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青海兵团返回青岛已逾三十多年，母亲去世也二十多年了，可是只要一提到去青海支边，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母亲那双凝望的泪眼，让我愧疚，让我心痛…… 

 

二

小时候，家境还算优裕，父亲是税务局干部，母亲是居委会主任，还担任法院人民陪审员，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母亲很要好儿，人总是打扮得整洁端庄，家也收拾得窗明几净。母亲总愿意带着我出门儿，遇到街坊邻里，都夸母亲俊，我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确实漂亮，一双大眼睛，清澈，单纯，阳光。私下里我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就不像母亲。那时的母亲很快乐，没有一点烦心事儿，她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

图1 1948年，母亲年轻时。

可是，一天放学回家，家门紧闭，窗帘也拉上了，昏暗中我看见母亲在哭泣。见我回来，母亲装作没事，问我作业写完没有。我感觉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几天后，真相大白，父亲打成了右派，离家去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母亲也被迫辞去了居委会的工作。我和哥哥并不清楚右派是怎么回事，可此后一家人就跌进了万劫深渊。父亲的收入已少得可怜，母亲也只能在家做些加工活维持生计，哥哥和我从此就背上了压得透不过气的政治包袱。

二十多年后，改正右派时，我们才听父亲说，当时他一直积极要求入党，真心想帮助党整风，他只是看不惯科长的作风，提了意见，就成了右派。

 

三

寒往暑来，艰难的岁月熬到了1965年，我初中即将毕业，报考中专（出身不好的学生一般不选择继续读高中）。我所在的中学，校长是军人出身，贯彻阶级路线十分坚决，要求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都要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或上山下乡。我自恃学习成绩不错，还残存着升学的一线希望，发榜的时候，竟然还奢望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母亲心里很明白。那些天，她总在安慰我，说升不上学没关系，就业挺好，还天天做我最喜欢吃的芸豆蛤蜊汤面。可是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红肿，像是哭过。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就变了个人，沉默寡言，很少出门。她拼命做活，尽量让我和哥哥不至于捉襟见肘，遭人冷落。她张开羽翼努力呵护我们，可除了浓浓的母爱，纤弱的她怎能挡住这险象环生的政治风暴。

后来证实，我们的学生登记表里直接盖着“不宜录取”的印章，根本不可能升学，只有沦落在社会底层，别无出路。

图2 1952年，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四

新学年开始后，社会上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也开始了，街道上办起了“劳动后备讲习所”。母亲当过街道主任，人缘也不错，没有人来家里动员。可我自愿选择了“支边”，参加青海建设兵团，以为这样就能逃离压抑的环境，寻找新的生活。何况，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诗句“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早把一干学生的激情点燃，已经热气蒸腾，血脉偾张，谁也挡不住。

母亲不同意我离开家，却又怕惹麻烦，那个时代，“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对右派家庭来说绝非儿戏。母亲妥协了，只是偷偷地掉泪。对我和哥哥所受的委屈，她总是很自责很内疚。那些天我不敢与母亲对视，不忍心看着母亲在家里一边为我准备行装，一边哭泣，就借口与同学们告别，在外面瞎逛。

1966年4月1日，青岛第二批知青出发去青海建设兵团。母亲没去火车站，她害怕眼睁睁看着我被西去的列车带走。

图3 1953年，我们弟兄俩与母亲、姥姥。

列车徐徐启动，我向挤在人群里的哥哥挥挥手，任凭这庞然大物把我们八百名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载向西北的荒原。

我们乘的是专列，从青岛直达西宁，无需转车。组织者作了精心的安排，没留下任何能影响知青情绪的破绽。当列车快速把泪流满面的父老亲朋抛到身后，车内的年轻人便开始憧憬着光明的未来，“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的第一个战斗”（贺敬之）。随后的五天也是一路欢笑，一路歌声。

在古城西宁，我们受到盛大欢迎，副省长亲临车站接见，各族人民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彩旗飞舞，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我们犹如打了鸡血，亢奋，沸腾。本来从西宁到马海的汽车旅程很艰苦，我们却全然不觉。前两天，日月山、黑马河、德令哈、大柴旦、鱼卡，一连串陌生的城镇在窗外次第掠过，第三天驶入马海地界。“满怀热望，满怀理想，跨山涉水到边疆”的歌声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车摇晃得厉害，这儿根本没有路，汽车是在细如面粉的尘土里艰难爬行，粉尘几乎把车完全包裹，窗外除了尘土什么也看不见，人也是土头土脑，像一块块撒满糖粉的糕点。不知谁喊，马海到了，大家都吃了一惊。应该说，第一批来马海的知青对这里的恶劣条件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真到了，我敢说，马海的荒凉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更遑论去寻找歌词里“处处赛江南”的边疆景致了。

