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我奉原建筑工程部对外建筑联络局之命，前往赞比亚共和国担任该国新闻部所属广播发射台项目的翻译。该项目的设备安装部分由我方广电总局派员负责，任项目组组长的姓王，是个处级干部，原系广电总局窦店×号站的站长，而基建部分则由我方建筑工程部调江西的一支施工队伍前往，领队的是一个木工出身的科级干部，姓夏，在项目组任副组长。

赞方新闻部极为重视这个项目，因为当时其周边有些不友好国家凭借拥有发射台之利通过广播攻击它，而它却没有发射台，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就派出总工程师卡利斯里拉先生主管这一项目，另又派出两名赞比亚大学毕业生，跟着中国专家搞安装，以便熟悉发射台的全套设施。

国人大都以为非洲很落后吧？其实，那时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已有了超市，十分繁华。赞比亚政府上层人员基本都是在英国留过学的。该国虽有40多个民族、40多种语言，但官方语言是英语，全国男女老少，只要上过学的，都会讲英语。卡利斯里拉先生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对我们极为友好，双方合作非常和谐。他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那是一幢相当不错的小别墅，我们在客厅坐定后，他一打响指，只见门外鱼贯而入三位小朋友，大的也就六七岁，小的只有三四岁，两男一女，男孩西装革履，女孩则着花裙，一个个都很有礼貌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说“How do you do!（您好！）”，彬彬有礼。

赞方还派出一名监工，名叫卡永卡，很年轻，此人不但很友好，而且对中国人十分配合，凡是中方吩咐的，不论是组长还是工人，都是Yes，从不说No，脸上成天挂着笑，是个很有修养而且大度的青年。

项目组全体人员努力工作，奋斗了近两年，终于在1972年秋，大功告成。那一天，传来消息：卡翁达总统要来现场视察！要知道，在海外搞项目，竣工之时一般大都由相关部门的领导来视察，而总统亲临则不多见。

当时赞比亚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One Kaunda，One Nation！One Kaunda，One Zambia！（一个卡翁达，一个民族！一个卡翁达，一个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已成为该国统一的象征！

卡翁达总统来视察的那天下午，天正下着蒙蒙细雨，陪同他来的除了该国有关官员外，中国驻赞比亚大使秦力真也来了。总统身材高大，神采奕奕，左手握着那块世人尽知的白手绢。由中方人员一路引领走进工地会议室。

使馆翻译小杨是上海人，平素有些傲慢，但那天他却坚持要我全程翻译，我明白主要是工程技术的专业术语他不熟悉，所以我就当仁不让了。广电总局也派有自己的翻译，但他不是科班出身，口语也差，由于时间紧迫，我也就不客套了。

总统的声音非常浑厚，一口道地的伦敦英语，使我翻译起来十分轻松。项目组王组长向他介绍了工程的概况，总统十分满意地频频点头，表示赞许，然后我们就引领总统一行参观已落成的发射台，并对关键设备一一做了介绍。总统非常高兴，在行将结束视察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我们送他上车的时候，总统突然回头问我：Where did you learn English？（你的英语是在哪里学的？）我一时慌不择言，竟回答说：I learned it by myself!（我自学的！）总统微笑地说：Your English seems to be polished.（你的英语好像受过正规训练。） 真是当总统的！目光如炬啊！懂英语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卡翁达总统这句话里用的动词是polish，这个词的本义是“磨光、擦亮”，但这里和English相搭配，却是何等的生动！这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总统真可谓我的“一字师”啊。

总统视察的消息，第二天在《赞比亚时报》头版头条刊出。照片中，总统站在发射台入口处，扬起右手在发表高见。左面提着草篮和雨伞的老者是秦力真大使，中间穿风衣戴帽拿伞的是笔者，右面带笑的是王组长。

这里要提一提的是秦力真大使。这位大使是位慈祥和蔼的长者，宽阔的脑门，慈眉善目，很有绅士风度，对我们援外人员十分亲切。如果我们有一个星期天没去使馆玩，他就会惦记我们。他的夫人也很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有一次还把我们请到他们的卧室参观，非常朴实，非常纯真。我以后又到过很多国家，也遇到不少大使，却没有一个像秦大使这样具有亲和力的。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秦力真大使的乘龙快婿居然就是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

在赞比亚的日子是令人怀念的，但项目组也不是每个音符都是和谐的。

不和谐音主要是广电和基建之间的不团结，而主要责任则应该由两个正副组长负，尤其是广电派出的王组长，自恃是处级干部，看不起负责基建的科级副组长，时常摆谱逞威。发射台项目组闹不团结最后终于惊动了国内有关部门。一个只有二十来人的小小项目组，国内后来居然又追派一位正处级的政工干部担任项目组的指导员，以便协调广电和基建之间的配合，从而保证工程顺利完成，这在援外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的。

1974年2月下旬，我正在北京百万庄国家建委大楼办公，颇为意外地收到办公厅送来一份请柬。请柬很是气派，规格约为15厘米×20厘米，雪白的封套上用中文书写着我的姓名。我抽出帖子一看，原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夫妇正在我国访问，当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答谢酒会，邀请我出席。“老外事”们都知道，这样的请柬，入席人员一般都是由外交部和外经部挑选出来的各方面人士代表，而并非真的由卡翁达总统一一钦点。至于翻译人员，则除了总理的译员外，从来都不可能受到正式邀请入席的。

是晚，经领导批准，我从车队要了一辆车，按要求抵达人民大会堂北大门。下车后，向守卫的解放军战士出示请柬后，步入宽敞的门厅。在衣帽处（就是门厅右首的一大片挂衣架）挂好大衣，就随着众人登上通往二楼的红地毯，并进入左首的宴会厅。

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真是大啊！一行行、一排排的八仙桌足有好几百个，却只占了宴会厅一半的空间，另一半则是供早到的客人休息的场所。那天，秦力真大使也来了，他年事已高早已离任，但他是总统的老朋友，所以也应邀前来。两年多未见，他老人家倒还记得我，只是误以为我是外交部的人了。

我的位子在18桌，离主桌只有几步之遥。卡翁达总统伉俪、周总理等，我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令我终生难忘，感到十分荣幸和幸福！18桌上全部是援赞代表，除我之外，又全部是各项目组组长。各位组长见我代表发射台项目组来参加宴会，都朝我会心一笑。我参加过很多宴会，但参加这种规格的宴会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不是作为译员乃是作为嘉宾参加，则更是第一次了！我深知：这个座位其实我原本是没资格坐的——这个座位本来应该是属于王组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