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见了离散三十多年的小弟和小妹
在写我父亲的生平时我写道，我们是通过父亲的朋友旅日台胞叫许溯宇先生的努力帮助才和离散四十多年在台湾的小弟和小妹联系上的，虽然几次通过日本互相转信，但都渴望见面，但那时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确实很难，后来许溯宇先生带一个日本企业家李鸿发和他的助理施受锡先生来上海，谈起让我们和台湾亲人见面的事，商量决定由李鸿发邀请让我和母亲先去日本，然后通知台湾的小弟小妹来日本见面，因为我父亲当时有特殊的政治身份怕有麻烦。李鸿发在日本是大企业家，有十几幢大楼出租，所以有他发出的邀请和担保，很快签证就下来了。我记得是1983年1月去日本的，我和母亲到了日本，施受锡先生来和许溯宇的夫人“和田”<是日本人>特地在机场接我们，把我们送我们到神户，李鸿发先生给我们安排在一幢叫“东和大夏”的大楼11楼的一套间。这里环境非常好，窗外望去可以看到大海，房间居住很舒适，什么东西都有。李鸿发先生平时工作在不远一幢叫“日荣大夏”的大楼，所以他的公司叫“日荣企业株式会社”据说公司有几个股东，所以他们能在大阪、神户造十几幢大楼。李先生很快就亲自上来问候我们，并马上陪我们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许溯宇先生，他“中风”，鼻子插着管，讲话已经不清楚了，但还能认出我们，和我们亲切握手。许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我母亲很早就认识，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在台湾都学过日语，她们用日语亲切交谈。当晚就李鸿发带我们去一家广东料理店吃饭，说要给我们“接风”.有许叔母和她的大儿子、施先生夫妇、李先生的小儿子七人一桌。第二天许叔母的大儿子叫许惠宏就开着车来接我们。他的工作就是开计程车的，又去医院看望许叔，把我们从上海买的东西送给他，叫他安心养病。中午许叔母就在医院附近请我们吃饭，下午我们还到她儿子许惠宏家看看。9日那天上午11点半施先生就来接我们，说李鸿发先生的公司要举行聚餐会请我们一起参加，他们办了六桌，把我母亲和我请到了主桌，我坐在李鸿发旁边。他们的员工都很风趣，边吃边唱，唱的日本歌，非常热闹。餐后李鸿发还带我们去百货公司，他知道我们要去长野，那边天气很冷，所以一再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说，结果还是给我们买了大衣、鞋等东西。我们在这里等台湾的小弟小妹什么时候来日本的消息。我们还不断和住在日本长野的表姐城仓珠美联系，她知道我们已到日本也很高兴。但台湾的小弟小妹因为要向单位请假来日本的机票还没有确定。我们只能在房间等电话。同时我也打电话约朋友，想约约朋友见见面。先见到的是詹以昌<我父亲的朋友也是老台共>的儿子詹高白，他听说我们来日本特地来看我们，他从广州来日本留学，读化学专业，他白天上课，晚上打工，要做三、四小时，他说：“来这里真是受洋罪，太累了。”他带我们去玩，去一幢108米高的大楼上面看神户港、参观神户国际港湾博物馆。第二天许惠宏又来了说要带我们去京都，又是他自己开车，先去元离功二条城，这地方建于1603年，是三代将军的家，很大的一片，总共有33间大房间，入门参观都要换拖鞋。第二带我们去鹿苑寺金阁，这是一座用金子建的屋，建于1397年，里面非常辉煌。第三带我们去清水寺，那里有泉水，据说尝了这泉水，运气会好，我们也尝了几口。回来惠宏的车带我们走山路，先过岚山又过六甲山，从山上看下去，景色一览无遗，特别是六甲山看下去一边是大阪一边是神户，神户的人工岛也相当清楚。
我约了刘瑞麟夫妇，刘瑞麟是我接待旅日台胞访问团认识的，那天他们先带我们去商店买爸爸要的药，中午请我们吃饭，刘太太和我聊起她以前在台湾也是读“日新公学校”，虽然不是同一届的但也一起回忆学校的情景。他们下午还带我们去洗温泉，晚上还带我们去人工岛最新的大楼，有31层，，据说国际博览会经常在这里举行，我们乘观光电梯到30楼就看到外面的夜景，在30楼的酒吧在乐队的音乐伴奏下欣赏神户的夜景，真是心旷神怡。
第二天许惠宏带着他的朋友来说要带我们一起去奈良。从神户到奈良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到了那先去看东大寺，走的街上有很多鹿，牠门对路过的人都很友好，很多人都喜欢和鹿拍照片，当然我也拍了。我们又去看奈良大佛，它高14.9米，面长3.2米，眼睛1.18米，鼻高0.49米，身高2.58米，据说是世界第一的大佛。这天1月15日是日本的成人节，就是人到20岁要向父母表示感谢，所以这天全日本放假两天，女孩到20岁要穿和服，奈良这天特别热闹，我们也看到很多女孩穿着和服。下午车子把我们送到大阪，因为这天晚上李鸿发要宴请中国驻大阪领事馆领事郭平坦<我父亲认识>，因为他就要离任回国，所以李先生要我们也参加。郭平坦很随和，讲了他在日本的情况，又讲了以前几次在北京见到我父亲的情况。
