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整理旧物，在一堆准备扔掉的东西里意外发现了几个旧时的证件及证明，其中有我的劳卫制资格证明、高中毕业证书、边疆通行证，等等。

真庆幸扔东西前多看了一眼，捡回了这些如今难得一见的“废物”。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且经历过多次大迁徙，丢失的东西无数，没想到竟意外保留下了这些小东西，从而也从记忆深处捞起了大时代里的一个个人生片段。

 

一、青春飞扬的劳卫制资格证

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听说过“劳卫制”这名词的了，它的创始者是苏联，全称为“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按年龄组分别制定标准，通过各项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后即颁发此证，以促进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奉行的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思想及行为准则，实行“劳卫制”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劳卫制证书

 

这张证明的签发日期为1962年5月，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得到它需多项运动达标，想必不是短时期的事情，要靠不断地积累。而在达到“少年级”后，我又通过了一级劳卫制测验，如此说来，我的整个初中时代都与劳卫制紧密相伴。

其实这无意中保留下来的证书和证章，我几乎连印象都没有了。真的，那时的教育少有功利色彩，也没什么考试加分之类的政策，所以这些东西在当时我根本不当回事的。不过，被体育老师选送到少体校田径队集训一事，倒是至今难忘。

那少体校的全称是昆明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我们的训练完全是业余的，平时各人在原来的学校读书，无非每周下午有两次活动，但寒假和暑假里则要到体委集中训练半个月至一个月。

20世纪60年代初，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我们连运动服都没有，只能在比赛时借穿一下，即使是寒暑假的集训，也是各人自带行李铺盖，有时是住在体专的宿舍里，有时就在体专的教室里睡地铺。那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正式的运动员都有相应的食品补贴，而我们这些业余的却什么也没有。记得集训时期的早餐，就是包谷糊、包谷坨之类（用玉米粉制作成糊状或馒头状），连其中的甜味都是用糖精调制的，而我们每天依然是大运动量。不过，那时我们并没觉得有多苦，说实话，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娇贵，家长也多半持“听之任之，顺其自然”的态度，比如我的父母就认为“既然被选去就去吧”，从来没想过孩子苦不苦，会不会影响我的学业，以及对我是否有什么好处之类。

 

20世纪60年代初的作者

 

1962年的寒假集训期间，正巧国家田径队在昆明冬训，于是，我们的教练，一个从国家队退役的短跑运动员，把我们带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当年不像现在的追星族那样疯狂，但一下子见到那么多心中的偶像：郑凤荣、倪志钦、陈家全、姜玉民、胡祖荣……那个高兴和激动啊！我至今清楚记得，教练让我代表少体校田径队向他们致词时，我在台上激动得差点儿连话都说不出来。

联欢会后便和他们有了随意的交往，甚至寒假集训结束后，我们仍常到他们宿舍去玩。郑凤荣，中国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选手；倪志钦，当时的男子跳高全国冠军；陈家全和姜玉民，分别为多次打破过男子和女子短跑全国纪录的短跑名将；胡祖荣，著名的撑杆跳运动员……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个中国体坛的顶尖级人物，却一个个都那么平易近人，就像是大哥、大姐、大朋友。

在我记忆中，那时运动员们并不谈论奥运会，也无什么金牌银牌之说，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教练还给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在某次参加国外的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得了冠军，却迟迟不进行颁奖仪式，大家都不知所措地等在那儿，原来是东道主国家认为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可能获第一，连中国的国旗都没准备，结果临时去赶制了一面，颁奖仪式才得以进行。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当看到郑凤荣等八名老运动员手持五环旗缓缓步入会场，我情不自禁地欢叫起来：“郑凤荣，郑凤荣！”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东亚病夫”已成为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且有能力在自己国家承办奥运会了。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响起，当李宁“夸父逐日”式地点燃奥运圣火，电视机前的我也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忍不住地热泪盈眶……

 

这两张照片是1962年与国家队郑凤荣、倪志钦、姜玉民、陈家全等人的合影。 

 

二、迟到的高中毕业证

在当今这个时代，毕业证书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几乎人皆有之，何况才是个高中毕业证书呢！然而，我的这个毕业证书却是在完成高中学业后过了三年才拿到的，而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毕业文凭或毕业证书，仅仅是一张“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

 

高中毕业证封面

 

请看它的正面：“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几个字之上是毛主席的木刻头像和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高中毕业证内文

 

再看其背面，先是正文“最高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然后才言归正传——学生×××，性别×，现年××岁，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在我校高中（或初中）毕业。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落款是“昆明新一中革命委员会”日期：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我所就读的昆明一中，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名师荟萃的重点中学。本来，我应该是1966年7月高中毕业的。

尽管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这样被关注和让人紧张，但仍然是一件大事。那时高考奉行的也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宣传的虽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都是录取与否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事实上，许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可能因家庭问题而不能走进大学校门。

 

高中时的我

 

随着高考的日子临近，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准备迎考。虽然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也明知考试分数之外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但谁也没有懈怠复习。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的美丽诱人，上大学是每个人的热望。

