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十多年的中学老师
我调到杨浦去一所中学叫杨浦中学，这是一所重点中学，校园很大，和我一起调去的共五人，都是原来的机关干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五人来校非常欢迎。这所学校听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很乱，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把校长和几个好的老师都进行批斗，还参加了打砸抢。我们去的时候，学校还有“工宣队”和“军代表”，“工宣队”是由工厂派出来的干部，“军代表”是由部队派出来的干部，他们都是来学校维持秩序的，那时学校的秩序刚刚恢复，但还有几个老师还没有“解放”，就是还在接受审查。学校的新领导先给几天让我们熟悉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然后分配我们对几个没有“解放”的老师进行审查，我们看这几个老师的档案材料，进行内查外调，即查他们历史上有没有参加反动组织，有没有做过坏事。事实上都没有，如果有都是被当时的造反派诬告，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被审查的老师一个一个宣布“解放”，即结束对他们的审查，恢复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重新走上讲台，有的调到别的学校继续当老师。后来“工宣队”和“军代表”都撤走了。学校的新领导看过我履历表，知道我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曾经在学校当过老师，又在街道搞过社会青年工作，对我期望很大。当时刚好一批新生进学校，领导除了给我安排课程以外，还叫我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给我的那个班级，差生很多，又很调皮，可以说是乱班。乱到什么程度，举几个例子：老师上课在黑板上写字，几个调皮学生会敲课桌板，老师头转回来没声音了，问：“谁敲的”谁也不肯承认。还有调皮学生下课时在黑板上画丑化老师的漫画，老师进教室哭笑不得。还有一次调皮学生把扫帚搁在教室门上，老师进来上课一推门，扫帚掉在老师的头上，引来全班同学轰堂大笑。那时一些学生为什么会那么差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孩子没有很好读书、受教育，有些孩子在社会上野惯了。我深知要把这个班级带好是很艰难的。
我在班级中挑选比较好的同学，作为骨干，交给他们任务，要他们每人要带好一两个较差的同学，我竭力提高班长的威信，要他带领全班同学早操练、队列操练，我在旁边看。我经常在门外后面的窗口看课任老师给学生上课的情况。放学之前，我要班长走上讲台，讲评每天的班级同学的好坏。对于经常表现差的同学，我经常找他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还走访学生家庭，请家长协作教育。我经常组织班级同学出外搞活动。因为学生不仅要接受教师灌注的课堂知识和书本知识，还要接触社会实际，学习无字之书。为此，根据上级指示，中学生每年要搞“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学工，就是到工厂去劳动。是年级、班级轮流的，比如轮到我那个班级学工，我们是到附近的上海自行车厂劳动，这个厂是生産永久牌自行车，很有名。工厂有几个车间，我把班级的学生分到金工、笔尖、油漆、包装车间，每个学生都有工厂的老师傅带。有些学生在学校上课不安心，但在工厂劳动很认真，他们不怕髒不怕累，努力向老师傅学习，有的生産数量还超过老师傅。学农，就是到农村去劳动。我记得当时我那个班级是在上海郊区马陆劳动。那时农村组织还叫人民公社，所以叫马陆人民公社〈现在叫马陆镇政府〉。我把班级学生分到几个农民家里，农民也很热情，腾出一间大房间，让学生睡，学生有专门管伙食的，他们自己买菜自己烧，没有和农民一起吃，但下田劳动是和农民一起。通过农村劳动，增加了农业知识，也培养了和农民的感情。学军，是向解放军学习，有时请部队的士兵来给学生训练，有时让学生“拉练”，就是像部队士兵一样，背着背包行军、长跑。放暑假时我也经常组织学生搞活动例如有个学生平时表现比较差，而他的父亲是公交公司一个车队的领导，我和他商量，在暑假让全班同学参加义务劳动。他同意了，我在每辆公交车都有一个较好的学生带一个较差的学生，在车上主要是卖车票或检查乘客的车票。这个活动，他们很有兴趣，大家都很认真。
每年寒假暑假，我也经常组织学生去公园搞活动，我有意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和维护集体荣誉学校开运动会或者文艺会演，我都希望他们努力准备，争取为班级得奖。
经过几年的努力，原来的乱班在毕业前被评为先进班级，我也被评为先进老师。我后来在学校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外，就搞行政工作了。主要组织学生做一些宣传工作。如学校的广播台，组织学生讲新闻，讲学校的好人好事，组织通讯员写稿，讲一些小故事，还编一些小节目,使这个广播台搞得有声有色。学校的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也搞得很乱，图书遗失也很多，我组织学生用几天的时间进行整理，重新编号，然后向学生开放，还开闢一间阅览室，当时很受学生的欢迎，来借书看书的学生很多。学校的宣传玻璃橱窗，我经常组织学生更换内容，有时贴一些画报照片，有时张贴学生作文比赛的好文章，有时贴一些书画比赛的好作品。我还搞了黑板报比赛，把各班级出的黑板报拿出来展览，评选画面、文字、内容最好的。
我离开这所学校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每当我经过这所学校，就会想起当时在这所学校的情景。现在这所学校也大变样了。前几年，学校举行校友会，我教过的学生请我去参加，这些学生早做爸爸妈妈了，他们有的当领导干部，有的当技术员、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家一起回忆当时的情景，几个过去曾经很顽皮的学生对过去的行为深感内疚，向我表示歉意。我也感到宽慰。我现在也保存当年这些学生和后来参加聚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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