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片枫杨林，美丽如画的安徽歙县西溪南村出现在眼前。村里有一座正在修缮、尚未开放的古民居，精致的砖雕门楣上刻有“宝善堂”字样;两只倒立的石狮子，雄踞在大门两侧，尽职地拱卫着大宅院;楼门外墙呈八字形张开。导游说，古时官宦人家的府第才有这样的形制，就是俗话说的“衙门八字开”。

在楼的外墙上，有一个说明牌：

宝善堂

始建于明朝末年，为清状元黄思永的祖宅。黄思永，光绪六年(1880)状元，他建议国家发行证券，将民间闲散资金回归国库以增强国力，但未被采用，故弃官经商，成为整个北方商业的领袖人物。他心系百姓，捐资赠银，建桥铺路，施粥济民，受恩师翁同龢举荐，再次入朝为仕，担任“中国工艺商局”局长，并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股票——招信股票。毛主席曾亲切地称赞他是中国商业第一状元，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弃官经商的官员。此宅就是在他高中状元之后，在祖宅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而来。

图1 黄中慧（约1872—？）赠与周自齐的肖像，摄于1905年。据徐家宁先生考证，这张照片拍摄于青岛容彰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至少在1900年以前就营业了，留下不少老照片。

黄思永?想起来了，2006年，我曾在天涯论坛的“近代风云”栏目里以“惊见黄思永长子黄中慧的照片”为题发的一则短讯：“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大型图片集中收有一张黄中慧的照片，非常清晰，请有心人转告其后人。”2005年底这本书出版后，笔者对莫理循收藏的人物照片充满好奇，总想更多地了解照片主人公的生平事迹。黄中慧是其中之一。查阅了有关民国辞典，都没有查到此人，在网上寻觅，可看到不少有关黄思永的介绍，顺带提及他儿子黄中慧：“他努力学习，善于接受新思维和新事物，而且教育其子黄中慧学英文，学西方科学技术，并送黄中慧赴美国深造，黄中慧后成为他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其他皆语焉不详。莫理循收藏的黄中慧照片，看上去像是一位俊朗的戏曲小生(图1)，而所附信函的书法也颇有可观之处(图2)。于心不甘，想，如果能找到黄中慧的后人，就可以了解到黄中慧的更多信息吧，于是在互联网上发了上面这条消息。

十几年过去了，会不会有黄中慧新的信息呢?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发的这条消息呢?果然有些吉光片羽。有学者感叹，黄氏父子“堪称北方地区颇具代表性且富有影响力的绅商。然而既有研究对黄思永关注较少，其子黄中慧更湮没无闻。……关于黄氏父子生平的记述，散见于清末民初各野史笔记、杂著中”。神龙仍然现首不现尾。在有关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描述中得知：1901年，时年二十四岁的张静江在北京，与年长他五岁的黄中慧一见如故，即义结金兰。以此推测，黄中慧约生于1872年。

图2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卅日（1905年7月2日），黄中慧写信给中国驻美参赞周自齐，引荐莫理循。

 

黄中慧与“辛亥关东革命第一人”张榕

重读《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和《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对照沈嘉蔚先生对黄中慧做的简注：“黄中慧，赵尔巽(图3)幕僚，在1904年时署理度支部务，前湖南巡抚(1902—1904在任)。他与莫理循有一些通信。莫理循在日俄战争末期复黄中慧的一封信里，对中国人的反日言论作了激烈的反驳，为日本军事当局辩护。但在后来他改变了这种态度。”显然，沈嘉蔚先生也未查到黄中慧的资料，他采用的是《莫理循书信集》编者骆惠敏先生对黄中慧的注：“赵尔巽的幕僚，当时署理度支部务，前湖南巡抚。”研读有关资料后发现，这是误译，是赵尔巽署理度支部务(户部尚书)，并曾任湖南巡抚，而不是黄中慧。《莫理循书信集》中，收录了黄中慧1904年11月13日从北京工业讲习会致莫理循函一封，莫理循1904年11月16日、1905年5月29日回复黄中慧函两封。沈嘉蔚先生说的“莫理循在日俄战争末期复黄中慧的一封信里，对中国人的反日议论作了激烈的反驳，为日本军事当局辩护”，指的是1905年5月29日的这封。

