮证，在区内建个中心粮店。父亲11月21日与人合影的照片（图6），胸前两个徽章下的布条上，写明是粮食计划收购供应工作人员。父亲遗留下来的所有照片中，唯有这次的上衣口袋里插了两支钢笔，看得出他这个月里的每一天，有太多需要记记挂挂的，发出去的居民购粮证上，需要填写的内容一定不少。就在这一年，父亲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被送到省行政干部党校（云南省委党校的前身）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在我母亲的印象中，我父亲的那点文化，并不是在“中苏友好协会”的业余学习或者正规学校里培训出来的，而是问身边人问得的。当时的二区人民政府在青云街原民国市政府警察三分局那座三进院里办公，大门口的传达是留用人员，此人有些文化，看门之外，还代管收发文件和报纸。而门里的职员们，大多是像我父亲这样只简单扫过盲、出身贫苦的无产阶级青年，守门人视他们为大老粗，对他们很不屑。我父亲却不在乎他的态度，经常从自己办公的二进院跑来门房向这位肚子里有“墨水”的人请教……父亲此时正当到省委党校接受培训的前后，“仕途”很看好，却如此地不耻“下问”，明摆着，他所学到的绝不只是一字一词那么简单。 
　　1954年，国家开始对棉花棉纱棉布统购统销，来年，区里给居民发放粮票和布票，父亲已不做管居民吃粮穿衣的工作了，从1955年6月填发的“昆明市第二区人民委员会出入证”（图7）上看，已有一年党龄的他在工商科供职。工商科是国家对私营资本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具体操作部门，父亲所在的区于1954年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公私合营，这期间，身为区工商科科长的父亲，每天都在忙于推进公私合营，不甘人后。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工商业全面公私合营，昆明由一个工业几乎是空白的城市，发展为工业的城市，于是成立市企业公司，随后改称工业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局细分成各行业管理局，分开一段时间又精简合并，继而再分开，父亲就在这些一生二，二生三，分了和，和了分的局里调来调去，直到1963年元月到昆明市玻璃仪器厂当了厂长。 
　　1965年夏，父亲带着厂里的一名司炉工和一名吹工到上海玻璃厂实习，结束时在厂区合影留念（图8）。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虽然在上海玻璃厂，但厂区景观反映出的却是那个时代国营工厂普遍的节俭面貌：喷泉池一定是这家工厂风景最佳处，圆台应当是喷泉处，大概因为不能过当时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水不喷了，填土种树；临池一排平房，屋顶用简易材料搭盖，窗户是木板窗，墙是木板墙，活动房一样简陋的这排房屋大概是办公室，想象得出屋里还没有空调，炎炎夏日里人们一张桌子一把木椅、大汗淋淋地临窗办公的这个场景，完全是当年无处不在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写照。 
　　“文革”爆发，父亲成了“走资派”，下放到车间劳动。当年父亲带到上海学习的吹工和司炉工，如今倒真成了他的师傅——他当厂长只是三年，做“走资派”在车间当吹工和烧熔炉却是五年。厂“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填发给我父亲的“服务证”（图9），职务一栏空着，想来革委会对这个两年前就被夺了权、在车间劳动改造、受关押审查批斗的“走资派”，在他的职务上填什么是考虑再三的。填“厂长”显然不可以，填吹工或司炉工也不行，这不久等于承认了“走资派”已被改造成劳动者了么？只好空着。 
　　后来，由于父亲历史一清二楚，该批判的都批判了，再揪不出什么反动之处，在车间里改造了五年后又被重新启用，调离工厂，回到了玻璃仪器厂当时的主管单位市化学工业局。 
　　父亲只当了三年家就靠边站的这家小型国有工厂，几易其主，“发育”十分迟缓，路走得跌跌撞撞。它的前身是昆明制药厂生产玻璃瓶的车间，1958年分离出来在西山脚下建成一座工厂，隶属省卫生厅，1962年再并入原来的厂，翌年再次分“家”出来，这才正式成为一家独立的企业，归市里管辖，父亲三十四岁时成了这家企业的厂长。从《昆明市（1937-1987年）工业系统组织史》上查找父亲之前的历任者，都只有一个字：“缺”。直到1963年任命父亲当厂长，才有了名正言顺的当家人。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这家企业已被市场经济大潮淘汰出局，1988年被当时正红火的国有企业昆明搪瓷厂租赁，继而兼并。谁承想，被兼并十多年后，兼并者也倒闭了，被拍卖…… 
　　前年7月，我为寻找该厂旧资料赶到那里时，荒废多年、野草丛生的厂区，头一天刚被夷为平地，施工方工棚的墙角还留下两卷“昆明市玻璃仪器厂”全厂电路图和熔炉车间改造图，封套上注明是“永久”性的档案。追问对方是否还留下厂子的其他档案和照片？答道：都被推土机推到土里埋了，之所以在拆厂房时从那些没人管的档案中留下这两卷来，以为图纸可能会有点用。我于是幸运地得到这两卷被人们一再废弃的“永久”档案，视之为父亲当过几天家的工厂的珍贵遗物。掰指头算算，这家随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确立而生，改革开放后被市场淘汰的小型国有企业，独立生存的时间只有三十多年，现在，它从这个世界上湮灭了，它的遗址上将建起一座滇池边的仿古建筑公园。 
　　现代的历史轮回，疾速得毋需一代人就“上演”完了：父辈这一代建国初始的“公家人”，乘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趟车，就一直坐在上面，他们生命未到终点，而乘坐的车已蜕变，连他们“公家人”的身份也过了时，唯有伴随他们大半辈子生活工作的证件、照片和票据一成不变，如实地印下了那个时代的车辙。

图7 1955年父亲在昆明市第二区工商科供职时的出入证。 

图8 1965年，父亲（前排右一）带队到上海玻璃厂学习时与该厂的领导在厂区合影。 

图9 1968年，昆明市玻璃仪器厂发给父亲的服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