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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纪事
2019-12-12 13:47:01 作者:李东川 热度:4692℃ 收藏

 

引 言

我们是在1968年12月22日,听到播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的第二天,就去报了名,并当即迁出了户口。之所以如此积极地报名,是因为我们几个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走资派”子女。我们七个人,1969年1月份正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珙县麻岭公社汾洞大队,其中四人分到汾洞三队,我和另外二人分到了汾洞四队。作为“文革”后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批“知识”青年(我之所以用引号引起来,是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实在有愧于“知识”二字),上面有明确的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

在那些岁月里,“扎根”二字已让我们万念俱灰。1971年,我们七人中有一人招工出去了,另一个人被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招走了。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1971年初,珙县孝儿门坎滩建水电站,我们生产队要出夫去参加建设,我第一个报了名。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再也不用自己煮饭了。一天三顿,都可以在工地食堂吃现成的。对于我们这些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而言,吃饭成了最大问题。我们七个人下乡时间不长,就四分五裂了。汾洞三队的四个人甚至各自做饭吃。就一个炉灶,谁先占着谁先煮。于是,抢灶做饭几乎成了一场争夺战。晚饭还好些,时间充裕,尽管饿得厉害,早晚总能排上队。午饭就有些惨了,有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排上队煮饭,出工的钟声就敲响了。不管饭食好孬,能吃上现成饭,就是我最奢侈的愿望了。于是,为了吃上现成饭,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当了民夫。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那些身强力壮的农民汉子,或两人,或四人整个身子斜向对方,彼此肩顶扛着肩,抬着人均将近一百斤的条石,往逐渐升高的厢架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厢架在沉重的脚下颤颤巍巍地晃动。十个多月出夫,我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中度过的。

1971年11月,一个传言彻底打消了我要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公社革委会主任×××说:×××的儿子在我手下,休想招工出去。”就在听到这个传言之后,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我心中升起——回山东老家。

我决定回老家的消息,迅速在朋友中传开了。这一消息对所有朋友都产生了一种心理冲击——前途难料的阴影在他们中波及开来,并在当年离别合影(图1)中反映了出来。就在合影七天之后,1971年12月的一天,我踏上了回乡之路,由下乡青年变成了回乡青年。

四十八年过去了,照片上的大多数朋友再也没见过面。对于出生在四川的我来说,“老家”曾经只是一个概念。回到山东老家四十八年后,它才终于以一种完整的故乡形象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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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71年12月,作者离开四川珙县前与朋友们合影留念。

 

大 娘

我老家是山东莱芜一个名叫“窝铺”的小山村,坐落在崇山峻岭环抱之中。一条往南的崎岖小路,通向公社驻地,有十来里路,那里有个茶业口集,逢年过节老家的人都会去那里赶集。还有一条往北的山路,通往博山,三十来里路,几乎全在山脊上。在更久远的岁月中,博山叫“颜神镇”。在老家人的眼中,颜神镇就是他们心目中最繁华的地方了。直到1971年底我回到老家,才知道这里有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这个山村,去过他们最向往的颜神镇。

1971年那个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冷的冬天。那年的雪下得很大,堆积在路边的雪能埋过小腿。在后来的四十八年中,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了。山里的冷,真是让人刻骨铭心。

每天晚上,大娘为了让我睡上暖炕,特意要烧上几把草。那几把草,也许就是小侄儿们上山扒拉半天才扒拉来的。

在老家,我曾跟着表妹到坡野去划拉草。每次去划拉草时,表妹都会斜挎着一个硕大的籐条筐,拿着一把头上用铁丝弯成钩子的耙子,在坡野里划拉那些枯草。今年5月3日,我和儿子、孙子沿山路步行(我已经三十七年没走过这条山路了)回老家时,看见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林,突然想到了在那个年代,在山上是看不见树林的。在“以粮为纲”年代,山林被成片地砍伐,连根拔起,然后一把火烧尽了灌木丛,于是一座山的树木没了,变成一坡一坡的庄稼地。毁林行动起源于“以钢为纲”时期,人们需要木材去炼铁炼钢。记得当时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做“以钢为纲,树木砍光”。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结果发觉,木材是炼不出铁和钢的。

继续深入的毁林行动,是继之而来的“以粮为纲”的需要。1969年在四川下乡时,我就亲身参加了“伐林变良田”的劳作。不光毁林造田,还增加了填湖造田、围海造田等。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通过各种办法不断扩大的庄稼地,并没能解决饿肚子的状况,以至于饥饿成了那个年代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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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79年,大爷大娘全家合影。

 

没有林木可伐的老家,只能指望漫坡遍野的枯草,用来烧火做饭。用它来暖炕,实在是一件太奢侈的事了。叔伯大哥李慎忠说过:“也就是你在这里,你大娘才会热乎一下炕。我们自己可是从没享过这福。”