图3 赵尔巽（1844—1927），辽宁铁岭人。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历任安徽、陕西按察使，甘肃、新疆、山西布政使，湖南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为袁世凯所封“嵩山四友”之一。

这封信的背景是，东北志士张榕在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1905年5月1日)写信给黄中慧，报告日俄战争后期东北的惨状、东北官僚的腐败及日本人所犯的罪行。这封信被黄中慧长期珍藏，附有马万里、吴景濂、梁漱溟、张继、李煜瀛等十五人题跋。黄中慧临终前将此信辗转给了张榕的姐姐张桂的养子秦诚志。1989年此信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是国家一级文物。

张榕，辽宁抚顺人。在青少年时，张榕目睹沙俄在东北的侵略暴行，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逐渐萌芽。1903年张榕赴北京，住在东单观音寺张家的至交世仁甫翰林家，到译文馆学习俄文。这期间，结识年长他十二岁的黄中慧。黄中慧精通英语、日语，曾游历日本和欧美，醉心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皇帝，他们志趣相投，成为忘年交。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榕弃学回乡，与热血青年在兴京(今辽宁新宾)、海龙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1905年7月下旬，张榕又回到北京，创办秘密刊物，鼓吹革命。结识吴樾，成为生死之交。1905年9月24日，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张榕在北京前门车站拟炸五大臣，吴樾当场牺牲，张榕逃跑后被捕。

张榕被捕后，世仁甫联合朝野的东北籍知名人士，共同奏请保赦。黄中慧电告直隶总督，愿以全家性命做担保。黄中慧又请父亲黄思永帮助解救。黄思永和太监总管李连英交好，用重金向李连英行贿。李连英跪求慈禧太后：“张榕是家里的孩子，是兴京人，年轻不懂事，请老佛爷恩典恩典吧!”得慈禧太后同意，将杀头罪改为叛逆罪“永久禁锢”。

张榕入狱不久，和典狱长王璋结成莫逆之交。1908年夏，王璋带着张榕越狱逃亡到日本。到东京后，张榕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为了不忘黄中慧、世仁甫的救命之恩，张榕易名黄仁葆。

1910年秋，张榕由东京返回大连，联络革命党人掌握的关外民军，准备武装起义。未及实行，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张榕立即从大连转入奉天，与咨议局局长吴景濂商议联合革命志士，逼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反正，宣告独立，未果。1912年1月23日，张榕被赵尔巽、张作霖合谋暗杀，时年二十八岁。孙中山在南京为张榕举行了盛大追悼会，称他为“辛亥关东革命第一人”。

张榕的一生，迅如火花。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他才二十岁，正是对生活充满各种幻想的年龄，却因外敌入侵，涂炭家园，他以青春和热血甘当反帝反封建的先锋。在日俄战争后期，1905年5月1日，他在给黄中慧的信中悲愤地写道：

弟至沈后未得一函，所寄他处之函件均为邮政送回，盖日军不准在沈华人与他处通信。机关滞碍奈何，奈何?而日人虐遇华人于斯，可见一斑。战地无公法，信然，信然!

沈垣风景大异从前，反不如俄军驻临之时，实为意料不及。日人骄气不可向迩。每日军人四处淫掠。有至军政署控告者，军政官裁判动云：“亡国之民何顾廉耻。”军政主官实为小山，小山专恃虐遇主义。奉天华官依然衮衮，无一人敢与争者。小山向人宣言“战地无公法，战地无交涉”。奉省官场夙善媚外，不亦从而言曰无公法，无交涉?哀哉，我东三省!哀哉，我中国!合东三省官场凌迟之不足以谢东三省之人也。

前奉人议开报馆，已为日军政署所阻，不讲情理。只云“不准开办”而已。

计由辽河至沈阳计九十里，沿途村落，半归一炬。一村中所幸存者仅数间破屋，炮弹或洞其壁，或摩其顶，其余都成瓦砾一片而已。……一路所见，除日工兵、日运车以外别无所有。最动目者，野犬数十争食之未收之死人死马之余骨。近沈城之停车场，火尚未熄，闻之有腥气。此中强俄，葬此不知凡几。惨矣哉!以此推之，当时之惨杀狂战实令人心悸。

