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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抗日故事
1996-01-01 00:00:00 作者:孙建秋 热度:9057℃ 收藏

今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也说说我家的抗日故事。

我们家父母双方都有亲人参加了抗日,一个战斗在太行山上,一个翱翔于驼峰航线,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各自的力量。

舅舅吕东滨

先说说母亲吕锦瑷这边。母亲是山西交城县成村人。她的弟弟,我舅舅吕东滨,1934年毕业于铭贤中学。初中高中六年,他一直有位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叫侯维煜,思想进步,高中毕业去北平考入了北平文化大学,解放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我舅舅从铭贤中学毕业后留校,在铭贤小学部教书。后来因为参加科学家大同盟,因“通共”嫌疑,被迫离开学校。1936年他来到北平考入了东北大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东北大学的学生领袖。就在此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两位姐姐都在北平。

姐弟团聚自然高兴,但是战争局势让他们心情沉重,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了姐弟三人相见的最后一面。七七事变后,形势丕变,不久舅舅就告别两位姐姐,回到山西,投入抗日活动。当时同蒲铁路已经中断,舅舅历经千辛万苦,几经辗转,绕道山东才回到山西。

 

左起吕东滨、吕锦瑷、吕锦玉,1937年在南京新街口国耻纪念碑前。

据铭贤校友、外交家黄镇同志的妻子朱霖回忆,“东滨回到他热爱的太谷铭贤中学,在礼堂的舞台上向同学们演讲,痛斥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学生奋起抗日。吕东滨是第一位把《义

勇军进行曲》带到山西的人,点燃了同学们心中的抗日烈火。在礼堂舞台上,他指挥着同学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洪亮的歌声激动着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大家跟着他,一起上了太行山,参加抗日游击队。”

表妹,舅舅的遗腹女杜英,2011年收到原四机部副部长石玉英的儿子倪永明的信,信中说:“一个吕东滨,一个侯维煜,是母亲石玉英的革命领路人。当时她们还是铭贤中学的初中生,而你的父亲已是大学生。向她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组织她们参加了民先组织。你父亲很活跃,有组织能力,能团结群众。”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的妻子师德清,以亲切的语气回忆吕东滨,说他“是个艺术人才,爱讲笑话,会演讲”。  曾任总参测绘局政委的刘增钰回忆道,“吕东滨有才华,什么都会做,走到哪里人们爱围着他,听他讲话,他讲话很吸引人,特别风趣,人称‘才子’。他很活跃,在晚会上变魔术把乒乓球变没了,大家以为他吃到肚子里去了。他的表演艺术才能和艺术气质,为单调的部队生活添加了很多乐趣,活

跃了日常气氛” 。

 

舅舅吕东滨(左)与侯维煜(中)、宋洁寒。

舅舅的名字因与八仙过海中的神仙之一“吕洞宾”谐音,还得了一个“神仙大哥”的雅号,反正老百姓爱听他讲,相信他的话。东滨舅舅又属理工男,高中时念过化学,喜欢搞科学实验,在山上困难时期还试制过炸药。抗战八年,在河南、山西、河北交界地区,哪里地方工作薄弱,就把他派到哪里。那时敌伪势力嚣张,边界交错,他常常须隐去真实身份,化名开展工作。例如,在担任中共河南省安阳县委书记时,就曾化名杨顺天、王志富,以教员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由于多重化名的缘故,至今我家这位隐身人仍有许多事迹不为人知。

吕东滨在1938年任独支队政治部主任,1942年后任太行六地委秘书长及党校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舅舅又被派去担任了晋东合作总社社长,负责根据地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抗战期间,我们家流亡在四川,战争隔断了与舅舅的所有联系。小时候外婆哄我睡觉的摇篮曲,常常是重复的几句,我牙牙学语之时,以为是“百八年,王二贵……”,其实是“白发娘,望儿归……三更同如梦,两地谁梦谁……”直到1950年外婆孤身跑到北京,才探知舅舅已经牺牲。带回来一张烈属证和分给烈属的三亩田地的证明。外婆非常伤心,她终没能等到儿子归来。舅舅被安葬在山西左权县烈士陵园,一座一人高的墓碑,述说着他的故事:

 

东滨同志山西交城县人,现年32岁,出身贫寒。14岁赖亲戚资助,肆业太谷铭贤中学。19岁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开始革命活动。毕业后在母校附小执教,因革命嫌疑被逐,22岁赴北平,入东北大学,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成为东大领袖之一。乃于是年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返晋,任中共太谷县委时,日寇进犯太谷,群情惶惶,东滨同志偕铭贤同学,组织当地农民,成立太谷游击队,揭竿抗日,人心稍安。1938年任独支三大队政治主任,华北干部学校政委。39年与苏玲同志结婚,翌年任支队团政治主任。41年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1942年后任太行六地委秘书长暨党校校长等职。今年1月担任晋东合作总社社长。