大娘的娘家是博山,据说还是一个小康人家。她因丈夫去世改嫁来到山里,嫁给了大爷,牵线做媒的是博山的大姑。也许是缘分吧,大娘对我很亲。每次摊煎饼时,她总会把我叫到跟前。在烟熏火燎的灶房里,大娘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用手把鏊子上的煎饼揭下来,随手拿块咸豆腐卷起来,塞在我手里,嘴里念叨着:“吃,吃。那些‘婊子’生的,不给他们留了。”

她说的是不给大哥李慎忠、二哥李慎孝留豆腐了。豆腐在那个年代是待客用的。大娘为了我,每天都会割下点儿豆腐用盐腌上。很多年后,二哥李慎孝才跟我说:“你大娘偏心眼儿。好吃的都给你留着,我们根本就捞不着吃,就连你大爷也吃不了几次。”

大娘是地地道道的博山城里人,为人处事与山里老家的人有很大不同。她豁达、精明,极善处理人际关系。

1972年年初,大爷从公社得到了消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还了解了公社分管文教的一位蔡叔,和我父亲在战争年代一块儿工作过。大娘知道这个消息后,那叫一个急。她火急火燎地跑去代销店,花了四元钱买了两条“丰收”牌香烟,然后拉上我:“走,咱去找闫八路。”

你可别小看了这四元钱,在我老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它够得上半年的盐钱了!

“闫八路”叫闫德成,论起辈分,我该叫他叔。他是窝铺村的村支书,推荐上大学,要他答应盖章才行。晚上去了他家,大娘直呼着他的外号:“闫八路,俺这侄子一个人来老家,他能吃得了这苦吗?你大侄子的事就交给你了,办不好,你嫂子可不让你。”闫德成就说:“嫂子急个啥,我又没说不办。大侄子他爹,我们从小好着咧!”大娘绽出了一脸笑容,朝着我比划着说:“我说嘛,你德成叔好着咧!”当时我的户口还在四川没迁过来,闫德成就说:“你就先抓紧办户口的事吧!”

当然,这事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办成了。当时在报名志愿上我报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直至1972年5月下通知时,才知道把我分到了淄博医专。从小就喜欢“文”的我,在当时没能如愿,却在十二年后进了文化部门,如愿以偿地干开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事儿。命运这事真得很难说清楚,有时你费尽心血,却得不到相应的结果;有时在不经意间,幸运却会来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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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1年,大娘在灶房跟前与大孙子合影。

 

1983年,妹妹和妹夫来到山东,住在大姑家。那时从博山到老家已经通了砂石公路。妹夫执意要走山路回老家,我和表弟也有好几年没走山路回老家了,于是欣然结伴同行。三十里的山路,已经多年没有人走了。有的路段杂草丛生,已经寻不着路的痕迹。我们突然到来,令大娘高兴不已,只见她原地转着圈儿,不晓得要忙活点儿什么才好。突然,她从鸡窝里抓出了一只不到一斤的小鸡,撸巴撸巴,放在案板上,连肉带骨头用刀剁碎,在地里拔上把香菜,放在锅里炒。还炒上庄里出的豆腐,自家鸡下的鸡蛋。那是我们三个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顿饭。一直到现在我们说起那顿饭,都忘不了那只剁碎的小雏鸡,因为那里边包含着大娘对我们最深切的爱。

我当然不会忘记大爷大娘为我付出的一切,也不会忘记闫德成叔对我的提携和帮助。

可能是从城里来山里的缘故,大娘智慧、泼辣,又会待人接物,所以,大娘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在外人看来她可能很凶,但锋利的言辞中总有让你不得不服的道理。而大娘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风趣和幽默。一次,我表弟吕凤祥对她说:“妗子,你呀,啥事都指望这张嘴硬撑着呢!”大娘听完,努了努嘴:“我这张嘴,就是躺在棺材里还能啃两块锅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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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3年,我回老家给大娘拍的照片。后排左起,是我的叔伯大哥、妹夫、同宗大哥。同宗大哥叫李慎田。

 

二 姑

很多年后,二姑对我说:“那时,我听见你吱嘎那东西(指我拉小提琴),就知道你心里苦啊!”