…………

这封信近一千八百字，字字血泪，声声控诉。黄中慧抄录一份给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希望他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委托他将信交给日本驻华公使馆，以制止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径。莫理循将信交由巴克斯翻译成英文给他看。(图4)

图4  黄中慧赠与莫理循的肖像照
 

巴克斯，就是著有充满着“幻想的性生活”的《太后与我》、自诩是慈禧的英国小情人的那位。莫理循不懂中文，1899年在一次总税务司赫德的家庭酒会上认识了比自己年轻十一岁、会流利汉语的巴克斯，十分高兴，遂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巴克斯不仅为莫理循提供中文方面的情报，也替他将有关中文报刊、诏书等内容译成英文。莫理循对巴克斯多有依赖。但后来莫理循发现了巴克斯有惯于欺骗的一面，对他产生了厌恶。不知巴克斯的翻译是否真实、准确地表达了张榕的意思，莫理循看后，对张榕的言论恼羞成怒，极为不满。1905年5月29日，他武断粗暴地给黄中慧回复说：

我已经仔细地阅读了你非常好心让我看的奉天来信。这封信显然是由一个在奉天待了很短时间的人写来的，而且我相信此人非常愚昧无知、脾气也很暴躁。不论怎么讲我都信不过这封信中的话，它给人的一切感觉都是不真实的。由于日本人对往来信件进行些限制(这在军事上是绝对必要的问题)，你的通讯人员把这件事说成是日本人苛待中国人的一个例子，然而这是正当要求，是所有人，中国人以及外国人都必须服从的。

我决不相信放手让日本兵在这个城里奸淫掳掠的故事。我决不相信有人告状时，日本宪兵司令会说出“亡国之民已无羞辱之感”的话。

日本宪兵司令禁止在奉天筹办报纸，这是非常正确的。那个地方是在日本军事占领下，他们是那里的主人。

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有害的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写的。如果日本人发现他从奉天寄出了这样的信，而奉天目前正处于日本人的戒严令之下，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把他枪毙。

莫理循不但没有同情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战争涂炭，没有正视张榕所报告的现实，反而暴跳如雷，极力为日本人辩护。他明确告诉黄中慧，不会按他的要求，将信转给日本驻华公使馆，解释说：“因为那样只是有害而无利。务必请你原谅我这样给你写信，因为我以为作为你的朋友，你希望我告诉你实话而不是欺骗你。”

 

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何以如此失态?缘于他是这场战争的煽动者和鼓吹者。国际舆论界有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的说法。

1897年3月，莫里循抵达北京，正式入职《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7月至11月，他奉命接受报社的第一个采访任务就是赴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考察俄国铁路建设情况。当外界多数人都不知道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路线走向哪里时，莫理循已敏锐地发现了俄国人的野心，这条铁路的终点是中国的旅顺口(俄称亚瑟港)，俄国人想尽量把铁路往南延伸，把越来越多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国的领土相连接。

1898年3月5日，莫理循从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格德处得到情报，俄国向中国提出十分专横的要求：俄国必须享有旅顺口和大连湾的主权。为了能让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俄国驻华临时代办巴府罗富向李鸿章和张荫桓(总理衙门大臣)各行贿五十万两银子。莫理循立即写了一则电讯，刊发在7日的《泰晤士报》，题为“列强与中国俄国的要求”。而此时，英国政府还没醒悟，当天英国外交副国务大臣寇松在议会下院答复质询时却说：“我们没有收到足以证实这些消息的情报。”