 

五

马海农场海拔三千多米，是全省条件最恶劣的农场。后来有人传出：我们是三进马海，之前已有二进二出，如果把我们以后的结局加进去，就是三进三出。最早这里是劳改农场，种不出粮食，废弃。50年代后期，四千名河南青年迁徙来此，不幸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农场颗粒无收，以至于饿殍枕藉。因场部恶意囤粮，还发生过抢粮的事儿。河南青年无以果腹，只有逃跑一途。尽管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必定投入监狱，仍然不能遏止。当时有一条规定，如果司机带走一名青年就会获刑三年。有一名河南青年夜里偷偷钻到车底抱住钢梁潜出马海，当司机停车发现时，人已经冻成冰棍。此后马海农场又一次废弃，多年不复耕。

我们进驻几个月前，海西州从德令哈劳改农场抽调三十名管教干部和几百名刑满就业职工来马海，维修旧土坯房，掩埋风干的尸骨。连队下地，老连长弓着腰跑在最前面，把路边露出的尸体用土盖住，以免让我们看见，影响士气。

经过动员，连队很快转入兴修水渠，开荒造田，战天斗地，向戈壁要粮的艰苦劳动。千百年生长的红柳、胡杨被连根刨起，粮食没打出来，却导致沙尘暴肆虐。直到我们返城后，这里才开始退耕还牧，植被有所恢复，成了牧场。

 

六

边远的马海信息有些滞后，渐渐也有北京大学生串联，点火。言路稍稍放开，这里河南青年的事也多多少少传回青岛，很多家长忧心如焚，甚至要组织到马海来一看究竟。

1966年年末的一天，我收到家信，字里行间感觉母亲身体不好，很想让我回去看看。紧接着第二封信来了，撕开信封，一愣，竟然有五十元钱（那时五十元不菲啊）。不通过邮局汇款，想必是怕人疑心。家里要我回去。“支边”才一年，不允许探亲。逃跑？自己先吓了一跳，要是被抓回来必定招来横祸。思母心切，顾不了这么多。夜里，我找了老大哥阎林讨主意，密商逃跑计划。接下来一周，准备就绪，恰好有一辆柴达木运输公司的卡车来连队。阎林与司机搭讪，帮我联系搭车去大柴旦。我事先请好假，别人并不怀疑。到了大柴旦，我没按照常规去西宁转乘火车，而是搭乘卡车翻越当金山口，经敦煌去了柳园——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特快的必经之地。

用站台票挤进车厢，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我们在马海与世隔绝，不知道内地已开始红卫兵大串联。所有的车都人满为患，过道、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面全是人，别说查票，插腿的地儿都没有。只是两天两夜鱼干般挤在一起，疲惫不堪。

虽说家里知道我可能回来，进了门他们还是感到突然。母亲正在绣花，见我进门，直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我的眼神：诧异，恐惧里流露出爱怜，像盯着失而复得的羔羊，唯恐再度失去。母亲的变化却令我吃惊，蓬鬓添霜，面容憔悴，原来明亮清澈的眼睛，现在布满血丝，近乎浑浊。我去青海才一年啊，竟至如此！从哥哥那里得知，自从我去了青海，母亲经常在窗前发呆，夜里偷偷饮泪，饭桌上固执地要摆上我的碗筷，有几次夜里突然醒来，让父亲去开门，说听到敲门声，定是杰儿回来了。听了马海的传闻，再也坐不住了，为了给我寄路费，她天天绣花到深夜，谁也劝不住。听了，我只觉得心如刀绞。

几天过后，母亲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但照旧熬夜绣花。父亲右派帽子摘了，工资很微薄，哥哥在家待业，日子本来很拮据，加上我一个吃闲饭的，母亲只能加倍操劳。母亲对我特好，只要我爱吃的东西，她就说不爱吃，或过去吃伤了，总是最后收拾剩饭残羹。

一个月后，收到战友的信，说“文革”的烈火烧到了马海，连队几乎瘫痪，逃跑的战友越来越多，可以安心在家长住，无妨。

 

七

户籍制度在中国已臻化境，户口像画在身上的一道符，即使你走到天边，最终还要回到户口所在地。一晃大半年过去了，因户口不在青岛，没有我的口粮，副食品（每人二两肉、半斤鸡蛋、一斤油、砂糖等）、布票，就连过节每人供应的一瓶啤酒、两个皮蛋都要分吃家里的。更让人不安的是，没有户口连工作也不能找。远一点想，婚嫁没户口不能登记，若是有了孩子，没有户口去哪里上学？再远一点想，人死了没有户口连火葬场也进不了。一旦户口迁到青海就注定是青海人，死也得死在青海。