说到苦,二姑才是真的苦。她是命苦。二姑一共生了九个女儿。后来打听了表妹,她也说不清自己的母亲到底生了多少个闺女,在最后一个患有先天性痴呆症的女儿生下后,她才终于死了心。这个最小的女儿今年四十八岁了,说起话来“呜里哇啦”的,别人听不明白。她那个同样患有先天痴呆症的儿子,在十六岁那年走完了一生。

二姑性格开朗,爱凑热闹。她愿意和几个侄子在一块儿磨牙拉呱。只要她到哪里,笑骂的声音就到哪里,声音透着亲昵还有智慧。那时,她见了我一口一个“儿啊、儿啊”地叫着。

二姑的小院里有一棵高大的软枣树。夏天,我和几个表姐妹喜欢躺在软枣树下的大石板上乘凉。到了吃饭的时候,二姑会大声吆喝,叫我们回家吃饭。这时她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卷好了豆腐或是鸡蛋的菜煎饼,塞在我手里,说:“儿啊,快吃。”表姐妹们当然享受不到这个待遇。让我颇感诧异的是,不管是大娘还是二姑,她们都明显地偏向我。不过,这并没引起叔伯哥和表姐妹的不满,相反,他们倒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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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2年,妹夫回老家时与二姑、二姑父合影。

 

在没有那个小表妹时,二姑在家里是一刻也待不住的,总是这里串串门,那里凑凑堆。当然,她最喜欢去的就是博山大姑家,经常一住就是好几天。她那张嘴总是闲不住。大姑上班去了,她就开始东扯葫芦西扯瓢,尽管她话多,却不叫人厌。我喜欢听二姑叨叨。有时大姑在家里,她也会忘乎所以地叨叨,大姑瞪她一眼,她马上就哑口无言了。

在我的父辈里,大姑排行最高,然后依次是大爷、父亲、三叔和二姑。大姑话不多,却很有威严,因为她很有主见。能够在大姑面前张扬几下,并能和她对付几下的,也就是大娘了。

大姑好说二姑没脑子,其实二姑是很精明的人。后来,她的没脑子却叫大姑不幸言中了。最不该的是小女儿二十岁那年,二姑给她操持了一个婆家。那女婿虽不是很出息的样儿,但还算健康,婚后的小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招了上门女婿后,一直盼望有个男孩的二姑的心思死灰复燃了。千不该万不该,为了要外孙,二姑竟然想方设法弄来了一张“娃娃证”(这种痴呆症患者,政策是不允许生孩子的)。在二姑生了九个闺女后,这个小女儿终于生了一个男孩儿。可是他那痴呆症比我那小表妹更厉害,已经十六岁,连路都走不稳,饭也不会吃。本来就叫一个小女儿拖累得不轻的二姑、二姑父,雪上加霜,再增添一个连吃、拉、尿都不能自理的小外孙。

我的表姐妹们都出嫁了,日子过得都还不错。二姑的几个外孙、外孙女,也很有出息。然而喜欢到处串门、凑热闹的二姑,却哪里也去不得了——她得整天守在两个孩子身边。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二姑苍老了很多。尽管她性格还是那样,喜欢凑热闹,却只能局限在那小小的村子里,每说笑上一会儿,就急慌慌地赶回家去。

在山村,这种痴呆症患者随处可见。每当我看到这些可怜的人时,就想起那个小表妹和她的小儿子,心底便会生出为偏僻山村至今存在愚昧而悲哀的情绪。

大姑、大娘、二姑,都跟我妻子巩珍很亲,巩珍似乎和她们有着天生的缘分。以前日子难的时候,每次回老家,巩珍都会把家里的衣物打包带回。那些衣物并不旧,有些甚至还没穿过。那时,在老家人的眼里这些东西就是很珍贵的了。后来,生活好了起来,每年回老家,她还都会给二姑一百元钱。二姑就会到处宣扬:“看看我这侄儿和侄媳妇对我好着咧!”大娘却没享到我们的孝心。大娘走得早,巩珍只见过一次,大娘就没了。

2009年的那天,大哥来电话说二姑老了。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不相信二姑没了。之前不久,我们回老家给二姑父过生日的时候,二姑还精神得很。

我是当天下午和凤祥表弟一同赶回老家的。回去才听别人说,当天上午是我一个堂哥李慎言的五七日。慎言大哥在莱钢上班,患了绝症,不久就去世了。老家的大哥李慎忠召集李家的兄弟们办了慎言大哥的丧事。因为没有通知二姑,被她好一通埋怨。
就在那天的一早,二姑拿上了两刀纸,哭唱着到了大哥家。刚进大哥家门,她就捂住了胸口,一言不发地躺在了大哥的床上。就这么简单、干脆地,二姑走了。那年,二姑七十九岁。

在长辈中,大姑是九十岁去世的,大爷是八十七岁走的。父辈的姊妹,只剩下父亲和三叔兄弟俩了。父亲今年九十八了,三叔八十八了。记得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去找一位先生算命,他一上来就说:你家祖坟好,主厚道,主长寿。很多年后,他说的话果真应验了。我们的长辈果然都长寿。

我理所当然地佩服他。他姓伊,比我长两岁。从那以后,我和巩珍常去看望,我称他为“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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