东滨同志青年有为,正期为党为国更多建树,孰料于9月21日,因主持和顺古窑煤矿开工,汽锅突然爆炸,身负重伤,医治无效,延至23日上午10时,竟不幸逝世于晋东医院。同时遇难者尚有该矿经理段连寿,会计李森茂(均系共产党员),张柏林,暨技师工人民众等15人。如此不幸事件,实为我解放区建设时期中巨大损失。 东滨同志在革命事业中坚定勇敢,联系群众,作风民主,秉性忠诚,勇于追求真理,喜研科学技术,富创造性。临终前犹叮嘱同志们继续开发古窖煤矿。在长期工作中,热情积极,从不稍懈。伤痛频危时,尚指示总社工作甚详。方今蒋美凶焰,党国多艰,晋东未容高枕,特勒铭数语,以示来者。

铭曰:

东滨同志,因公捐躯。壮志未遂,万众歔欷。

党国事业,中途多艰。愿我生者,勇往直前。

太行第二专区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 敬撰

山西左权烈士陵园,吕东滨墓碑矗立在烈士亭中。

姑父丁振亮

再说说父亲孙明经这边,也有故事。

我们祖籍是山东掖县夏邱堡槐树里头村。村里农民老孙家传到孙廷铜这一代,他跟儿子孙世兴在槐树里头东街自家院子的西院里修了一座结结实实的两间大瓦房,办起一所学校,叫崇德小学,供本村孩子上学,因此在这一带小有名气。孙世兴生了一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女孙龄从掖县城北招了上门女婿宁士同,就在这所小学教书。孙世兴的长子孙喜圣所生的儿子,后来成了电影教育家孙明经,就是我父亲。老四孙希文(后来在平原胶济铁路当工程师)生了个女儿孙明俨,是我姑姑,高级护士。抗战期间,迁到四川,姑姑嫁了个飞行员,名叫丁振亮。这些年,我和姑姑隔着海峡常在电话里聊天,姑姑命大,前年,活到一百岁高寿时我想送个礼,以为她惦记咱们山东煎饼什么的。就在电话里问姑姑:“姑姑,咱们山东老家你最想的是什么?”

电话那边传来她激动的声音:“哎呀呀,我的那两坛子咸鸭蛋啊!每一个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个儿特别大。还没有全腌好,可惜一个都没来得及吃。下命令就撤走了。” 过一会又会说:“我弟弟,你们的叔叔孙明善(后成为地质学家),他对石头、浆灰感兴趣,喜欢用石灰做皮蛋。可惜弄来弄去,一次松花也没弄出来。”说着格格地笑了起来。我跟姑姑之间有一种特殊缘份,建立在四川大后方,因为在重庆、成都经常和姑姑一起跑警报。当时空袭警报(一长二短)响起后,市民被要求立刻进防空洞。

 

明俨姑姑上扬的眉毛也遗传给了孩子们。

 “你爸爸常常在外面拍电影、放电影、出差,你妈妈领着你姐姐,你就喊(她模仿着我当时叫‘姑姑’的声音,一声声好像杜鹃雏鸟待哺的啼鸣):‘咕咕,咕咕!’我就拉着你往防空洞跑。你还记得吧?” 我才一两岁,自然是记不得了。她说得很具体,在防空洞呆了多长时间,喝的什么汤等等。我外婆坚信姑父丁振亮会把鬼子飞机打掉,所以大多情况下不躲警报。到了吃饭时间,还会找人往防空洞送冬瓜汤。

每次姑父他们去执行飞行任务,飞行员家属都挺紧张,但大家都忌讳说。我姑姑天生长了一副上挑的眉毛,显出一股子乐观自信的样子,很有感染力,她的眉毛上挑的这种眉形也遗传给了几个孩子。

“姑姑,你还记得老家么?”

“什么都记得。平原老家我们铁路职工宿舍,天晴的时候,我妈妈喜欢坐在院子里槐树底下纳鞋底。一派和平景象。宿舍是平房,白墙红瓦,可好看了。门口有三块大石条的台

阶……”一砖一石她记得可清楚呢。

 

丁振亮在轰炸机上

1937年抗战开始时,中国空军非常弱,尽管飞行员的技术、毅力和智慧都很高,但由于飞机装备性能差,飞行员损失很大,所以国家急需飞行员。热血沸腾的青年纷纷去投考杭州的笕桥航空学校。姑父丁振亮也偷偷瞒着家里去报考了。后来故事多多。有一次在长江上轰炸日本军舰时,几架日机从后面包抄过来,近距离扫射,飞机着火,机长宣布弃机、跳伞,真是九死一生。姑姑的儿子——我的几个表弟丁正(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教授)、丁度(数学教授)、丁伟(生意人)等,常常给我讲姑父空战的故事。丁伟应我要求,还把家里的相簿委托我派去看望姑姑的的人捎回北京,以方便我翻拍。

