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所见的“老毛子”

沈 坚

1969年开春的黑龙江上，冰封雪盖，依然透着股肃杀之气。从北安坐汽车颠簸了一整天后抵达黑河，作为到呼玛县下乡的首批上海知青。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顾不得舟车劳顿，一下车便直冲黑龙江边，迫不及待想要一睹对岸苏联的究竟。只见布拉戈维申斯克城（中国人习称海兰泡）静穆地沉浸在霭霭暮色中，沿江一幢楼房上方，依稀可辨绘有一个列宁头像，似是黑白分明版画风格的那种，后边还带着些看不懂的俄文字，朦胧的建筑轮廓和灯火闪烁，平添了份神秘之感。这份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大概是那次奔往江边的每个人都有的，只是谁都缄默不言。

这是我们下乡之初隔着国境河流投向彼岸的第一眼。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在当时两国尖锐对峙的背景下，想再走近一窥这邻国的城市及居民的生活，不啻天方夜谭。

在我十八岁的头脑里，此刻的“苏联”这一符号，混杂着矛盾和多重的意味。从昔日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人最好的朋友和楷模，到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之前一半的人生里，差不多是看着苏联电影、小说，听着俄苏歌曲长大的，眼前浮现的还有不少类似红场阅兵式的电影画面，回响脑际的也常是柴可夫斯基的优美旋律。小学时在本杂志里读过一则故事，赞颂中苏边境地区人民的友谊，说苏联医生如何救助一位生病的中国居民，由此，也就第一次知道了呼玛这个地名,不承想若干年后竟会与我命运攸关。

然而到念小学五六年级后，即62、63、64年后，苏联的形象慢慢变得狰狞起来，开始跟“修正主义”、跟“资本主义复辟”挂上了钩。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兄弟国家，更使它一夜之间升级为 “社会帝国主义”强盗，翻出历史旧账后，苏联又成了侵占中国大片疆域的老沙皇的后继者，珍宝岛的交手，把它骤然推向了不惜与之兵戎相见的敌国地位……这都是最易令那时的人们热血沸腾的诱因。

下乡东北边疆，首先冲着卫国戍边去的，不全是一般意义上的“接受再教育”。在我的内心深处，尽管还隐伏着另一个曾经美好而亲近的模糊正面形象，但此时占上风的已是如同那时大部分人一样的敌对意识，即须态度鲜明，毫不动摇地把“苏修”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看待。主流价值观的坚定性，不容许存有丝毫柔性的犹疑。

早先东北人喊俄国人为“老毛子”，中苏关系恶化后，这个不客气的俗称就更流行，连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知青也跟着一口一个“老毛子”起来。那时距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才两个月，两国关系正高度对立。甫抵北疆，当地各级组织就一再告诫知青们提高警惕，以防“苏修”对我村屯发起突然袭击。县内又有吴八老岛这样的争议热点，深恐冲突一起，沿江交通会因此被阻断，加上此前从纪录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中已接受的不少宣传教育，大家的对苏情绪极为高涨，劲头憋得十足。我在家信里还将一些上面传来的讯息告诉父母，说苏方已将他们自己村落的居民撤空，为避免暴露其备战的真相，晚间甚至将房子都点上灯玩“空城计”，只是烟囱却不冒烟。还说苏方一反常态，临春耕时节不忙种地，听不见拖拉机的轰鸣声……总之，一切似乎都围绕着局势日蹙，战争即将爆发的紧张空气而来，“苏修”的所有动向莫不含有阴谋意味，这是当时上上下下普遍的思想倾向。

我插队的新街基，恰巧是个坐落在中苏界河黑龙江畔的村屯，正儿八经的“反修前哨”，朝夕可见对岸的邻国山水。但又毕竟可望不可及，江面宽广，离苏方村落也远，要近距离接触和观察“老毛子”，还不那么容易。每日晚饭后，趁着天色尚明，知青们总爱到大江边逗留，不但是为劳作竟日后的洗洗涮涮，也是因着江岸视野开阔，景色宜人。在江边，散步聊天，还有不少看船的机会。每逢江上有船驶过，不论中苏国籍，那划破宁静、昭示现代文明的马达声，由远而近，总不免在心底撩起一阵涟漪。

