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张绍琎（左）、谢纬鹏（中）、张曼筠（右）合影留念。张绍琎和张曼筠身穿校服。摄于1919年左右。图片由谢纬鹏女儿厉瑜龄提供。

这是一幅一个世纪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三位同窗好友合影留念（图1）。谢纬鹏（1900—2006）、张曼筠（1901—1975）、张绍琎（1900—1992）这三位生长在20世纪的女子在人生的旅程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她们的脚步带着时代的印记。

 

新式学校的女生

谢纬鹏和张曼筠相识在北京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谢纬鹏八岁时，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的父亲谢震担心她在湖北的大家庭中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带她来到了北京，开始在附小上二年级。1911年父亲毕业后，被派任湖北武昌县知事，她随父亲离开了女师附小。1913年父亲从湖北被调到沈阳当审判厅厅长，路过北京时，从北京女师毕业的姑母认为北京的学校比沈阳的好，帮她插班到北京女子师范附属小学高小三年级。

张曼筠十一岁左右时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转入附小。父亲张小楼（张筱楼）自幼受其父张曙楼栽培，沉潜书画。张曙楼曾在上海轮船公司当文书，不幸早逝。张小楼十九岁离开家乡江苏江阴到江建霞的公馆里教蒙馆。在江建霞的资助下进上海中西学校读外文，并留学日本。张曼筠的母亲替人家做针线贴补家用。父亲为养家没等毕业就到南京两江师范（后国立中央大学）教日文，课余时他常替朋友写对联画花卉。1911年辛亥革命时全家避难于上海。1912年，他受聘于北京外交部当翻译，几年后在朝鲜新义州当了数年的领事。

谢纬鹏对北京女师附小有着美好的回忆。她父亲两年如一日，每早给她梳头，送她上学。在一次开运动会时，她被推举上台演讲，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出风头，同学和老师对她演讲的赞扬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日后领导妇女工作的种子。1915年两位姑娘从附小高小毕业。

张曼筠高小毕业后直接升女师预科，而谢纬鹏因体弱，父母决定让她留在家里，上沈阳师范学校。没多久，纬鹏不喜欢笼罩在吃喝嫖赌下的沈阳的家庭环境，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同好友张曼筠重逢，并结交了上海姑娘张绍琎。
张绍琎是嘉兴人，她父亲是嘉兴地区华洋商界的要人，曾担任嘉兴电话局局长。张绍琎和几个哥哥姐姐都来北方上学，可能是因为父亲在他们的母亲还在世时，就娶了第二个老婆。绍琎生活上大手大脚，到假期回家时，家里给的零用钱都被她花得净光，每次都是靠省吃俭用的哥哥帮她买车票，才得以回家。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成立于1908年，由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借用停办的和平门外琉璃井医学馆做校舍，派傅增湘为总理。1909年学校搬入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新校舍。1912年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吴鼎昌为校长。1917年2月8日，教育总长范源濂任命留美毕业生胡彬夏为首任女校长。1919年4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取消预科，设立教育、国文、博物等专科。1924年5月，正式被批准为大学，名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校曾任校长包括胡雨人、姚华、方还、熊崇煦、毛邦伟、杨荫榆等。

谢纬鹏在其自传《天涯忆往：一位大使夫人的自传》中讲道，师范学校提供吃住，书费制服也是免费的。学校设有本科四班，预科一班，另有国文、家政、保姆（蒙养园或幼稚园教师）等专科，共八班，三百多名学生。除课堂外，另有自修室，每十二人一室。每六人一寝室，每日三餐均按班次排队入饭堂。学生轮流打扫教室、饭堂和宿舍。周末没有家长信，不得在外过夜。出外时必须穿制服，发饰也有规定，不得随意化妆。学校环境优美，还有秋千，同学课外有说有笑。谢纬鹏在北京有姑母和叔伯，她周六离校，周日返回。她说北师的四年是她青年时最快乐的时期。

谢纬鹏是老大，有一个妹妹纬权，一个弟弟纬栋。比她小六岁的妹妹性格内向，后来当了修女，因妹妹同家长有隔阂，影响了姐妹关系。弟弟受母亲溺爱，不求上进。这些也可能是纬鹏珍惜友情的原因之一。张曼筠只有一个姐姐青筠。张曼筠回忆说，小时候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她在学校里“最讨厌有钱的同学，摆臭架子、阔绰，她好接近贫穷和被人欺侮的同学们”。她的朋友纬鹏和绍琎一定有别于那些富家女子。