我又约好蔡宗傑见面，蔡宗傑是大阪华侨总会的副会长，他也曾经作为旅日台胞访问团团长，我在上海认识。那天他十点多钟来先带我们去一家台湾料理店吃鱼园汤和炒米线，然后带我们去须磨浦山上游览，是在神户的西面，我们是坐电车去的，然后坐吊缆车上去，从上面看神户海港又是另一种景色。回来时蔡先生热情地请我们去他家。蔡先生的太太也是热情好客的人，知道我们这次来日本主要是要和离散三十多年的骨肉见面到，她高兴地说：“能够见面太好了，你们真不容易”，他们留我们在家吃晚饭，蔡太太做的几道台湾菜都很好吃。
第二天我们要去东京，因为我们得知台湾的小弟和小妹20日要乘飞机到日本东京，我们要提前到东京，我们提前和住在东京的叶仁义联系。叶仁义叶仁寿的弟弟，以前也住在上海，和我父母都是好朋友，他和太太结婚时我父母都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就去日本定居了。他们知道我们到日本也很高兴，要我们在他们家住两天。李鸿发知道后，为我们买了去东京新干线的车票，这天一早李先生和施先生都来送。新干线火车确实快，9点04开到东京12点32分，车速约160至180公里。到了东京是叶太太来接，因为事先讲好车次和车号，她已经在车门口等。叶太太带着我们乘计程车到她家。下午叶先生在公司工作下班回到家就请我们到外面吃饭。
在东京我们还约了陈坤荣先生，他几次来过上海，是做生意的，我和他也很熟。我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住的地址，他和他太太就找来了，我们谈了一会就要请我们去吃饭，请叶太太也一起去，叶太太就开着车到新宿区地球饭店，新宿区很热闹很多剧场、歌厅、饭店，据说一直到天亮都很热闹，饭后陈坤荣先生又领我们去他家，他家很大，有好几间，又有花园，上面几间是租给别人的。这天晚上我们还约蔡子民见面，蔡子民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也是“二.二八”事件后到香港，在香港认识。他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他很忙，我们晚上七点半到大使馆等了一会他才回来，，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还带我们参观大使馆院子、会客厅、电影放映室，因为他知道我们第二天要去机场接台湾的亲人，就没有多留。<蔡子民回国后曾经担任台盟总部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台湾终于有消息了，台湾的小弟小妹和我的舅舅和姑姑四人要到日本了，因为我舅舅会日语，他在台湾也一直思念着我们。那天我和母亲做好了准备，带好行李，十一点多叶太太就开车送我们去羽田机场，在机场吃午饭。这时表姐和她媳妇开着面包车从长野也到了机场，我母亲介绍他们认识，然后叶太太对我母亲和我说：“你们就不要去里面接，在她车上等，因为日本有亲台湾分子，台湾特务可能会拍照，如果台湾的小弟小妹被拍到，他们回去会有麻烦。”我们在机场等了半个多小时，我从面包车窗口望去，我姑姑、舅舅、我小弟、小妹在表姐和叶太太带领下远远走来，我和他们虽然已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但从日本转来的照片似乎已认出，打开车门口，第一个上车的小妹看到母亲就抱着痛哭，我们也互相拥抱着，于是彼此谈起思念之情。我们稍作休息后就和叶太太分手，面包车就把我们送到长野，表姐住在长野县依那市郊外，一幢日本式的小别墅。到了那她们一家大小都在门口迎接。进了她家她领着我们介绍各房间设备，表姐给我们安排男的集中睡靠右的那间，女的睡靠左的那间，当中那间作为客厅和吃饭，他们都住楼上。听她说年轻时跟着丈夫刚到日本很苦。我这个表姐不是姑妈<七姑>亲身的，是我三伯的女儿，因为姑妈没有生孩子就给了她，姑妈那时有到大陆做生意，有一次带着女孩去厦门，女孩就跟一个日本人好上了，日本投降后，很多日本人都回日本，那个日本人就把女孩，就是我的表姐带去日本，我表姐也没有想到去了日本那么远，那么偏僻的地方，住的很简陋的房子，他们开始种田、种菜，有点收入买了一头乳牛，然后生了小乳牛，逐步成了乳牛场，生活才渐渐富裕起来。她的儿子长大后因为搞建筑，生活更加好起来，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他儿子盖的，以前这里很荒凉，后来居住这里的人慢慢也都盖起类似这种小别墅，很多都是她儿子的工程队造的，所以他儿子很忙，我们去的时候他经常不在家。