1902年，英国和日本为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利益结成了“英日同盟”，旨在反对俄国在远东扩张，都想保护他们在中国东北的贸易垄断权，阻止俄国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扩张势力。莫理循站在英国的立场上，尤其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中国坐大。他说：“要知道，如果俄国被击败，俄国在亚洲的势力就会大大减小，同时英国的势力就会大大加强。”他只要有机会，就鼓励日本挑战俄国，就连他《泰晤士报》的上司都觉得他太过分了，一再降低他通讯稿中鼓吹战争的调子，引起他的强烈不满。在俄国外交界中，人人都对莫理循恨之入骨。他在1903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战争，我会哀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失败了。”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这一消息对莫理循来说是个大喜讯，他兴奋得几乎连字都写不出来了。

图5 乃木希典（1849—1912）。这张照片是日俄战争期间随军记者拍摄的。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这场战争中战死。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后，乃木与妻子一道剖腹殉死。

1905年1月2日，旅顺口被日军攻陷。莫理循作为推动日俄战争的有功之臣，应邀陪同乃木希典(图5)及其参谋部官员参加入城仪式。莫理循骑上高头大马，所有人都对他“满嘴恭维个不停”。他与乃木将军及其将领一起坐在十字台桌旁，一边享用着日本清酒、美食，一边观看焰火、化装剧表演，其中一个装扮成俄国军官，傻模傻样地跳舞出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1905年1月25日，他在《泰晤士报》刊发了长篇通讯《旅顺城内的见闻》，详细叙述了俄军投降后旅顺口的状况，极力美化日军“把火力对准了码头、港口中停泊的舰船，极少在建筑物上浪费弹药，显示了少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日本方面对他感恩戴德。他把俄军的投降刻画成世界上最丢脸的一次事件。当时有人说，这篇通讯改变了全欧洲对俄国的看法。在这篇通讯里，他觉得中国人并没有遭受战争的伤痛。他写道：“旅顺城里平民状况良好，完全不需要外界的同情怜悯。平民在战斗中受到的伤害不值一提……留在城里的很多中国人都说自己受到了良好周到的对待。”

可想而知，莫理循如果认可张榕报告的中国东北战后的情况，就等于自掌耳光。

在日俄战争后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日本毫无节制地发展霸权。罗斯福总统担心，打了胜仗后的日本“会骄傲得趾高气扬，转而反对我们”，他出面斡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召集和谈。1905年6月23日，《泰晤士报》电令莫理循赴美参加和会。所有人都认为这项任务是莫理循的荣耀，但莫理循心里却百般不乐意，他对上司说：“从我个人讲，我强烈反对在这个当口和谈，我认为总统的行动对于日本是‘干涉’和妨碍。……为什么要和平?我们从和平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在我看来，俄国败得越惨，它受的灾难越大，我们的地位会变得越好。”1905年7月3日，他离开北京时，许多外交界的显赫人物到车站给他送行，其中有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北京公使馆怀队司令官包沃上校、日本公使馆陆军武官青木上校等。

图6 1905年8月5日，罗斯福总统和日本天皇及俄国沙皇的特使在美国朴次茅斯海军“五月花”号军舰上。左起依次为：俄国首席谈判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及他的助手罗申男爵、罗斯福总统、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小村寿太郎男爵和他的助手高平公使。

在莫理循“随身带了许多介绍信”中，就有一封是他出发前一天，1905年7月2日，黄中慧写给清政府驻美参赞周自齐的引荐信(参见图2)：

芝簃仁兄大人阁下：

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至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能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为幸!

此颂轺安。

弟黄中慧顿首

五月卅日

同事诸君，特此致意。

“芝簃”是谁，长期是个谜。直到2016年周自齐的孙子周政先生发了一则博客：“据周氏族谱记载，祖父周自齐的表字是‘巽斋’，而大家熟知的‘子廙’是他的号。族谱上还记载了他的早期别号‘芝簃’，他在同文馆学习时使用过这个别号。”这才真相大白。周政先生猜测：周自齐与黄中慧可能曾是京师同文馆的同学，或周自齐从京师同文馆毕业后在总理衙门工作时与黄中慧有过交往。事实上，周自齐在美国时已经停止使用“芝簃”，开始使用其他的别号了。