三位女子在校期间有许多学者到校演讲，他们包括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梁漱溟、李石曾、鲁迅、黄炎培、陈仲骧等。张曼筠回忆说：“听了梁启超的演讲，认为中国搞成这样糟会被外国人来瓜分灭亡，我们怎样来救亡呢？唯一的希望是由贤人来掌管政治，国家就会富强。”但她后来通过参加1919年五四游行请愿、街头宣传的运动，切身受到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看到与日本所签订的卖国条约，明白了群众的力量，“开始有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谢纬鹏1916年暑期曾应张曼筠之邀，去朝鲜新义州游玩了一周。张曼筠父亲当时在那里当领事。据谢纬鹏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母亲反对，担心她们的安全，因为路上得倒两次车，而父亲却鼓励她出去闯闯。她父亲走南闯北，当时刚从沈阳（旧称奉天）调到锦州当审判厅长。她在父亲帮忙办好护照后，拿着路线图，独自坐火车到了新义州。她住在领事馆里，睡榻榻米，吃饭席地而坐，她说曼筠的父亲曾留日，很习惯，但曼筠的母亲不喜欢。张曼筠的父亲张小楼工作之余带她们到处玩，她们每到一处，都吸引不少围观者，说她们是“仙女下凡”。

图2 1921年，谢纬鹏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留影。由左及右分别为张曼筠、蓝乾碧、谢纬鹏。蓝乾碧的父母是谢家在湖北的朋友。蓝乾碧的姐姐蓝乾蔚后来是纬鹏金女大的同窗。蓝乾碧1933年毕业于金女大后，在上海中西女中当体育教师。她丈夫是农业专家马保之，马保之的父亲是马君武，民国教育先驱。图片由谢纬鹏女儿厉瑜龄提供。

1920年，三位学友作为本科第六届的学生毕业，但她们都没有去小学教书，而选择继续读书。张绍琎和谢纬鹏由女师推荐进入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兴办的体育师范学校，张曼筠则直接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教育专科。

谢纬鹏回忆，她毕业后计划投考北京大学法科，以承父业，但其父认为北大刚开始接收女生，不愿她成为男女混校的试验品，不赞成她去。她又想投考协和医学院，父亲也不太赞成，觉得女子当医生太辛苦。正巧学校保送她和张绍琎等三名学生去基督教女青会体校，而且她了解到体校课程大半是医学预科课目，所以准备去上海就读。但叔伯反对她去，说上海环境不适合她这样的年轻姑娘。最后父亲做主，让她去了上海。谢玮鹏回忆说，她从小到大一直受到开明的父亲的特殊关爱和培养，对此，她感激不尽。

张曼筠虽然留在北京上学，但是她同两位好友仍有来往，她曾到上海体校访友。

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于1915年秋在上海创立，梅爱培（Abby Shaw Maybew，1864—1954）和陈英梅（1890—1938）分别担任校长和副校长。1920年1月，体育师范学校在上海郊区荆州路37号建成新校舍，耗资约7.3万美元。资金主要来源是美国女青年会全国董事会在美国的募捐。女青体校同其他体校不同的一点是它力图按照现代体育教育方式培养学生，体育教员不光要有专业体育知识和能力，还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因为她们同学生的接触最直接。师范体校的学生不仅要学解剖学、心理学、中文及宗教等课程，还要了解影响国民卫生健康的社会原因等。女青年会的教师大部分是从美国聘请的，她们大多是有多年体育卫生教育经验的教师。女青年会的干事也到体校兼课，女青年会的许多活动也在体校举办。

谢纬鹏回忆，体育师范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教会学校，学校宗教气氛浓厚。课堂外，教职员经常与学生欢聚一堂，使她感觉到如沐浴在春暖和风里。一年之后，她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开始信奉基督教。谢纬鹏在女青体校的两年对她日后的事业和生活影响深远。张绍琎也是在体校上学时接受基督教的。