我乘船头一次在黑龙江上航行，是下乡一个多月后的事，那是请假到县医院拍片检查。当时新街基不通公路，开冻后主要的对外交通靠乘船，县里大部分沿江村屯都是这样。那年虽有边境冲突，国境河流的航运却还照常。5月23日，我坐上了开江后首个航次的班船。那是一种蒸汽动力的老式木壳大船，我过去从来不曾见过，有上下两层舱位，上层载客，下层装货，动力不是来自船底的螺旋桨，而靠船尾的木叶大水轮推动，古朴而迟缓，大概比较适于黑龙江一类浅水江河的航行。它的样子后来也从根据高尔基小说《童年》改编的电影里看到，行驶在19世纪末的伏尔加河上。船老，却块头大，顺水而下，倒也稳重。我在两天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记下了我的首航见闻。

黑龙江的河道由于多弯，行船依主航道走直线，往往会忽近左岸，忽近右岸，距离最近时离岸仅十余米，看人看物，一目了然。这平生首次的黑龙江之行，也就有可能让我满足一番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近距离内把我们的苏联邻居瞧个够。

船行当中，苏联边防军的巡逻艇也时有擦肩而过的。苏联军人举止随性，全然没有我们的紧张感，时而用望远镜朝我船瞭望，时而又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夏季乘船时又见到他们巡逻，有的干脆光着膀子守在哨位上。而此刻两船相遇，他们仍十分礼貌地向我船主动挥手致意。我在国境河流虽首度乘船，但出于一般礼节，本能地就想举手回礼。略一环视周围，只见船上的所有其他中国旅客全都木然注视，无一人回应。刹那间，我瞥见站在左侧的新街基边防站指导员伸手招了招，我也赶紧挥起了手，心说不能叫老毛子看低了，以为中国人不懂礼貌，土得掉渣。事后我内心很得意，虽说不是头一个出手回礼，但回应还算及时。不过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回去后我跟谁都没提起。

向老毛子招手，在当时可是件说不清的事。国人但逢对外场合的表现迟钝和缺乏主动性，想来还是源自基于环境压力的莫名恐惧。国与国的关系一时可以紧绷，寸步不让，而个体的人，终可落落大方，完全没有过度拘谨和冷漠的必要。我私忖，作为活生生的人，苏联的普通百姓和军人，或倒不难相处。

从新街基到呼玛县城的百多里航程，中间要途经两个较大的苏联村落，其中一个叫乌沙克沃。船过乌沙克沃时，见江岸上有不少苏联老百姓，向我船热情招手，且频频呼喊。喊什么，听不懂，神态则显然没有敌意。有了前面的第一次，这次对老百姓招手的回应，我就坦然多了。其实，向过往车船招手致意，在人家的文化里，只是种极平常的友善之举，跟我们那时整日价被灌输的敌对意识，终非一档子事，老百姓何须太过政治化。

当年秋后，我奉派到沿江一些地方出差，坐船的趟次更多，差不多走遍了从洛古河到黑河的1700多里江段。除在吴八老岛见有两国对峙和冲突留下的遗痕外，其他地方都还是平静的。从战略全局看，事后也愈发证实，当时苏方总体上似乎也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边境紧张局势的意图和必要，这同我在所到之处获得的直感，也是一致的。

到黑河，少不了去江边转悠，却碰巧赶上看了一场双方边防军的会晤，与苏联军人面对面。那时按边境事务规则，会晤往往由有事一方主动提议，挂旗告知对方，大概没有什么跨国热线电话互通。待双方商定后，再举行正式会晤，或在此岸，或在彼岸。那日我在江边，和几个路人一起目击了会晤结束时的最后一个场景。

以往在船上见的苏联军人，一般穿土黄色军服，戴平顶大盖帽，帽顶绷着墨绿色呢子，比当时中国军人的的确良绿军装质地来得好。而这次看到的从会晤室走出的苏联军官，则个个身穿笔挺的灰呢长大衣，足登高统皮靴，派头十足，也许属于他们的阿穆尔内河舰队。几位中国军官陪同他们步下江岸台阶，目送他们登上回程的苏联巡逻艇。中方不忘让客人捎上一纸板箱的礼品，大约不外乎饼干糖果、鱼肉罐头之类，因见识过东北食品，估计也好吃不到哪儿。只是那时老听人讲苏联食品供应紧张，中方也要意思意思，做点感情投资。这种对外交往中的“慷慨大度”，后由尼克松访华时的大赠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事而再得印证。