关于莫理循的中文名，音译有多种，信中的“毛利生”即莫理循。

图7 1905年8月，美国朴次茅斯日俄和会期间合影。后排左一莫理循、左三美国记者塞缪·布雷斯，前排左四《泰晤士报》驻美国记者斯莫利、左五日本记者大西理平。

黄中慧在给周自齐信中称自己与莫理循是“至好”，可见他们的关系不一般。黄中慧写这信时，距给莫理循看张榕的信不过一个多月，黄中慧无疑是希望日俄和谈，还中国东北太平。

这封信未收入《莫理循书信集》，黄中慧的“近来小照”和信也没有交给“芝簃仁兄”，而保存在莫理循的图片档案里。也许莫理循压根没有去拜访周自齐，黄中慧寄希望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的莫理循“必能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的想法太天真了，中国人的诉求完全不在莫理循的考虑之列。1905年9月4日，他持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介绍信，拜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从交谈中他清楚地知道，是罗斯福向日本施加了很大压力，使日本放弃了战争赔偿，达成《朴次茅斯和约》，令莫理循非常失望。他希望和谈破裂，把俄国彻底打垮，和谈成功了，说明日本“彻头彻尾”地投降了。

1906年4月，莫理循从美国转道英国后回到中国，看到中国“新政”后的一些变化，及日本在道义上的失德和它对英国贸易的威胁，尤其是他到奉天考察后，实地感受到日军对东北人民的烧杀淫掠和野蛮的经济侵略，对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转向激烈地批评日本。他的上司十分惊讶他的“180度的大转弯”，鉴于英国和日本在1905年再次签订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就压制不准刊发他的新见解，令莫理循十分委屈和恼火。所以沈嘉蔚先生在黄中慧的注里说：莫理循“对中国人的反日言论作了激烈的反驳，为日本军事当局辩护。但在后来他改变了这种态度”。

 

“横槊登坛”黄中慧

能与莫理循成为“至好”，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在《老照片》第一三五辑中《德国人拍摄的胶济铁路》一文中写到了黄中慧事件：1905年4月30日，身穿洋装的山东道台黄中慧陪妻子坐胶济铁路头等车回青岛省亲。列车行至高密站时，德国人奥力虚站长误把他当作日本侦探，不由分辩，强行把他赶下车，交由几位兵士看押。当同车厢的人告诉站长，黄中慧是中国监司大员的真实身份后，奥力虚才发觉自己太冒失了，赶忙请黄中慧上车。黄中慧赌气：“就留在高密，不走了!”最后不得已，胶济铁路的总负责人、胶济铁路主要设计师锡乐巴出面对黄中慧进行安抚，并撤了奥力虚站长职务，这事才了。在1905年5月31日出版的《申报》，以《详记黄观察被火车站长殴辱事(山东)》为题报道了此事。观察，是清代对道台的别称。道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级官员。如此高官遭受洋人给予的奇耻大辱，青岛、上海还有其他城市的报纸也都争相登载了这一新闻并发表了评论。当时，全国正在掀起收回欧洲列强利权的运动，因此，这件事在社会各界反应极其强烈，也使黄中慧一时成了报纸的主角。

图8 《清近现代名人书法与辨伪》载黄中慧手书。

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册《清及近现代名人书法与辨伪》，内收有一帧没有上款，也不知何时黄中慧写给友人的信。(图8)编者辑有注：

黄中慧(清末至民国间)，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字秀伯，一字岫北。黄思永长子。以道员分直隶，尝居长庚幕。后曾任职于驻日使馆及驻美国纽约使署。驻美时期，曾频繁与汪康年通信，曾上驻美伍(廷芳)公使条陈小吕宋领事用人行政机宜电稿(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集)，与陈英士亦为莫逆交。1905年曾在《华北杂志》第六期发表《敬请中外同志预筹东三省善后策启》。著有《琴归室诗抄》不分卷，《琴归室七绝》一卷等。(图9)

图9 黄中慧用“琴归室”专用笺写的诗。日本学者西田养稼在1918年出版的《琴归室诗钞》序中夸说：“黄君秀伯少以神童闻，诗赋文章靡不擅场，尤以经学考据著于世。”