图3 1922年2月，女青年会中西干事在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开会期间在楼前合影。图片来自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周克贞（Marsha Job）档案。第一排：右三袁保珠（1918年体校毕业生），右四白伟勒（Vera Barger，体校校长），右六许灵毓（朱友渔牧师的夫人，兼任体校教师），右十陈曼云（笔者的二姑奶奶，上海市会干事）；第二排：右二杨锡珍（协会学生干事，曾任上海中西女中校长），右十三郝映青（Hoh Ying-tsing or Phoebe Hoh，体校副校长兼宗教教师，她后来去金女大教书，同吴贻芳一起曾是接任金陵女大校长的两个候选人）；第三排：右六陈美玉（体校教师，后来当体校副校长），右八张振铎，右九周克贞（Marsha Job），右十六裵玉瑞（Ruth Parker，体校教员）。

 

不同的人生之路

当时女学方兴未艾，大量需要体育教师。女青年会体校的毕业生不愁找不到职位。谢纬鹏回忆，除由私立学校保送来的学生仍回原校外，其余由校长和教职员商讨后分配工作。校方认为谢纬鹏见多识广，比较成熟，适合在公立学校工作，把她送到了她家乡的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谢纬鹏在湖北工作的前半年跟学生和校长王式玉相处得很好，后来学潮爆发，谢纬鹏于1923年暑期离开鄂女师，秋季来到南京女青年会工作，担任学生部干事。张绍琎从女青体校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在中西女塾担任体育教员。她擅长舞蹈，中西女塾每年5月举行一次大型游艺会，学生做汇报表演，答谢家长和赞助者，张绍琎是主要设计和指导教师之一。

张曼筠于1922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北京、上海的学校里教书，家住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30号。她在上海曾师从于父亲张小楼的好友刘海粟。张小楼20年代中期离开了外交部，在上海卖字画补助生活。张曼筠受父亲的影响，艺术天资高，20年代中期已成为活跃在沪上的女画家。她是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员，20年代中期父女俩曾联合举办山水花卉画展。1927年某日，刘海粟邀请胡适、徐志摩、李毅士、汪亚尘诸君到海庐做客，张曼筠展示其山水画，受到众人赞叹。刘海粟题字道：“现世重表现之艺术，薄纯粹写实之作品。若曰后于自然是自暴弃爱，筠作画类，能役物不为物役，故韵流神发，每每期然而然。丁卯春海粟题于存天阁西窗。”

谢纬鹏在武昌师范和南京女青年会工作，也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1925年，前女青体育师范的副校长、金陵女大教师郝映青女士对她说：“你既有志作一个卓识远见有抱负的人，你就应该趁你还年轻，你父亲也有能力供你，赶快设法作进一步的深造，将来总能应付世事多变的复杂环境，为人群谋求幸福。”她接受了郝先生的建议，决定到金女大文理学院深造。

张曼筠1927年也来到金陵女子大学读书，两位好友再次同窗。纬鹏和曼筠在金陵女大上学期间，经历了许多事，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们的终身大事。

图4 1927年8月，谢纬鹏（左）和张曼筠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期间的合影。图片由厉瑜龄提供。

张曼筠曾与沪上著名画家刘某相恋，但刘某已有妻室，两人最终未能结合。1927年张曼筠遇到了李公朴。据张曼筠的姨侄张则孙回忆，张曼筠和李公朴是在上海的一次慰劳北伐将士的演出上相识的。张曼筠当时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她同时年八岁的张则孙，在一部北伐军解救一个遭封建军阀凌辱的家庭的话剧中，分别扮演母亲和儿子的角色。演出结束后，李公朴同张曼筠见面，“两人越谈越离不开”。此后，他们频繁约会。据张则孙回忆，张曼筠住在萨坡赛路弄堂楼的三楼，每当他俩约会时，张曼筠总是叫张则孙在阳台观望，他看见李公朴后，跑上楼通知她。张曼筠只有一个姐姐，张则孙是她姐姐青筠的长子。那时有一个习俗，如果没有男孩，长女的第一个儿子就要过继为孙子。张则孙年幼就过继到外祖父张小楼家，一直跟外祖父生活。

1928年3月4日，李公朴和张曼筠在位于上海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谢纬鹏是新娘张曼筠的伴娘。李公朴特地到南京邀请他沪江大学的老同学厉斯昭参加他们的婚礼，意在当月老。婚后，李公朴和张曼筠全家搬到南京，住在东瓜市陶谷街3号。当年8月，李公朴远赴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Reed College，现译作里德学院）政治系学习。他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获得了美国学校的奖学金。