姑父丁振亮能驾驶各种机型的轰炸机,有时是P-40,有时是苏联的索月紮(女孩的名字)。在B-25上他是副驾驶,负责领航、投弹,要测风速、高度、方向等等,还负责操纵重机枪。机上的那几根黑色管子,就是重机枪,能射1000米。正驾驶受伤时,他就得全面掌控飞机。为了切断日本从缅甸的进攻,他们空军派去了一个航空中队(16架飞机)到印度,基地设在卡拉奇。后来他发给我一张照片,我一连问了好多问题。他通过电话给我讲述了下面照片的故事。

 

丁振亮与机组成员在B-25前留影。

“在印度的这两年(1942—1944)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 姑父丁振亮晚年常骄傲地说。飞驼峰航线危险很大,天气恶劣,能见度低,机内都是弹药和汽油,稍不谨慎便机毁人亡。 驼峰航线是指二战时期中印战区一条连接中国昆明与印度阿萨姆邦的航线,因形如驼峰而得名。姑父说叫“驼峰航线”还因为气流变化大,巨大波浪形状有如驼峰。在这条气候恶劣的航线上,加上地面敌人的高射炮,中美两国牺牲的飞行员人数众多。晴天时,从飞机上可望到驼峰航线下面一条长长的“铝谷”,蜿蜒曲折,银光闪闪,那是由几百架坠机的碎片铺成的。照片中我姑父身旁的两位学员,拍了这张相片以后去执行飞行任务就没回来,牺牲在航线上。姑父执行飞行任务时,脖子上总得围一条白色的丝巾,上面是缅甸及喜马拉雅山地图,便于颠簸或风大时随时拿起来看,或万一坠机时能方便及时辨别自己的位置。这条丝巾现在装在姑姑家的镜框里,留做纪念。

合影照片的背景是架B-25轰炸机,比驱逐机大三倍,能载一吨重的炸弹,有两个螺旋桨。照片里飞机前面坐在地上第一排中间的是美国机长雷伊·霍杰斯(Ray Hodges)。他飞行技术精湛,经验丰富。他是个左撇子,习惯性地用左手握着军用水壶。我发现他腰带靠左手边有个皮制的弹药袋,“哎,袋子上怎么还有两个洞?”姑父说,“那不是洞,是两只扣子,远看像是洞。飞行员们一般情况下身边并不需要弹药,因此弹药袋会用来装口香糖和巧克力之类的小食品,这在当时非常普遍。”

表弟说,他问过他父亲(我姑父)当时日本飞机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危险,姑父轻松地说,“危险不大,因为我们掌握了制空权”。这当然是安慰孩子的话。后来知道危险还来自其他方面,地面上日本高炮凶猛疯狂的射击即是其中之一,特别是低空飞行时。我看着照片,最好奇的是飞机上的图案,因为不像传说中的飞虎。“他们是中美航空飞行大队,又不是美国

的飞虎队。”丁正弟弟解释说,他曾见过姑父设计的好几种图案,他们飞行员确实喜欢自己搞设计。但这幅图案是华特·迪斯尼设计的。机鼻处的绘画体现出一种美式幽默。二战期间机鼻画很流行,展示了美国飞行员的想象力和风趣。这幅图案里的动物不是龙,丁正弟弟小时候一度把它当成了松鼠。

 

B-25机鼻上的黄鼠狼图腾。

“你猜猜是什么?”

“猜不着!”

“就是只黄鼠狼!”

“是那种会放臭屁的黄鼠狼吗?”

“正是!网上有种押韵的顺口溜叫做‘喷好、祈祷(Spray & Pray)’,喷绘内容并不重要。是为纪念中国在印度作战,这种喷绘艺术代表祈求平安之意。”丁正说,记得他父亲的飞行皮夹克左胸前也有B-25机鼻上这种黄鼠狼图案,可在小朋友眼里就认为是小松鼠了,习以为常,从没问过是什么意思。

看着照片,我的问题还是不少:

“一架飞机怎么配备这么多飞行员和机务员啊?”我问。

“照片后两排站着的是中国卫兵,他们的职责是守护飞机。”他补充道。

姑父丁振亮在第二排中央。他因为英文好,有空战经验,属于第一批接受B-25飞行训练的学员,然后由他再帮助美国飞行师培训下面的几期学员。由于空战激烈,牺牲很大,据说,第二期的学员后来全部壮烈牺牲。姑父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活到九十多岁,姑姑今年春天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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