1905年10月1日《申报》有《长将军保举洋务人员赴伊犁(北京)》一文：“伊犁地方现在俄人觊觎交涉颇形棘手，长留守于二十六日奏调黄秀伯观察及陆观察随往襄办洋务。闻黄秀伯久任美国领事，陆观察亦在俄国充参赞官十有余年，可谓洋务得人矣。”

1905年，黄中慧才三十三岁，已经是“道台”“观察”了?黄中慧给莫理循的名片上的头衔也是Taotai(道台)，可是查了《清宫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并没有黄中慧的名字。笔者怀疑，会不会是黄中慧的富商老爹为他捐了个“候补道台”，为了避免解释起来麻烦，省略了“候补”二字?像张静江二十一岁时，其父以银十万两捐得二品候补道衔。1906年11月20日《申报》载：“新疆候补道黄中慧、江督武巡捕李炳寅、刑部主事王基磐前赴日本，来沪钟浚，由鄂至沪。”其中明确写有“候补道”。

戊戌年间，黄中慧与著名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汪康年多有通信。《汪康年师友书札》内收有黄中慧致汪康年信函12封。从信的内容可见，其虽然身处异国，却满满的家国情怀，热心国内各项维新事业。他对汪康年述说，随伍廷芳出使：“慧之辞亲远游，志在学业(本欲习律例引法于伍宪，故有美洲之行)，本非图名利，而家大人尤期望甚笃。临行嘱曰，须时时以君国为念，万勿为一家一身计”。其间“遍历长崎、神户、横滨、东京等区，默察其勃兴之故，又繇金山、锡加沽、华盛顿、纽约克，跨海而东拂英岛，经法都，天下显闻之国，阅过其半。”得以开眼看世界，体会各国兴衰大势。

图10 黄中慧收藏“定平一百”泉笵拓本。上有马家桐题跋，称“月川老哥。示黄秀伯观察藏定平泉笵拓本因记”。

黄中慧的父亲黄思永因喜谈洋务而被诬“通夷”被拘禁，后因八国联军入城，从狱中出逃，黄中慧亦因义和团运动爆发，从秘鲁告假回京。父子二人有感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满目疮痍，流民失所，为赈济贫民，开振实业之风气，倡设北京善后工艺局。黄中慧在辛丑年五月二十九日(1901年7月14日)给庆亲王奕劻的《倡议北京善后工艺局说贴》中报告：

联军入京，四民失业。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一载于兹，殊堪浩叹。洋兵未退，有所慴伏，犹且抢案叠出，几于无日无之。将来联军全撤，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今欲地方安静，必先为若辈筹其生路，然后继以峻法，使之进有所图，退有所畏。善后之策，如斯而已。兹谨拟工艺局章程若干条，防患未形，寓养于教，是否有当，伏乞。

并拟附了《北京工艺局创办章程》，共十六条，明确了开办工艺局的意义、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资金来源、发展前景等。黄中慧的这个说帖成了晚清十年间各地掀起创办工艺局所浪潮的开端。北京工艺局开办后，由黄思永任总董(Director General)，黄中慧任监督(Director)，地址设在北京琉璃厂。

北京工艺局“兼采西法又辅以报馆学堂则民智易开”，还办了北方地区第一份白话旬刊杂志《京话报》，黄中慧任主编。设论说、中外新闻、海外拾遗等门类。提倡白话，鼓吹变法自强。自言创办宗旨为“开民智，消隐惠。只用京中白话，将紧要时事，确实新闻，择其于国计民生有所关綮者，著为论说，演得明白晓畅……以期引人入胜，而劝化感格于无形之中”。可惜这本杂志1901年9月创刊，11月便停刊了，只出了六期。在创刊号中《论创办这〈京话报〉的缘故》，黄中慧说：

试问咱们中国四万万人，这里头哪一个不是咱们大清国的百姓?既作了咱们大清的百姓，可就要知道这忠君爱国的四个字怎么讲。你们大家伙想想，咱们太后同皇上，现在到了陕西，吃也没(读作灭)有好的，穿也没有好的，为了这些百姓惹下这么大的乱子，带累他们母子二位。吃了多少的苦，呕了多少的气，还(读作孩)要替人家赔钱赔礼。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不是咧。我告诉你们说吧。咱们从前跟洋人打仗，打的不是一回，都可以说是洋人的不好，来欺负咱们。惟独这回子的错，却是都在这边了……