图5 1928年3月，张曼筠和李公朴摄于上海宝记。图片由张曼筠之女张国男提供。

纬鹏独立性强，而且希望自己事业有成，在女师读书时一心信奉独身主义。但后来意识到，父亲体弱，弟弟不务正业，以后上有老人、下有侄儿，负担会很重，她事业同样会受到影响。加之单身女子在各种社会工作中容易招惹是非，遂放弃了独身的打算。但直到认识厉斯昭之前，没看上合适的男子。就在金女大准备送她去美国深造时，张曼筠和李公朴在他们的婚礼上安排她和厉斯昭相识。

厉斯昭（1901—1984），江苏仪征人，跟李公朴同在沪江大学上学，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据谢纬鹏回忆，她和斯昭不是一见钟情，但是有默契，愿意进一步交往。当她父母知道此事后，便从汉口来到南京，住在金女大附近的陶古新村，观察并帮助她做出选择。他父亲看了斯昭写给她的信，对他的文笔非常满意，临回汉口时对她说，此人老实持重，诚恳忠实，青年英俊，毫无浮躁之气，有前途。纬鹏因见他拘谨，不潇洒，有些犹豫。但后来又交往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要求不应太过分。斯昭后来当了驻外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长，其交际能力不言而喻。他们在他去墨西哥使馆当秘书之前订了婚，约定等她两年后从金女大毕业时，去墨完婚。不料，其间纬鹏父亲去世，母亲需要侍奉，她接受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南京市会总干事职位。厉斯昭经外交部同意后，于1930年8月离开使馆，回到南京。10月他们在金女大礼堂结婚。

张曼筠结婚后的家离金陵女大很近，但她1929年初生了长女，而李公朴当时又在美国留学，她只好放弃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历。

张绍琎天生丽质、性格温雅，追求她的人很多。她在上海的一次舞会上遇到了留美毕业生陈次平（Hans Chun，1897—1994）。陈次平祖父是上海粤商陈可良（1830—1919），陈可良三子陈兆瑞（陈雪佳）在他去世后继承了太古轮船公司华人主管的职位，也是上海知名的粤商。陈次平是陈家同代人中有出息的一个。1918年，他加入上海精武会，20年代初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了企业管理。回国后先是遵照前辈建议加入家族船务事业，但不久便离开了陈家的传统行业，另辟蹊径。他同两位留美毕业生一起创办了永固造漆公司，开发优质国产油漆。陈次平踌躇满志，家庭背景深厚，但张绍琎的几位朋友都觉得他个子不高，相貌平平，配不上她。陈次平全力追求绍琎，每日等在中西女中的校门口，送给绍琎她最喜爱的食物。张绍琎为他的热情所打动。张绍琎在见陈次平的父母之前，特地学广东话，没想到她学的广东话陈家老小根本听不懂。他们于1928年在上海一座教堂结婚。

谢纬鹏事业心强，家庭事业两不误。她在上金女大之前就在南京女青年会工作过，在学校时又参加学生会和义务服务工作，如为学校附近的穷人做诊疗等。她在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在排外暴力的关键时刻（南京事件）勇敢机智，体现出她的领导才能。她在担任南京市会总干事期间先后生了长子鼎毅和长女玮龄，她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工作，曾提出辞职。但女青会为挽留她，将会所里为外籍干事所用的一座洋楼让给她全家享用，她得以继续兼顾家庭和事业。直到1934年次子鼎凯出生，她才辞去总干事一职。之后，她仍然在董事会服务，直到1937年南京失陷，随国民政府离开首都。