大约是4月份到5月初吧，离高考不到三个月了，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毕业班的一个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并留下了一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抨击教育制度和老师的长信。这封信一经公开，便如同在校园里投放了一颗炸弹，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学生中立即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愤怒的、嘲讽的、怀疑的，整个校园议论纷纷……

此时，我们已经完成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云南日报》也登出了招生的学校及专业，一句话，就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心里焦急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北京一中毕业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一中的毕业生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直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班里几乎人人都在信上签了名。

“文革”开始时，我们被告知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延期一年……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念及考试，尽管也没人复习功课，但起码书还留着。后来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时，毕业班已无课可复，完全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两年多过去了，既没有高中毕业，也没任何就业途径，考大学更是成了泡影，大多数人都成为“逍遥派”，只盼着早日有个工作能够糊口……

那时的物质匮乏是当今人们难以想象的，以至于一些头脑灵光的同学想出高招：一旦打听到某日某单位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祝活动时，便用红纸写一张大大的“贺信”，一行人敲锣打鼓前去祝贺，以便混吃一顿，哪怕是混到几粒糖果、瓜子、花生也会感到高兴。如今回忆起来，也算得上一桩小幽默吧！

直到1968年12月的一天，广播里突然播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又一个新运动“上山下乡”拉开了大幕，从此中国词典里也多了个专用名词——“知青”。1969年初，昆明市从高中1966届到初中1968届的中学生，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插队。除了个别回乡或投亲靠友者外，基本是按学校划分地区，几人或十几人一伙，星散到了滇西各地的村村寨寨……

春节刚过完，我去学校拿到了这张比巴掌大一点的分配证明书，还有一张办理迁移粮户关系的介绍信（有几批春节前就下乡了）。老师当场在证书上填写了签发日期“1969年3月1日”，这一天，距离我本该毕业的日子1966年7月，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三年来，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意外，我们的人生航道遽然拐了一个大弯，一代人连续完整的求学与成长之路被拦腰截断，三年前的理想、希望等等皆已不复存在……

领到这张分配证明书后，我就奔赴了广阔天地。当时父母还在被批斗之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高中毕业了，而且得到了分配。

 

三、一言难尽的边疆通行证

 

边疆通行证

 

准确地说，这张通行证是一张边疆通行证。跟那个时代的所有文书一样，通行证上首先是最高指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然后才是正文（其中的楷体为手写）：“兹有朱新地壹同志，因本人眼病，由盈江前往昆明治疗，请沿途军警查明，给予通行。有效日期：陆玖年拾月叁日至陆玖年拾壹月叁日。云南省盈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大印），69年9月30日。”

需要先介绍一下我插队的地方。那是云南保山地区盈江县一傣族村寨。保山地区有十个县（市），其中靠近国境线的五个县（盈江、陇川、瑞丽、畹町、芒市）属“外五县”，出入这些地方，须有县人保组（“文革”期间公检法三合一的机构）签发的边疆通行证，若没有这一纸东西，根本买不到车票；哪怕你有本事混上车，过澜沧江和怒江大桥时，守桥卫兵逐一检查证件，也要被拦下的。

下乡时是集体行动，敞篷大卡车，三十人一辆，行李放下面，人坐在行李上，过桥时人需下车步行。记得有先过去的知青在对岸朝我们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过来就回不去了！”许多人是哭着过桥的，但我没有哭……

1969年秋天，在那个靠近中缅边界的偏远山村里，我的眼睛受了伤，在当地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对失明的右眼束手无策，建议我转到昆明医治。尽管医生出具了转院的证明，能否得到上面批准还是未知数。因盈江属于“外五县”，必须有边疆通行证才能购买车票，才能回到昆明。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拿到了通行证，又是一路辗转颠簸，回到了昆明。（如何回昆明和在昆明的经历可阅读第七十三辑朱新地《一个冬天的故事》）

到家后稍微休息了几天，便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因我的户口已迁至盈江，虽然是住在自己家里，但如得不到批准，仍有可能被当作“盲流”对待。通行证左下方的几个字：“已批准在昆暂住伍天。69.10.23”。还盖了一个紫色的大印。今日戴着老花镜仔细辨认，才看出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五华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户口专用章”，即当年派出所后被取代的印章。

也就是说，我一路折腾回昆明看病，却只允许我在家里“暂住伍天”。

这一年将近年末时，中央的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那时云南是援越抗美的前线），各高校纷纷开始了战备疏散工作。父亲所在的高校即将搬迁大理巍山。老弱病残的父亲也成了单位战备疏散的拖累。父亲的单位便让我们自行找地方疏散。于是，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费，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几箱书籍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

1969年最后一天傍晚，我登上了往东的列车，之后又以投亲靠友名义在苏北运河边的一个村庄继续插队。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回过盈江，也再没有用到那张边疆通行证。

在写下这几个小故事后我突然发现，它们不仅是我个人人生经历的记录，也是一个个时代的记录与缩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