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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证件里的人生
2020-05-08 16:57:28 作者:朱新地 热度:4718℃ 收藏

日前整理旧物,在一堆准备扔掉的东西里意外发现了几个旧时的证件及证明,其中有我的劳卫制资格证明、高中毕业证书、边疆通行证,等等。

真庆幸扔东西前多看了一眼,捡回了这些如今难得一见的“废物”。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且经历过多次大迁徙,丢失的东西无数,没想到竟意外保留下了这些小东西,从而也从记忆深处捞起了大时代里的一个个人生片段。

 

一、青春飞扬的劳卫制资格证

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听说过“劳卫制”这名词的了,它的创始者是苏联,全称为“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按年龄组分别制定标准,通过各项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后即颁发此证,以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奉行的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思想及行为准则,实行“劳卫制”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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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卫制证书

 

这张证明的签发日期为1962年5月,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得到它需多项运动达标,想必不是短时期的事情,要靠不断地积累。而在达到“少年级”后,我又通过了一级劳卫制测验,如此说来,我的整个初中时代都与劳卫制紧密相伴。

其实这无意中保留下来的证书和证章,我几乎连印象都没有了。真的,那时的教育少有功利色彩,也没什么考试加分之类的政策,所以这些东西在当时我根本不当回事的。不过,被体育老师选送到少体校田径队集训一事,倒是至今难忘。

那少体校的全称是昆明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我们的训练完全是业余的,平时各人在原来的学校读书,无非每周下午有两次活动,但寒假和暑假里则要到体委集中训练半个月至一个月。

20世纪60年代初,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我们连运动服都没有,只能在比赛时借穿一下,即使是寒暑假的集训,也是各人自带行李铺盖,有时是住在体专的宿舍里,有时就在体专的教室里睡地铺。那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正式的运动员都有相应的食品补贴,而我们这些业余的却什么也没有。记得集训时期的早餐,就是包谷糊、包谷坨之类(用玉米粉制作成糊状或馒头状),连其中的甜味都是用糖精调制的,而我们每天依然是大运动量。不过,那时我们并没觉得有多苦,说实话,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娇贵,家长也多半持“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的态度,比如我的父母就认为“既然被选去就去吧”,从来没想过孩子苦不苦,会不会影响我的学业,以及对我是否有什么好处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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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的作者

 

1962年的寒假集训期间,正巧国家田径队在昆明冬训,于是,我们的教练,一个从国家队退役的短跑运动员,把我们带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当年不像现在的追星族那样疯狂,但一下子见到那么多心中的偶像:郑凤荣、倪志钦、陈家全、姜玉民、胡祖荣……那个高兴和激动啊!我至今清楚记得,教练让我代表少体校田径队向他们致词时,我在台上激动得差点儿连话都说不出来。

联欢会后便和他们有了随意的交往,甚至寒假集训结束后,我们仍常到他们宿舍去玩。郑凤荣,中国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选手;倪志钦,当时的男子跳高全国冠军;陈家全和姜玉民,分别为多次打破过男子和女子短跑全国纪录的短跑名将;胡祖荣,著名的撑杆跳运动员……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个中国体坛的顶尖级人物,却一个个都那么平易近人,就像是大哥、大姐、大朋友。

在我记忆中,那时运动员们并不谈论奥运会,也无什么金牌银牌之说,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教练还给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某次参加国外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得了冠军,却迟迟不进行颁奖仪式,大家都不知所措地等在那儿,原来是东道主国家认为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可能获第一,连中国的国旗都没准备,结果临时去赶制了一面,颁奖仪式才得以进行。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当看到郑凤荣等八名老运动员手持五环旗缓缓步入会场,我情不自禁地欢叫起来:“郑凤荣,郑凤荣!”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东亚病夫”已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且有能力在自己国家承办奥运会了。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响起,当李宁“夸父逐日”式地点燃奥运圣火,电视机前的我也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忍不住地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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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照片是1962年与国家队郑凤荣、倪志钦、姜玉民、陈家全等人的合影。 

 

二、迟到的高中毕业证

在当今这个时代,毕业证书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几乎人皆有之,何况才是个高中毕业证书呢!然而,我的这个毕业证书却是在完成高中学业后过了三年才拿到的,而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毕业文凭或毕业证书,仅仅是一张“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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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证封面

 

请看它的正面:“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几个字之上是毛主席的木刻头像和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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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证内文

 

再看其背面,先是正文“最高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然后才言归正传——学生×××,性别×,现年××岁,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我校高中(或初中)毕业。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落款是“昆明新一中革命委员会”日期: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我所就读的昆明一中,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名师荟萃的重点中学。本来,我应该是1966年7月高中毕业的。

尽管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这样被关注和让人紧张,但仍然是一件大事。那时高考奉行的也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宣传的虽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都是录取与否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事实上,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可能因家庭问题而不能走进大学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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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的我

 

随着高考的日子临近,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准备迎考。虽然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也明知考试分数之外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谁也没有懈怠复习。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的美丽诱人,上大学是每个人的热望。