图6 谢纬鹏乘坐小推车下乡工作。

纬鹏在主持南京女青会的工作时，女青年会同宋美龄组织的1931年南京大水灾的抗灾救济工作密切合作。那时长子鼎毅刚出生两个月，但她身为南京水灾救济会总干事，日夜奔波，为灾民解难。她和女青年会的热忱服务得到了宋美龄的称赞。几年之后，抗战期间，宋美龄任命她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乡村组组长。开始时，她因有三个小孩、母亲也不在身边而婉言谢绝。但宋美龄告诉她，妇女指导委员会是借用求精中学城区的校址办公，有教员宿舍，可拨一小洋房为她家使用，而且在同一校园内的求精小学还在开课，她孩子的教育不成问题。宋美龄还安慰她，会帮助她安排下乡视察人员，不用她经常下乡。她为宋美龄的诚意所感动，全心全意地投入乡村工作中，训练和培养了大批女青年，她们活跃在四川的农村，宣传抗日，启发农民的觉悟，为抗战做出了贡献。1940年她刚生第四个孩子瑜龄不久，就开始工作，奶水不够，托朋友从香港购买的奶粉又因滇缅公路被封锁而无影无踪。她担心奶少是由于操劳过度，就向指导长宋美龄提出辞职。宋美龄问清原因后，马上给她两个星期的假，同时将她手头存有的十多磅奶粉送给她，并每日给她一瓶约十六两的鲜奶。宋美龄有一头母牛，每日都可挤出丰富的乳汁。纬鹏母亲多年帮助她照顾孩子，她跟婆婆相处的关系也很好，家庭的和睦和支持使她得以安心工作。

从1943年始，纬鹏随丈夫先后到加拿大、南非、多米尼加、哥伦比亚等国，协助丈夫的外交工作，直至丈夫1966年退休。

图7 1930年10月，谢纬鹏同厉斯昭结婚合影。图片由厉瑜龄提供。

张曼筠同李公朴结婚后，仍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经在上海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和女工识字夜校教书，家务和养育孩子大多有保姆协助。张曼筠的生活随着李公朴的民主事业而起伏动荡。

李公朴留学回国后，开始在黄仁霖主持下的励志社当干事，但不久就离开南京政界，创办全球通讯社，立志于影响国际舆论，特别是传播东北民众抗日消息。1932年春全家搬到上海，1932年出版《申报月刊》《申报年鉴》。李公朴曾对张曼筠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第二个女儿出生，李公朴给这个女孩取名叫“国男”。国男回忆说，她出生时正值“国家多难”之际，“难”与“男”是谐音，希望她像男儿一样将来为国效命。1933年大女儿谷生因病夭折，张曼筠受到极大打击。同年国男弟弟出生，李公朴给他取名叫“国友”，“友”是“为国担忧”的“忧”字的谐音。李公朴张曼筠在家里讲民主，据国男说，她和弟弟的姓是在入幼儿园报名时决定的。当时父母问她们愿意随父亲姓还是随母亲姓。国男表示愿意随母亲姓，弟弟表示愿意随父亲姓。父母就尊重他们两个小孩子的意见，定下了他们的姓名。张曼筠结婚后一直跟父母住一起，李公朴父母早逝，他作为过门女婿，对岳父、岳母极尽孝道。

图8 厉斯昭（右一）、张小楼（右二）、张曼筠（右三）、谢纬鹏（曼筠左侧）和金女大的朋友野餐。摄于1928—1929年。图片由厉瑜龄提供。

1938年11月，张曼筠随李公朴赴延安。在他们到达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到边区政府交际科招待所看望他们，临走时李公朴拿出张曼筠1937年的一本画册，请他给《长城》一画题字，毛泽东在画幅上题了旧作《清平乐·六盘山》。李公朴带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张曼筠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因她母亲病危回到重庆北碚。此时家里的生活困难，虽然谢纬鹏邀她去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但曼筠不愿同国民党有瓜葛，宁愿卖旧衣和开一家小书店度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家又到了云南，李公朴创立了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曼筠也在书屋工作。沈钧儒说，此时党派的裂痕已经日益显露，军事连遭挫折，物价飞涨，李公朴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不民主。抗战胜利后，李公朴代表昆明方面到重庆出席民盟大会，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他还与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沈钧儒和王造时说，李公朴眼见着内战的危机愈来愈深刻，反对的逆流愈来愈汹涌，他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也愈来愈积极。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在云南昆明遭暗杀。
李公朴殉难后，张曼筠偕子女回到上海，次年辗转香港。1948年秋，到达华北解放区。

张绍琎同她的好友谢纬鹏和张曼筠不同，她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一心为在上海商场上打拼的陈次平打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她和陈次平婚后没有住在陈家宅院，而是搬到公共租界自己单住。她们的长女Gladys 1929年出生，长子Jack Chun（陈正）1931年出生，七八年后二子Dan和小女Elaine（陈意兰）问世。张绍琎生活讲究，她虽然从不下厨，但可以清楚地告诉家厨每个菜的做法，品尝出每个菜的烹饪质量。

