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全国范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50周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我们感慨万千。

1963年，我考入天津市南开中学初中。南开中学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市重点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时，正赶上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68年9月，我们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通辽县庆和公社利民大队（原帮统店大队）插队落户。同时插队的除了我们南开中学的十几名男生外，还有十几名女三中的女生，我们成立了第一集体户。庆和公社是离通辽县城最远的一个公社，我们利民大队又是全公社离县城最偏远的一个大队，到县城要走90里土路，坐马车要整整走一天，而且当时我们村和全公社都没有通电。

刚到农村时，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还是热情高涨的，真心实意想在农村干一辈子。领导对知识青年的要求是：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阶级斗争的战斗员，生产斗争的突击员，科学种田的实验员，文教卫生的普及员；并提出要过三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我们这个集体户曾多次被评为县和盟的先进集体，还荣获过“吉林省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的称号（当时通辽县一度划归吉林省管辖），这是知识青年先进集体的最高荣誉称号。

我在上中学时就会照相洗相。插队后不久，看到农村新鲜的风土人情，就萌生了给大家照相的念头。于是写信给妈妈，妈妈很支持我的想法，花120元钱给我买了一架上海203型相机，托回津办事的同集体户知青给我带了来。当时这是国产120旁轴取景式相机里最好的一种，在那时是全公社知青乃至社员干部手里唯一的一架照相机，于是我就有了在农村搞摄影的那一段情结。

由于我们村离县城太远，交通不便，无法把胶卷送到县城照相馆去洗印，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自己冲卷印相。当时的摄影冲洗配方，我手抄了好几本，又从天津买来洗相用的各种化学药品。正规配药需要天平和量杯，在农村没有这个条件，我先自制了两杆小秤，一杆称量为3克，一杆称量为40克。制作量杯时我动了点脑子，本来在市里，找一个量杯，把不同容积的水倒到自制的瓶子里，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可是村里根本找不到量杯。我找了一只广口瓶，在瓶侧贴上了一张纸条，根据我中学里学过的知识，水的容重为每毫升1克，我用秤先秤出空瓶的重量，再往瓶里加水，秤出水的重量，这样就折算出了水的容量，制成一个500毫升的量瓶。冲胶卷时没有显影罐，就用三个大碗分别盛显影液、定影液和水，当然温度计是必不可少的。冲卷时的绿灯采用两层剪成圆形的绿塑料片加在手电筒前头，用闹钟定时。

最麻烦的是制作曝光箱。因为我们村没通电，市里卖的使用220伏灯泡的曝光箱根本没法用。自制曝光箱，一是尺寸要合适，我只印制6厘米×6厘米的照片，所以曝光箱可以做成小型的；二是发出的光线要匀，我设计了四只2.5伏的手电筒小电珠和一只放在红色塑料瓶里的小电珠做红灯，这样远比采用一只白光灯光线匀得多。开始时供电是用干电池，后来使用拖拉机用下来的旧电瓶。这些小经验、小发明，有些后来我写成短文，发表在《大众摄影》等杂志上。

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努力，我得以给知青和社员干部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下了那段特殊的历史。当地老乡曾传说，照相会吸走人身上的血脉，因此不敢照相，随着我的摄影活动，这种说法也不攻自破了。这次发表的都是我们集体户知青劳动、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从中可以看到当年知青们虔诚的目光和青春焕发的面孔。当年火热的生活场景，现在已成为历史的瞬间。

1974年，我选调回津上学。回津后，我继续在摄影道路上前行。我参加了首届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的学习，并先后加入了天津市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从“游击队”成了“正规军”。这些老照片，我一直珍藏着。我在农村整整生活了六年，深深地了解知青们内心的欢乐与痛苦，这段生活让我终身魂牵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