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自中国打开国门，这个神秘的国度便为世界所关注。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使得中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各路洋人前来。天主教会也派出数量众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不仅用眼睛观察中国，有些神甫还用相机记录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国天主教神甫梅荫华（Michel De Maynard）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所保留下的图片可称记录中国沧桑巨变的珍贵史料。

图1 入乡随俗的梅荫华。摄于1906年。

 

关注社会底层的摄影师

梅荫华1877年5月13日出生于法国波尔多教区的罗蒙特（Lormont）。1895年加入法国天主教方济各会，1902年被任命为神甫，1903年来到中国山东天主教东界教区（1924年更名为芝罘代牧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作为立志成为传教士的年轻人，他思想早熟，读着先辈的传记，内心充满对中国的向往。梅荫华到达山东时正值二十六岁，首先面临着与所有到达中国的教士相同的语言难关，在刻苦学习八九个月之后，他便开始用带有山东味道的官话与人交流。在山东生活三年之后，他请人为自己拍摄了一张全身照：身材略显瘦弱的他坐在中式圈椅内，一副胶东乡绅打扮，瓜皮帽、棉袍、白袜、黑布鞋，从穿着上看，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他对自己带有诗意的中文名字很是得意，还专门为自己的名片拍了张特写照片。在乡间传教时，他拍摄三个洋传教士躺在北方土炕的照片，想必是等有朝一日回到法国时，此片可作为他们“深入群众、开展工作”的影像佐证吧。在山东，除了为东界教区的同事拍摄合影外，他“街拍”锁定的目标皆为胶东社会底层的人，像芝罘（烟台）海边推车的苦力、街头叫卖水果的商贩，威海河边洗衣的村姑、洋房边种地的农民、平房前织布的匠人、骑驴赶路的乡人……梅荫华在芝罘待了八年时间，目前所能看到的三十多张照片中，有多张照片的版权被发行明信片的日本中山商社（Nakayama）所购买。

图2 梅荫华(后排右二）与官员合影。

图3 官员出行的摆拍照

 

游走中国大地的“自由摄影师”

目前无法知晓梅神甫在宣教方面的成绩，如果从他所拍摄的照片中研读，他更像是某个特约机构的自由摄影师。图片显示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现在无从考证梅荫华前往北京的确切时间，他1903年来到中国时，慈禧和光绪皇帝已从西安回銮，不知他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紫禁城拍照的。他拍摄了太和殿前长着荒草的紫禁城、箭楼被火焚烧过的正阳门（他本人标注为德胜门）和玉带桥边冷清的颐和园（他本人标注为圆明园）。连绵不绝的长城带给梅荫华极大的震撼，他在说明中写道：“这是两千年前的建筑，有六百公里长。”向北他走到了山海关。他还乘坐帆船下江南，江南人雅致的生活吸引着他的目光，他将照片的焦点放在江南人考究的生活细节上，通过明显的摆拍，再现床榻读书、吸食鸦片、紫檀桌边进食、吹箫、对弈的场景。1911年，梅荫华在回到法国进行短暂的休整之后，得到了陕西教区的任命。他准备了充足的摄影耗材，计划在中国这片历史最古老的土地上，进行一次深度的社会考察摄影。

图4 上流社会的官绅合影

图5 抱着孩子的年轻父亲

 

陕西影像纪实恰逢辛亥革命

清末民初的摄影旅行，绝对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出行，而是一场艰苦跋涉的历程。在梅荫华陕西雇用车辆的合同（1912年8月29日）中显示，济南到西安的单程运费即需耗费纹银三十一两。他只身前往陕西上任，需要雇用两辆车运送行李，估计他仍使用笨重的湿版摄影设备、遮光帐篷、支架、玻璃底片等器材，才会造成行李如此臃肿笨重。百年前的摄影旅行绝对是场“烧钱”的奢华之举。

1911年6月12日（清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梅荫华获得由法国公使签发的赴陕西的护照。从沿海到西安的漫长旅途，即使乘坐木轮的交通工具，心情迫切的他也在当月就赶到了西安。他马不停蹄地拍摄西安府皇家部队的士兵、部队大规模的演练等照片。在抵达西安的四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而他整个影集中近半数的一百余幅照片都是在起义爆发前一百多天拍摄完成的。在他的百日摄影活动中，日程如此之满、效率如此之高，这样的节奏，不像去西安宣教，倒似一位手握满满订单的职业摄影师，每天忙碌地为各类预约客户服务。他受邀拍摄各兵种的演练、军乐团演奏、西安军事学堂毕业合影等系列官方样板照片，记录了这个庞大帝国最后时刻的些许微光。同时，他还为官员和近五十个家庭拍摄了情景各异的个人、全家福照片。梅荫华初到异国他乡，即迅速与当地满族官绅建立良好的联系，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为其拍照，一方面有西安的教会人员为之牵线搭桥，同时也说明他具有高超的亲和力、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也许那段时间西安刮起了“梅旋风”，达官贵人以能请到梅师傅为其拍照，作为可以炫耀的谈资。百年前的摄影工作，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准备布景、道具，与被摄影人现场沟通互动，样样都不轻松简单，事事皆需亲力亲为。拥有广泛的旅行和社会活动经验的梅荫华，对中国人情世故的理解远远超出其他同期抵达中国进行商业拍摄的摄影师，在拍摄那些第一次面对相机镜头的男女老幼时，梅荫华能营造出良好的拍照氛围，照片中的人物虽内敛矜持，表情却平静放松，连以往照片中官员面对镜头充满怀疑的眼神，此刻也变得颇为坦然从容。