图9 20世纪50年代初，张绍琎（左）、谢纬鹏（中）和朋友摄于台北。图片由厉瑜龄提供。

20世纪初，中国各大城市所销售的油漆产品，清一色是洋牌洋货。康奈尔大学毕业后陈广顺先生曾在美国宣伟油漆公司（Sherwin-Williams）担任多年化学师，另一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沈慈辉曾在ACME漆厂和福特汽车公司油漆研究室工作。两位专业人才，加上精通工商管理和在上海商界有背景的陈次平，集资后，于1926年在上海丽园路（西门外斜桥）建起了永固造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国产油漆厂。陈广顺当技师，沈慈辉当经理，陈次平为协理。他们注册使用的产品商标为“长城”牌。“长城”名称，与时代的抗敌救国的情绪相呼应，也意味着永固不摧。

永固在起步时，国人倾心洋货。但几年后，永固油漆在质量上已可以同进口的相媲美，价格还比进口的便宜，加上陈次平以挽回利权外溢相号召，在提倡买国货和实业救国的风潮下，有效地推销了物美价廉的长城牌油漆。1930年，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永固在上海江湾路尘园路口900号建起钢筋水泥三层楼厂房。永固的规模和设备在国货工厂中名列前茅。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永固在江湾的厂房被日军炮火摧毁。当年底，永固在原地又建起更大的厂房。永固产品优质齐全，很快闪亮在汽车、轮船、火车、高楼大厦内外。“长城”牌油漆不仅在国内畅销，在广大爱国华侨的大力支持下，还远销至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等地。1936年初，永固公司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开设分厂，在劳合路62号也有办公场所。公司在1936年披露，工厂资本仅十二万元，但营业额总数平均每年四十到五十万元。永固在几大城市设有分销和发行所。经理沈慈辉是交通大学化学系教授，公司在成立十周年时还设立奖学金，奖励投考交通大学化学专业的优等生，并向各校赠送彩印油漆油墨制作过程图解，作为工业化学教材。永固的许多工程师都毕业于交通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永固造漆公司生产的各种油漆产品产销两旺，达到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1937年8月，永固江湾厂房再次被日军炮火炸毁。抗战胜利后，永固造漆公司除了恢复上海地区的日常生产外，还于1948年在台湾地区投资筹建永固造漆公司的分支机构。

1949年初，在陈次平母亲的督促下，全家人放弃了二十多年在上海建起的企业和积累的家产，去了台湾。Jack回忆说，他周末从清心中学回家，看见家里人忙里忙外，收拾东西。他母亲告诉他，一家人要外出旅游，但父亲还要帮朋友处理一些业务暂不去。Jack到了机场跟着家人登上了一架货机，看见机舱里放着他家的冰箱和钢琴，此时Jack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去旅游而是出逃。陈次平本来和朋友买了1月27日太平轮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的船票，但因没办完事，推迟到几周后坐飞机去台湾。他为帮助朋友而没上那条沉没在舟山群岛的船，成了他一生中的传奇之一。

永固油漆在陈次平和沈慈辉的精心打造下，在台湾再次成为各界享用的国产名牌。陈次平继承了祖父乐善好施的传统，在台湾资助了三个孤儿院，他曾任中国（台湾）美生总会（共济会）总会长。

图10 1933年8月，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届全会在沪江大学举行。这是参会的干事合影。第一排左二为谢纬鹏（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左边是邓裕志（全国协会劳工干事，后来曾任全国总干事），右边是单德馨（香港总干事）；第一排左一是蔡葵（编辑部干事，后来曾是全国总干事）；第二排右八是丁淑静（全国协会总干事，她是首位华人总干事）。图片来自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YWCA档案。

 

晚年生活

1949年后，当张曼筠在中国大陆的政协、人大、民盟等机构之间奔波时，谢纬鹏作为外交夫人往返于中国台湾和驻外机构之间，而张绍琎则在台湾相夫教子，业余时间弹古筝和画国画。