全家人开始担忧了，在冷酷的制度面前不得不做现实打算——返回户口所在地。为了让母亲放心，这段时间我也把马海描述得就像青岛的郊区，只是路途遥远。

要走了，常常夜里辗转不寐，从吊铺缝隙里看到母亲绣花的身影，已不似先前灵巧，因为视力衰退，时常摸索几下才能穿针。泪水忍不住就涌了出来，真真感受到千般的无奈，儿子竟不能替母亲分忧，家庭的重担只能推到母亲柔弱的肩上！

面对的是一连串的死结，弱势的我们怎么可能一一破解！

图4 1966年，笔者在水利工地。

 

八

1967年3月，青海建设兵团实行了军管。年末，全面进入“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军管组通过个别谈话，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很快，这帮战友开始互相怀疑，揭发，攻讦。一列火车拉来的战友，像魔咒附身，没有了平日的友善，宽容，竟至互相敌视。随之军管组宣布连队“阶级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气氛陡然紧张，如临大敌。连队还成立起专政小组，对揪出来的“反革命”实行专政。

我在这个时候回到连队，无异于自投罗网。战友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论”早已在军管组立案，于是，无休止的谈话（审讯），检查，帮助（开会批判）开始了。军管组说，我们连队家庭成分高，阶级斗争复杂，揪出来的“老反”太多。我属于站在悬崖的边缘上，推一推就掉下去，拉一拉就回到人民内部的那种。那时，连队像我这种人不算少，就像关在人民内部笼子里的一群鸡，一有风吹草动或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就拖出一只，斗给猴看。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搞得我们整天提心吊胆。还不如直接揪出来，反倒踏实（当时多数人都这么想）。可不幸的是，直到清队运动结束，我始终站在悬崖边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我当时很怕，不是怕批斗，是怕被家里知道。要是母亲知道我被打成“反革命”，后果不堪设想。但最后还是没有瞒住。

那个年代，家里只要有人“支边”，总会把孩子喜欢吃的、用的，省下来捎给他们，如同在填一个无底洞。多年后，我哥哥曾认真地告诉我：“你去青海，鱼吃得比家里多。那些年，母亲洗鱼时，稍大一点的都挑出来晒了，捎给你，家里只能吃点儿鱼头鱼尾鱼内脏什么的。老家送来花生，她也都剥了皮捎给你。只要她觉得是好东西，就不舍得吃，留着，往青海捎。”

我们一起支边的战友，很多家里都是邻居，探亲归队，都要去各家把包裹捎上。我出事后，本来说好去家里捎包裹的战友，怕受牵连没到我家去。哥哥去找他，见他吞吞吐吐，觉得蹊跷，一再追问下才道出了实情。尽管哥哥没有说得很严重，但母亲哪能不知道那个时代如何对待反革命，她日夜替我担心，为我流泪，还要因为我在街坊邻里忍受屈辱。这次给她的打击远甚于我第一次离家来青海。但她在信中却从来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九

天道往还，死死纠缠的厄运总算对我有些厌倦。

清队接近尾声，我所在的班成建制划归团部机务连。在这儿，我遇到了一个漂亮、聪慧的姑娘，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她是资本家的女儿，贤淑文雅，温存善良。她喜欢文学，我们经常一起谈论外国文学作品。那时西方经典名著还是禁书，只能在地下流传。记得一本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传到我这儿，限定一天读完，她白天，我夜里，直读得天昏地暗，天亮再传给别人。一本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在我这儿停留时间稍长，我们俩用日记本全部手抄下来，满满两大本，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她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受其影响极深。那时我的问题还未平反，她也似乎并不介意。一次我们俩闲聊，她对我说，她最崇拜那些陪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我听了，直后悔没去劳改，竟落得现在这般平淡，让她失望。

我们俩臭味相投，我也适时写点诗词忽悠忽悠，很快我们就坠入情网。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家里，可家里这些年对好消息总是将信将疑，不敢高兴得太早。直到1974年初，我们俩回青岛结婚，才给母亲带来了久违的欢乐。

图5 1967年，马海二团五连炊事班合影（右一为笔者）。

十

结婚的直接结果就是生儿育女。年底女儿出生，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喜自不必说，忧的是青海条件太差，孩子在这儿如何发育、成长？且不说气候极端恶劣，核辐射超标（在马海原子弹、氢弹试验都能听到），单是水质苦涩，食物匮乏，奶粉、白糖、鸡蛋、水果、新鲜菜蔬都是稀缺物资，几乎买不到。因海拔高，沸点低，水七八十度就烧开，面条煮成面糊，馒头蒸成糨糊，特别是青稞面馒头，扔到墙上能粘住，战友都用来粘信封。还有蚊子，铺天盖地，总不能让孩子整天带着防蚊帽，小模样都看不清。结论是，只能送回家，由爷爷奶奶抚养。青海战友的孩子几乎都对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特亲，就是这个道理。