那天天气很冷，因为是一月的天气，外面已下了雪，但我们大家的心是热的加上房间都有暖气，都不感到冷。那晚我们都聊得很晚，小弟是林志明，我们叫他“阿明”，小妹是林奕珍，我们叫她“阿珍”，他们不停地倾诉，阿明说：“小时候我们不懂事，看到别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都有父母的疼爱，我们怎么没有，我们住在二伯家，二伯母经常让我们干最苦最累的活，还经常打我们，邻居的孩子也经常欺负我们”。阿珍也说：“我女孩子更被人瞧不起，要给他们洗衣服，男孩子还经常调戏我”……。特别是舅舅、阿明和我睡在一个房间，我们聊到深夜，我们从在台湾小时候一直聊到后来各自的生活。舅舅问得最多，问“当初你们在香港，怎么会去大陆？”、“你们在大陆受过苦吗？”、“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都逐一作了解答。他还以为父亲做了高官，薪水一定很高，生活一定很富欲。我说：“父亲不是做了高官，他只是在上海一个民主党派组织做负责人，薪水也不高”。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真有说不尽的话。
第二天我们走出门，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昨晚下了一晚的雪，到处都结成皑皑白雪，这美丽的雪景似乎在欢迎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我们都用照相机拍下着美丽的景色.以后的几天表姐他们家人都陪我们在附近游览，到山上、到动物园、到市区购物，他们还带我们去吃日本料理。
因为小弟和小妹只请一星期的假，我们还要到日本其它城市游览，所以在表姐家住了一周就离开了，我们先到名古屋，我事先打电话约了名古屋华侨总会的会长张廖富南<是张廖富南的弟弟>，他也热情接待我们，还亲自带我们去游览名古屋古城等一些旅游景点。我们回到神户“东和大夏”的大楼11楼那一套房间，休息一会舅舅和小弟小妹就要赶去大阪飞机场，我母亲和我也送他们到飞机场。离别时我们依依不舍，分手时我们互相祝福，盼望不久再有团聚的一天。
送走台湾亲人后我又约了几个朋友，约陈劝荣先生，他是搞建筑业的，他带我们去滋贺这个地方看他的建造的产业。还有洪维成先生，他在日本是天津栗子的总经销，他也陪我们玩了两天。神户还有个曾盛茂，他在日本是搞旅游业的，和我是同行，曾经常带团来上海，他带我们去他公司，聊了很多旅游的话题。我们还去拜访我父亲的朋友，吴允泰、林天民，、有陈金财等，因为都是台湾人见了面都很亲切，我和他们见面主要是联络感情，也为可能父亲以后要去日本谱路打好基础。
因为我在单位是请了探亲假，还有几天，李鸿发很客气，指派施先生带我们去各城市游览，有大阪、广岛等，施先生先带我们去大阪游览，大阪也有几幢李鸿发他们公司建的大楼出租，因为他们造的大楼地段都很好，所以来租的都是大公司、大企业和部门单位。其中有一幢是台湾“亚东关系协会”在大阪的办事处 租其中一层，因为台湾与日本“断交”以后，双方基于互有需求之考虑，台湾与日本保持着“非官方外交”关系。在政治方面，台湾当局与日本为持续保持双方非官方的联系，于1972年12月互在对方建立机构，即日本成立“交流协会”，台湾成立“亚东关系协会”，以作为“彼此沟通的管道”。所以台湾“亚东关系协会”则在东京、大阪、福冈设有办事处。我特别好奇，施先生就带我上去看了一眼。
我们还去见了大阪华侨总会会长张廖富源，我们刚到日本时和他联系过，他不在日本，后来他打电话约我们见面，我们直接到他开的江滋贸易行。他见到我们也很高兴，请我们在附件的新北京饭店吃饭。他很健谈，他今年64岁，在日本四十多年了，他热爱中国，台湾当局几次动员他转向台湾，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大陆中国，中国在大陆”。他说起1969年他组织第一个旅日台胞团访问中国，日本政府不同意，他努力抗争，后来去了后来后，日本政府又找麻烦，要扣留他们，他又以理抗争说：“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去中国，难道在中国的日本人不能来日本吗？”后来总算没事。他很敢提意见，如他第一次带团去了北京参观人大会堂，在台湾厅看到一幅画，画的都是高山族人，他就提出台湾98%都是汉族，高山族怎么能代表台湾呢？据说后来才换日月潭和阿里山的风景画。他还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做华侨工作、做祖国统一工作很不容易，他常常介绍一些人去大陆做生意，为他们出路费，但他们到那儿虽然表面欢迎，但过后就忘记了，不给货源。”他还说：“他常常派一些技术人员去大陆，带去新技术，想改变农产品，但有关方面不理解，一些意见总不能马上采纳，拖拉得很”他还告诉我们，他也介绍一些在台湾的人去大陆做生意，这工作总是偷偷的，怕被台湾特务知道，常常托人向他们约好在某家餐馆的角落，讲好时间，然后去和他们仔细说，他只是想沟通台湾和大陆的联系。张廖富源先生开的江滋贸易行也是做中国生意的，有云南的大理石，和各地农产品、杂货。他那层楼有四楼，楼下就卖杂货，二楼是他儿子开的针灸诊所。