大约是4月份到5月初吧,离高考不到三个月了,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毕业班的一个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并留下了一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抨击教育制度和老师的长信。这封信一经公开,便如同在校园里投放了一颗炸弹,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学生中立即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愤怒的、嘲讽的、怀疑的,整个校园议论纷纷……

此时,我们已经完成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云南日报》也登出了招生的学校及专业,一句话,就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心里焦急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北京一中毕业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一中的毕业生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直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班里几乎人人都在信上签了名。

“文革”开始时,我们被告知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延期一年……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念及考试,尽管也没人复习功课,但起码书还留着。后来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时,毕业班已无课可复,完全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两年多过去了,既没有高中毕业,也没任何就业途径,考大学更是成了泡影,大多数人都成为“逍遥派”,只盼着早日有个工作能够糊口……

那时的物质匮乏是当今人们难以想象的,以至于一些头脑灵光的同学想出高招:一旦打听到某日某单位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祝活动时,便用红纸写一张大大的“贺信”,一行人敲锣打鼓前去祝贺,以便混吃一顿,哪怕是混到几粒糖果、瓜子、花生也会感到高兴。如今回忆起来,也算得上一桩小幽默吧!

直到1968年12月的一天,广播里突然播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又一个新运动“上山下乡”拉开了大幕,从此中国词典里也多了个专用名词——“知青”。1969年初,昆明市从高中1966届到初中1968届的中学生,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插队。除了个别回乡或投亲靠友者外,基本是按学校划分地区,几人或十几人一伙,星散到了滇西各地的村村寨寨……

春节刚过完,我去学校拿到了这张比巴掌大一点的分配证明书,还有一张办理迁移粮户关系的介绍信(有几批春节前就下乡了)。老师当场在证书上填写了签发日期“1969年3月1日”,这一天,距离我本该毕业的日子1966年7月,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三年来,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意外,我们的人生航道遽然拐了一个大弯,一代人连续完整的求学与成长之路被拦腰截断,三年前的理想、希望等等皆已不复存在……

领到这张分配证明书后,我就奔赴了广阔天地。当时父母还在被批斗之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高中毕业了,而且得到了分配。

 

三、一言难尽的边疆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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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通行证

 

准确地说,这张通行证是一张边疆通行证。跟那个时代的所有文书一样,通行证上首先是最高指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然后才是正文(其中的楷体为手写):“兹有朱新地壹同志,因本人眼病,由盈江前往昆明治疗,请沿途军警查明,给予通行。有效日期:陆玖年拾月叁日至陆玖年拾壹月叁日。云南省盈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大印),69年9月30日。”

需要先介绍一下我插队的地方。那是云南保山地区盈江县一傣族村寨。保山地区有十个县(市),其中靠近国境线的五个县(盈江、陇川、瑞丽、畹町、芒市)属“外五县”,出入这些地方,须有县人保组(“文革”期间公检法三合一的机构)签发的边疆通行证,若没有这一纸东西,根本买不到车票;哪怕你有本事混上车,过澜沧江和怒江大桥时,守桥卫兵逐一检查证件,也要被拦下的。

下乡时是集体行动,敞篷大卡车,三十人一辆,行李放下面,人坐在行李上,过桥时人需下车步行。记得有先过去的知青在对岸朝我们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过来就回不去了!”许多人是哭着过桥的,但我没有哭……

1969年秋天,在那个靠近中缅边界的偏远山村里,我的眼睛受了伤,在当地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对失明的右眼束手无策,建议我转到昆明医治。尽管医生出具了转院的证明,能否得到上面批准还是未知数。因盈江属于“外五县”,必须有边疆通行证才能购买车票,才能回到昆明。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拿到了通行证,又是一路辗转颠簸,回到了昆明。(如何回昆明和在昆明的经历可阅读第七十三辑朱新地《一个冬天的故事》)

到家后稍微休息了几天,便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因我的户口已迁至盈江,虽然是住在自己家里,但如得不到批准,仍有可能被当作“盲流”对待。通行证左下方的几个字:“已批准在昆暂住伍天。69.10.23”。还盖了一个紫色的大印。今日戴着老花镜仔细辨认,才看出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五华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户口专用章”,即当年派出所后被取代的印章。

也就是说,我一路折腾回昆明看病,却只允许我在家里“暂住伍天”。

这一年将近年末时,中央的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那时云南是援越抗美的前线),各高校纷纷开始了战备疏散工作。父亲所在的高校即将搬迁大理巍山。老弱病残的父亲也成了单位战备疏散的拖累。父亲的单位便让我们自行找地方疏散。于是,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费,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几箱书籍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

1969年最后一天傍晚,我登上了往东的列车,之后又以投亲靠友名义在苏北运河边的一个村庄继续插队。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回过盈江,也再没有用到那张边疆通行证。

在写下这几个小故事后我突然发现,它们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经历的记录,也是一个个时代的记录与缩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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