望着没走多远的苏联军官背影，不知谁脱口问了声：“跟他们还挺友好啊？”

这时，一位略带落腮胡子的高个中国军人立刻回头朗声应了句：“谁说的？我们早就不跟他们友好了！”

前脚走，后脚就不客气。啊哈，外交原本不就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吗？

后来我又见过一次双方会晤后的场面，也在近距离。那是在新街基，江边粮库下坎，我们刚好在那里干活休息。会晤的级别显然比黑河那次低，我方只是连级的边防站。临道别前，中苏军官轻松地互相敬烟，我清楚地听到,一位苏联军人用俄语感谢中国东道主敬他的香烟，“斯巴西巴（谢谢）！”他们中有人也向中方人员回敬俄式的大白杆香烟。记得当苏联军官出人意料地把烟也递给一位正在边上看热闹的青年社员时，这位来自山东的姓王的小伙子，还真手忙脚乱了一阵。他完全没想到苏方军人会给他递烟，不知接好还是不接好，立即慌张起身，举手做了个怪怪的动作，似在表示感谢，像行军礼，又不像。

能怪谁呢？长期的社会闭塞和敌对教育，没有正常对外交往的习惯，没有见过世面，你让他不手忙脚乱都不可能！与脑中早已铸就的既定形象比，我直接目击的“老毛子”似乎并不那么“可恶”，而要柔性得多，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

作为国境河流的黑龙江，往往成为中苏双方军力、装备展示的平台。行驶的两方边防船艇，连外行都看得明白，苏方的大小巡逻艇比我方的要先进，以致心里总默默盼望着我方有朝一日能有超越对方的新家伙现身。后来听人说我方有一种高速巡逻快艇，还在江中跟“老毛子”比试过。可是多年过去，直至我离开那里时，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足令自傲的新艇，不知道那究竟是现实，还只是我们脑中的想像或期待？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人开始把“苏修”视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毕竟疆域毗连，还陈兵百万。为了对付这一近在咫尺的强邻，1971、72年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开始与宿敌美国握手言和，共同对抗起当年曾“一边倒”过的苏联来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彼此接近，绝非缘于双方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出自大战略的考虑和斗争策略的调整，以中苏两国的交恶为前提，没有可恨的“老毛子”，又何来中美关系的解冻呢？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据说在最高决策层，毛泽东冷不丁向周恩来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设想时，周也曾感吃惊，谨慎地表态道：“主席，这一战略决策如变成现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我们对联合美国需要作很长时间的宣传才行，在国际上恐怕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舆论准备工作才行。因为人们无法一下子转弯，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中国人民的头脑里，美国一直被看成永远的头号敌人，美国同“帝国主义”和“战争”一类字眼是紧紧相系的。

这一重大的外交转向，那时则通过向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层层吹风和宣讲，贯通到了基层，尤其像我们那样的“反修第一线”。记得有一次在公社礼堂听一位上边下来的军人作报告，向人们解释“联美反苏”的必要性。别的话都没记住，唯独有一句忘不了，他声称：“我们实行的就是革命的‘挑拨离间’政策！”

中苏两国分分合合的悲喜剧，终成历史了，对于知青岁月那一段的记忆，也在日渐远去。

1984年8月，胡耀邦视察中苏边境地区时，主张我方率先行动，要主动恢复对苏边境贸易。他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边境地区干部群众要放下包袱。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中苏人民有传统的友谊，友谊比原子弹的威力大，恢复中苏友谊要从下面搞起。他回顾了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状况后说，我们有些事做得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不该这么做。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地区时也发表重要讲话，提议要改善中苏关系，媒体高调作了报道。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双边贸易快速升温。1989年5月，两国最高层在北京正式会晤，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政治关系全面恢复。

干戈化玉帛，“老毛子”从敌人重又变回朋友了。黑龙江边境两侧人流、物流交往频繁，人们不用费太大事，搭乘江轮20分钟渡江，转瞬即可登上俄岸。2008年夏，我和几位下乡朋友相约重返北疆，从黑河轻松过江首度踏上海兰泡，在俄罗斯百姓当中，走走看看，盘桓两日。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着他们的喜悦、安详与友善，也消除了我多年的好奇和疑惑。同一座城市，同一个邻邦，同一个民族，与三四十年前的他们或他们的长辈相比，又有多少本质的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