一个星期天施先生先带我们去广岛，广岛是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一颗原子弹的地方，当时死伤14万。后来广岛重建，只留当时被炸一座建筑物作为纪念，以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我们参观了平和资料馆<日本字平和就是和平的意思>，两个公园，广岛港口、乘船游览宫岛。
从广岛回来以后，许太太来电话，说许先生在台湾的女儿来日本要看她父亲。她女儿叫许慧英，是许先生和在台湾的太太叫阿彩生的，原来许先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台湾结婚后生下许慧英后就去日本北海道做人参生意，才认识和田，不久就同居，后来许回台湾但两人感情已经不好，这时和田来信说怀孕了，他要去日本。阿彩说：“随便你，要她要我随你挑”，许先生说：“两个都要”就去日本了。但许不能把和田带去台湾，因为这时在台湾的日本人当局都要抓。而阿彩年轻时曾经参加文化协会，她也东躲西藏，她一直没有身份证，不过她对人很好，很有同情心，所以一直没有人告发她。她很有气量，对许先生一直没有怨言，阿彩对许先生还是很好。许慧英两次来过日本，这次是第三次。那天我母亲留她住了一夜，我和她谈了很多话题，她介绍了台湾一些情况，她说：“蒋经国不像他父亲那样专制，他当了总统后能深入民众，和百姓一起吃饭，民众给他的信都要亲自看，是他抓了台湾的十大建筑，他又起用台湾本地人，所以台湾百姓拥护他，政权也得到巩固，虽然元老派很恨他，也没办法。”她还说：“现在台湾贪官污吏的也很多，如要开一条新路，征用一片土地，总是市长、部长先知道，他可以自己不出面，事先用低的价钱买下附件的土地，后来马路造好了，两边要造大楼，地价高了很多，原来买主卖出土地，赚了好几倍，有些官员又从开发商拿了很多钱”“不过现在当官的也怕老百姓，如最近三重市政府要开一条河，百姓游行、抗议、静坐，不让汽车通过，虽然警察赶来，但他们不敢动武，因为上面有规定，怕动武会激化矛盾，警察只好被百姓打，后来警察用水龙头把群众冲散。后来那条河还是没有开成。”我们谈了很晚才睡。
以后几天几个见过面的朋友又约我们，如蔡太太带我们到宝塚去看歌舞表演，这场表演太精彩了，我那时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演出<当然后来上海也有了>。
还有刘太太也来电话要我们去她家。下午五点不到刘先生就开着车来接我们，过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他们家在山坡上，那一带都是高级住宅区，是两层楼的别墅，有好几间，还有很大的院子。刘先生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最近一个考取大学，一个考取高中。刘太太先让我们吃他做的点心，聊了一会就带我们去附近的牡丹园进晚餐。
我们要回上海的日期定了，这时李鸿发来和我们说，要在2月27日以我们的名义宴请曾经招待过我们的朋友，我说：“不必了”。李先生说：“你们临走前要辞别答谢，这才不会失礼。”我们只能同意，那天来了好多人，除李先生、施先生夫妇，有许伯母和许慧英，有蔡先生夫妇、刘先生夫妇、陈先生夫妇……
我们在日本期间一切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所以过了两年李鸿发按原来的约定邀请我父亲和母亲去日本，<因为考虑到我父亲年纪大让我母亲陪他去>，台湾的小弟和小妹主要也是想亲眼看看父亲，所以也再次去日本。他们在日本相见的情况前面在写我父亲写了，我在日本见过的朋友，我父亲他们去了也都见了，而且更隆重更热烈，这里不重复了。日本之行，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我真的非常感谢在日本的这些朋友，他不但园了我们和台湾亲人见面的梦，还交了那么多朋友，他们真是大恩大德，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他们。有的今天可能已经不在世了，我写这些回忆这些，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看到，我能有机会报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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