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大串联时，17岁的我和15岁的妹妹组成过二人长征队，由西安步行五六百里路走向延安，这事儿放在如今，有些难以想象，而那时候并不奇怪。

我俩到西安时，中央命令停止乘车串联，提倡步行长征。我们想去延安，在街上找了张红卫兵自绘的西安至延安的步行路线图就出发了。

步行开始的第一天我们走了五六十里，自我感觉还好。我觉得没什么可愁的，比红军长征，比八路军打游击条件好多了，不用背行李，走到哪儿都有接待站，好歹都能找到吃住的地儿。

路上遇到从延安返回的长征队，他们说，延安发一种纪念章，并拿给我们看：长方形，铸有宝塔山及背后放着红光的图案。我们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又有过来的队伍戴着另一种纪念章，是火炬形的，比长方形的小，说是那种长方形的不多了，现已改发火炬形的了。我们急得很，生怕到延安赶不上发长方形纪念章的机会。

有人说走山路稍近一些，我们两人就离开公路大道上了山。究竟走山路近了多少里，到底也没弄清，反正后来算起来，原先那地图号称五百里的路线，我们是用六天走完的。

图1 二人在延安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前留影。

走山路开始挺潇洒，我还边走边作了一首诗：“层层高山迭迭岭，雾霭缭绕挺劲松。长征小将等闲过，万木丛中点点红。”后来就不行了，得借助拐杖。这东西不用还罢，一用便放不下了。不管多么累，我们始终没坐顺路的汽车，算是践行了“一定要步行到延安”的誓言。

一路宿营，都由各村接待站安排，一般住在小学校或什么地方，具体记不太清了。有一次，分配我们住到一户老乡家中，印象比较深刻。

图2 作者在延河边留影，背后是著名的延河大桥和宝塔山。

那天，还没进村天已黑透。我们两人走在山路上，心中不免忐忑。后面有很重的脚步声跟随，我们不敢回头看，只是脚下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声音追上来了，向旁一闪，一个背着大柴火捆的老乡走了过去，没有搭话，但我们却放下了心。进村后，在村接待站等了一会儿，便有一个大婶来领我们。想来这村连小学校也没有。大婶带着我们七拐八拐，到了她家。男人不在，几个孩子在炕上偎着，大婶招呼我俩一起吃晚饭。

什么饭呀？黑红黑红的窝窝，不知道是什么面掺着做的，自腌的咸菜又苦又涩。我听说过慈禧逃难时“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知道人饿了吃什么都香，可我走了一天山路，还是觉得这饭特不好下咽。不过大婶熬的秫米粥还挺好喝，我连着喝了几碗，肚子也就算饱了。

吃过饭，大婶去开会，几个孩子倒在炕上睡觉。我和妹妹也累了，和衣躺下，等大婶回来再“正式”睡。不知是几点了，她从外面回来，冻得嘴里哈哧哈哧的，进屋，先拽柴火，往炕洞里狠狠塞了几大把。她说很抱歉没有什么被子，大家只能将就着合着盖。当夜，上面撒气漏风，下面热炕烫得不得不来回翻身，真跟烙饼一个样。

这一夜很不舒服，没吃好，没睡好，但临走前，我们还是仿照老八路留下了饭钱，每人二角。大婶略推辞了一下收了，脸上很欣喜的样子。

走出村口，路边上站着村里的小孩子，他们长时间等在那里，向来往的红卫兵长征队要一样东西——《毛主席语录》。“给俄《语录》，给俄《语录》”，那陕北腔久久回响在耳际，至今未忘。

上学的时候，我们下乡劳动过，天津郊区的农村比不得城里，但基本的生活条件还是有的。后来插队，我去的是牧区，草原是另一番风情，另一番艰苦。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什么样？陕北山村的一夜，难咽的苦咸菜，冷热难熬的土炕留宿，二角钱给大婶带来的欣喜，统统印在了我脑海里。虽然那时还没有“国情教育”这个词，但实际上，我已经上了一课，以至于多少年后让我回忆大串联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时，我就想起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