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张黑白照片，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屈指算来，距今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了。

虽然因年代的久远而使得照片褪色发黄，但因为它是自己那段工作、学习、生活的唯一写真，故而依然对其爱不释手。

每每翻开这些照片，我都会长时间地凝目注视，心潮澎湃，思绪也会霎时间回到当年那段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之中。

四十多年以前，伴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的几十名“知青”，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信念，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鲜花、亲人、掌声的簇拥下，插队来到了东北一国营农场，被全员分配到了该场下设的水利队。任务是会同先期来到的知青一起，利用三至五年的时间，采用肩挑人扛的方式，在一条宛如东北人各家所用的炉筒子一般粗细的沟渠下游，建造一座既能养鱼养虾，又能灌溉农田的中型水库。

没有什么疑问，没有什么彷徨，更没有什么怨言。从报到的第二天开始，我们这些当年只有十七八岁，血气方刚、积极向上的青年，毅然决然地快速融入到了每天抡大锤，挥铁锹，舞镐头，搬石块，挑土篮，冬战三九夏战三伏的战斗大军之中了。

图1 知青在舞台上演唱京剧《红灯记》选段。摄于1973年。

我们当时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没有休星期天。遇上雨雪天气，也本着“小雨雪不停工，中雨雪劲不松，大雨雪再集中（室内开会或学习）”的原则，至于刮多大的风，已不在考虑范畴之内了。

工作中有人手磨起了血泡，身体受伤了，也没有叫苦不迭，仍恪守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干”的拼搏精神，顽强地坚持着，就是女青年每月最怕扭着、累着、抻着的那几天，也都无人主动请假休息或向领导申请干些轻一点的活，仍和男青年一样，该抬石头抬石头，该抡大锤就抡大锤。

图2 由知青们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在农场表彰劳模会上慰问演出。摄于1974年。

那时，除了有薪资的八小时工作以外，每天的义务劳动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或是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干上两个小时的活，然后再吃早饭；或是晚饭后干上两三个小时的活，再睡觉休息。如果晚上不搞义务劳动，就集中学习，几无空闲。

我们那时的工资数额今天听起来会使很多人惊诧，是按参加工作的自然年计算，第一年月工资为18元，第二年为24元，第三年为28元，第四年为32元。第四年定级为农工二级，我们俗称为“四年二级制”。到了农工二级后，就不再按自然年上涨工资了，只能等国家晋级升薪的文件了。

那时，在我看来，同事与同事之间，干部和知青之间，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大家关系十分融洽，我们和当地的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大家没有高低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城里人与农村人之分，生活用品、食品等更没彼此之分。

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在那时被看作是最平常的事了。男生帮女生挑水，劈柴烧炕，女生帮男生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人心怀叵测，更没有人乱嚼舌根。如果哪位青年生病或受工伤，几乎所有同事都会去探望，嘘寒问暖，端水问药。有时候，大家还会筹集几块钱，买几瓶廉价的水果罐头送上。

图3 机务排的女知青与翻地的五铧犁合影。摄于1974年。

那时，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连队集体会餐了。一大盆炒白菜片，一大盆炖酸菜，一大盆土豆炖豆角，条件好时还会有一大盆猪肉炖粉条，这些菜被摆放在用几块大木板临时搭起的简易桌子上，全体知青和队领导围在桌前或坐或站，端着盛满自酿白酒的大碗，又喝又吃，又说又唱。

当时没有电视机，更没有电脑和手机，即便是收音机也不多见，整个连队除了有一个时响时断的有线广播，一个经常漏气的篮球和两个摇摇欲倒的篮球架子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供我们消遣和娱乐的东西了。不甘寂寞的年轻人，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带二胡、笛子、口琴、羽毛球、排球等，自娱自乐。

那时，正流行现代京剧，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或多或少都能唱几个选段。茶余饭后，田间地头，总能听到有人哼上几句。在每次的文艺演出中，现代京剧的选段也是重头戏，或清唱或一把京胡伴奏。演唱者无论男女，穿一身仿制的绿色军装，往台上一站，无需任何道具，放开歌喉就来上一段，也感到尽情尽意。

图4 知青们利用义务劳动清除耕地中的大石头。摄于1974年冬。

那时，不时兴风景照，也不流行明星照，每年照相的机会少之又少，就是偶尔有照相的机会了，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和与自己工作息息相关的机械、厂房、工作台、工具及劳动场面合影留念，就连爱美的女知青们也是如此。

那时，连队没有长途座机电话，我们和家人、友人的联系方式均以写信和拍电报为主，无论是哪位知青接到信件，大家都要围上前去，让其念上一遍，分享喜悦，分担忧愁，哪怕是恋人写来的情书，也是如此，没有避讳。

1979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水利队，那段知青岁月也画上了句号，而其他知青也在1980年以后陆续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