厉斯昭从事外交四十年，但廉洁奉公，退休时两袖清风，好在四个在美国的孩子情愿侍奉他们。他们住在离孩子家不远的公寓里。大儿子厉鼎毅（1931—2012），毕业于南非金山大学和西北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大儿媳吴修惠，与大儿子是西北大学同学，她是前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女儿。长女玮龄（1932—2018），在南非和中国台湾上的大学，获得西雅图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后，从事图书馆工作。次子鼎凯（1934—2018），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哈佛大学，他是研究酒瘾及酒精生化与遗传方面的医学教授。

小女瑜龄出生于日机对重庆轰炸最频繁的1940年。在纬鹏即将去乐山准备生产时，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张霭真（1900—1974）对她说，预祝你生个男孩。纬鹏答，我已经有两个男孩，现在只希望是个女孩。纬鹏当时忘了她曾和张霭真的约定。她怀上瑜龄时，抗战艰难，她想将胎儿做掉。张霭真同王世圻结婚多年，没有孩子。霭真对纬鹏说，替我保留吧。她和霭真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她们都曾在女青年会工作，当时又都在指导委员会工作，纬鹏欣然答应。生了瑜龄，纬鹏十分高兴，但霭真闷闷不乐。瑜龄满月之后，纬鹏觉得不能不守信用，就请霭真找奶妈，领养孩子。但张霭真说，这是你所盼望的孩子，还是由你抚育，我认她为干女儿，我们两家共同欣赏。这是瑜龄第一次当她母亲好友的干女儿。几十年之后，张绍琎的二女陈意兰在美国不幸遇难，瑜龄又成了张绍琎的干女儿。瑜龄于1962年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生物统计学硕士学位。瑜龄一直从事药物研究工作。70年代，瑜龄夫妇请她父母跟她们同住，老人帮助她带孩子，她也方便孝敬老人。

图11 1935年，张曼筠家老少三代摄于上海。前排左起依次为李国友（国男弟弟）、国男外婆、国男太婆（张小楼母）、国男、国男外公张小楼，后排左起依次为张曼筠、国男表哥张则孙、李公朴。图片由张国男提供。

纬鹏多年工作在外，家务有佣人，孩子也多靠保姆和幼稚园帮忙。她很少烹饪。退休后，开始学烹调，种花。加之她喜欢学习、写作，生活过得很充实。斯昭老年时又捡起来他多年无暇享受的下棋爱好，他也写了一些回忆录。纬鹏说她和斯昭虽然没有享受过花前月夜、诗情画意下的情人生涯，也未享受过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的乐趣，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失望。他们两人在事业和家庭上忙碌，为国家和家庭尽力完成他们的职责。

20世纪70年代，张绍琎夫妇移居美国，跟在美国学习工作的三个孩子团聚。Jack 195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当了建筑师。

张绍琎的小女陈意兰，聪明秀丽，性格奔放。不幸的是1972年，她在美国出海游玩时遇难，年仅三十三岁。她的大女儿1935年在上海因病夭折，在她七十二岁时，又失去一个女儿，悲痛欲绝。多亏对她一直关爱备至的陈次平帮她度过了生命的又一难关。张绍琎年迈体弱时，陈次平对她更是无微不至。

图12 20世纪60年代，陈意兰在美国。图片由Jack Chun 提供。

图13 1985年，陈次平（左）、谢纬鹏（中）和张绍琎摄于匹兹堡。图片由厉瑜龄提供。

谢纬鹏和张绍琎古稀之后在美国匹兹堡再次相遇，直到张绍琎1992年去世，她们一直保持联系。谢纬鹏、张绍琎在40年代末，便同张曼筠失去了联系。张曼筠于1975年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张曼筠的后代找到了谢纬鹏。当时，张曼筠的儿子李国友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来到斯坦福大学。这期间，他结识了谢纬鹏的大女婿戴盛虞。有一次，李国友在戴先生家看到了墙上挂的张小楼的国画，由此引出了上辈人的友情佳话。1995年，张国男和丈夫王健到美国洛杉矶看望二女儿期间，专程到匹兹堡看望九十五岁的谢纬鹏。思路清晰、炯炯有神的谢纬鹏见到张国男时说：“在南京时你才几个月大，现在你都有外孙女了。”

三位闺蜜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旅途中，饱尝了事业和家庭给她们带来的酸甜苦辣，活出了有滋有味的人生。她们是时代的宠儿和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