图6 儿童合影

图7 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武昌起义爆发后，西安的秦陇复汉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了西安城内的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由于起义军成员多为会党人员，交战中对满族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梅荫华没有像新闻记者那样现场记录“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瞬间，他事后拍摄了五张颓垣破瓦的满城、剪除发辫的行动及部分胜利者的合影。起义发生之后，他拍摄的照片数量明显减少。在一张起义军合影说明中，他写道：“曾经的皇家部队，现变成革命军。”作为摄影师的他未曾料到，这场势不可挡的革命，不仅终止了照片中人物的平静生活，而且把他们推向了残酷的命运终点。

或许是西安杀戮事件所带来的刺激，让梅荫华提前终止了在陕西的工作。他向“中华民国秦省”提出前往山东烟台的申请，当局在1912年8月20日给予批准，这与梅荫华护照申请批准入陕的时间，相隔了四百三十六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历了千年帝国体制的转变，从风花雪月到血雨腥风，这一切给了这位充满博爱和友善的异国人强烈的心灵冲击。

图8 四世同堂的全家福

图9 读书人的摆拍照

图10 新式学堂的两位年轻教员

 

心态“平和”的摄影师

现在可见梅荫华影集中照片的数量为二百三十张，他为照片所编写的序号达到510，另有九张照片编号为空白，依此判断，梅荫华的照片应超过五百一十九张照片（笔者收藏有梅荫华在山东东界教区拍摄的教士合影）。据查，天主教方济各会档案中存有梅神甫拍摄的五百八十五张照片。以此推算，他可以算作摄影湿版年代的高产者。他细心地在每一张照片下方贴上白纸，以便填写说明，也许是因为整理图片时距离拍摄时间过长，也许是对于拍摄细节的记忆有些模糊，如辛亥革命之后拍摄西安的照片，他只是笼统地在说明上写着“1911—1912”的字样。影集中仅仅有六十七张照片带有手写的法语说明，其余绝大部分照片缺乏时间、地点、人物姓名等关键节点信息，这也成为梅氏照片中最大遗憾之处。

早期来华的摄影师在拍摄时，会被人当作行摄魂之术而遭到攻击。1910年的国人，面对摄影这一洋玩意，已不再排斥和恐惧，更多是充满了好奇。不同于某些志在营利的商业摄影师，单纯为迎合西方公众购买兴趣，喜欢追逐酷刑、砍头、乞丐等“中国元素”。梅荫华抱着平和的心态记录他的所见所闻，他更在意被拍照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他拍摄的对象涵盖中国各个阶层人物，教士修女、天主教徒、僧人道士、在校师生、大清官员、官员眷属、京剧演员、贩夫、乞丐、犯人。连外国摄影师甚少关注的普通农民，也多次在他的镜头中留下了身影。梅神甫拍摄的二十张旅游建筑风光照片中，既有残破的黄帝陵、皇陵、寺庙道观，更有教会颇为忌讳的本土宗教偶像。他拍摄的照片没有刻意体现近景、远景的构图，专业性虽略显不足，而对人物的细致刻画，使静态的照片被赋予了几分生动的美感。

图11 残破的黄帝陵

图12 芝罘的水果商贩

 

清末民初天主教摄影的时代背景

清末民初的中国一直吸引着欧洲人研究的目光。围绕中国内容的插画、照片充斥着当时的报刊媒体。以天主教的《天主教任务》（Missions Catholique）期刊为例，有关中国的图片占全年图片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901年为14.2%、1906年5%，1911年25.3%、1912年25.4%，1925年14.8%。1911—1912年因为辛亥革命、剪除发辫等新闻事件，欧洲对中国的关注达到高峰。

摄影对传教士来讲，是教学、医学、建筑学之外，提倡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档案记录显示，像梅荫华一样承担业余摄影任务的传教士就达一百四十九人之多。这些摄影师既要为本教区和欧洲教会报刊撰写稿件，还要将洗好的照片定期寄往欧洲。寄回欧洲的照片被制作为宗教题材明信片广为印刷、销售，以标榜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便于募集更多的善款支持。在天主教方济各会档案中至今保存的八十张芝罘照片、一百四十三张山东其他地区的照片，不知其中有多少是梅荫华所拍摄的？

作为非著名摄影人士的梅荫华，在仅见的相关信息里他的生平语焉不详，仅有寥寥几行文字，简历收官定格在陕西1911—1912年。1912年他离陕赴鲁后，便难以在历史档案中觅其行踪，更无法得知其归宿。他纯属个人自发性的摄影，却带有社会学观察的视角，为转折时期的中国保留了精彩的历史瞬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图13 芝罘的街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