像老太太一样唠唠叨叨，可谓苦口婆心，不忘“忠君爱国”。

图11 1924年在南京，黄中慧的妹妹黄中纯（前排右三）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一为其当体育老师的丈夫冯公智，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家人多数身着新派洋装，气度非凡。

《莫理循书信集》中收录的黄中慧1904年11月13日从“北京工业讲习会”致莫理循函，据核“北京工业讲习会”英文为Peking Industrial Institute，应译为“北京工艺局”。黄中慧给莫理循的名片上的地址亦是Director of the Peking Industrial Institute——北京琉璃厂工艺局。当时黄中慧为户部尚书赵尔巽的幕僚，代其向莫理循求教：“亲爱的莫理循博士：顷奉大札，当即将台端忠告面陈赵尔巽大人。赵大人迅即决定放弃阁下未予赞同之计划。惟此间需款孔急，熟筹良策以补朝廷匮乏，实为重要。敢烦阁下设法襄助。赵大人伫候复音。黄中慧拜上。”莫理循于1904年11月16日回了一封长信，很耐心地回答了他为何“谴责采取大量发行有奖债券的办法来改进中国岁入的意见”。莫理循在信中还说：“在中国，发展的机会是不可限量的。矿藏、铁路、公路、水路实际上全都没有开发。中国的货币是世界上最笨重又不便于使用的。”他们在信中讨论的都是高大上的国家财政大事。

笔者2006年在“天涯”上发的消息，还真引起了黄思永家族人的注意，有人写了博客，笔者联系上了博主冯力先生。得知：黄思永有六儿六女。原配夫人金氏生三男三女，继室(不知姓氏)生三男三女。黄中慧为长子。黄中慧同父异母的妹妹黄中纯的外孙子冯力先生致力于收集整理黄思永的族谱，可是仅查到黄思永六个儿女的名字。黄中纯在女儿(即冯力的母亲)十三岁时就去世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家人对家世闭口不谈，唯恐引起灾难。关于黄中慧这一支，完全失去联系，下落不明。家里的老照片也悉数销毁。仅存的一张黄中纯年轻时和家人合影的底片，也被涂上墨汁。喜爱摄影的冯力先生细心擦去墨迹，重新冲洗照片，才见到真容(图11)。笔者还试图向辽宁省博物馆了解张榕给黄中慧信的收藏经过，寻找黄中慧信息，但因单位人事更迭，时间久远，已不知情了。

2020年2月18日知乎网发布一条没有句读的黄中慧小传，“求大神帮忙断句”，网友“冷眼看世界”很认真地跟帖，断句如下：

黄中慧，字秀伯，年四十二岁，江苏江宁县人。分省补用道，历充出使西班牙马得力随员，美国纽约华盛顿随员，考察美国各埠工商制造委员，阿蒙夏等处赴会随员，秘鲁国利马兼嘉理约正领事官，钦差庚子议约全权大臣庆亲王随员。蒙论入府当差，辛丑约成，力辞保案。蒙王特保道员。庚子九月，独力创办《北京新闻汇报》。辛丑，独力创办《京话报》。北京工艺商局创办人，热心公益，见义勇为，精英国语言文字。

这是笔者目前看到有关黄中慧最全面的介绍了，不知出自哪本典籍。“年四十二岁”，大概是1914年，仍是“补用道”还没有转正。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黄中慧送了挽联：“血肉相搏，我不如君，竟成谶语;樽俎折冲，世无知己，谁复欢迎”;1927年李大钊遇害，黄中慧也送挽联：“求仁得仁，公应无憾;以暴易暴，吾谁与归”。黄中慧与这些革命先烈有何交集?仍是个谜。

黄中慧在历史的波涛中时隐时现，他的每一条履历都折射出时代的光芒。

 

(感谢北京社科院窦坤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北京大学陈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涂秀虹教授、福建教育出版社杨桂丽编审、黄中慧的亲属冯力先生对本文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