母亲这些年太操劳，身体已十分虚弱，可她还是让我们把女儿送回来，她带。后来儿子出生，我们不忍心再给母亲添乱，在青海住了一年，结果儿子严重缺钙，营养不良，腿像面条一样软，我和妻子很揪心。母亲听说了，坚持要送回青岛。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佝偻瘦弱的母亲抱起孙子，看着一双小腿晃里晃荡站不起来，心疼得老泪纵横。那时母亲已经在大把地吃药维系虚弱的身体。

欣慰的是，儿子经母亲悉心喂养，很快健壮起来，与同龄孩子无异。

图6 1972年，母亲在靠绣花贴补家用。

 

十一

自从有了孙子孙女，母亲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孙辈儿的户口不能回归青岛一直是母亲的心结，直到1981年我带着一家四口的户口返回青岛。 

返城后也并非全是阳光灿烂，十六年“支边”，如今等于归零，三四十岁的人，没有住房，没有技能，没有人脉，一切得从头开始。我和妻子也是忙里忙外，席不暇暖。母亲拖着病弱的身体起早贪黑，操持家务，照看孩子。

家庭团聚的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母亲就病倒了。多年的操劳和精神打击耗尽了她的生命。诊断结果是癌症！这个可怕的字眼第一次与自己的亲人联系在一起，犹如晴空霹雳，几近崩溃，我又一次感到了无奈。自打离家参加建设兵团，给母亲带来的诸多不幸始终是我内心深处的隐痛，总想以后有机会报答。以为返城后就会逐渐好起来，谁知母亲的负担更重，以致罹患绝症。

医院安排了手术，可母亲宁死也不愿意继续医治。母亲做了一辈子活，到头来没有劳保，医疗费全部自费，家里也没有积蓄，她不想拖累我们。我和哥哥凑足了手术费，拿到医院，劝说母亲，最后她含着泪被推进手术室。

两次手术使母亲的生命在痛苦中又延续了几年。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她坚强地忍着剧烈的病痛，还不断地安慰我们。一天，轮到我陪床，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我在床边，看着母亲被病魔吞噬的薄如纸片的身体蜷缩在被子底下，心里隐隐作痛，顷刻，被一种刻骨的负罪感淹没，一任泪水和着雨声奔泻。

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不在身边，听哥哥说，母亲疼痛难忍，要求医生打了一针止痛剂，夜里自己拔掉了氧气，走了。我真后悔母亲走时不在身边。听人说，父母去世时儿女在不在身边是命中注定。这更加剧我的悲痛，难道我十六岁离家去青海，远离母亲也是命运使然？

母亲的伟大在于，她为了儿女倾其所有，直到耗干了生命。她只付出，不索取，无怨无悔，而儿女们往往以为是理所当然。等儿女们幡然悔悟，想尽孝心，父母却走了。

图7 1976年，母亲抱着孙子开怀大笑。

 

十二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最是无情无义，把老一辈人送走，又把我们推入退休老人的行列。回望，怀旧，成了战友们精神生活的主调。

这些年，陆陆续续有战友回青海故地重游，不免生出些感慨。我们往往感叹当年自己的千般艰苦，万般无奈，放逐青春，老大徒伤之类，很少听到替父母叫苦、喊冤的声音。可在我看来，父母为儿女“支边”所遭受的磨难远非支边者自身可比。

当时有个说法，谁家的孩子支了边，谁家就从此不得安生。想想，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是去千里之外的大漠戈壁。我们满怀激情走了，父母在家哭泣。接下来，无休止的拖累就开始了，吃的，用的，源源不断捎往边疆，每次探亲归队还要把家里再洗劫一空。成家了，孙子、外孙再送回来，稍有点门路，还要挖空心思为孩子办调动。返城了，无处落脚，又把父母挤进角落……

父母因为我们“支边”，殚精竭虑，倾其所有，以为在为自己，其实是在替那个时代救赎。我们往往忽略了父母的付出和艰辛，而对自己曾经的苦难却耿耿于怀。其实我们的伤口尚有时日愈合，已是风烛残年的父母们的伤痛怕是终其余生也难抚平。

我曾读过贾平凹的一篇散文《我不是个好儿子》，很感动，很内疚。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曾经支边的人，也不是个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