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友善的左邻右舍

1939年秋，日寇占领北平已两年多。我爸爸邓广铭应傅斯年先生之召，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图1是爸爸离开北平之前，在我家住的西直门南大安胡同四号院西屋外，搂着姐姐和我，由妈妈照的。

那时爸爸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妈妈窦珍茹（字振鲁）是扶轮小学的老师，房东陈太太的大儿子正在读大学，这几个文化水平高的人，在四号院里都很受尊敬。

 

图1 父亲搂着我和姐姐。摄于1939年夏。

 

图2 房东陈太太全家。左后是陈太太，幼儿是陈老六。摄于1935年。

 

房东陈太太和她的几个孩子（图2），以及住外院的呼永香大哥大嫂，对我家都很友善。爸爸离开北平后，妈妈辞职在家照看我和姐姐，邻里对我们更加关切。

图3是邻居李先生带着我和他女儿李丽霞，去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身）游玩时拍的。那时我和丽霞在北魏胡同幼稚园（幼儿园）上大班。1941年春天，在北平泰庙北树林内，曾举办过一种异样的赛跑活动，规则是：由男家长带着自己的学前小孩儿，用三条腿（即一人的左腿和另一人的右腿要捆在一起）跑。李先生说我爸爸出远门儿了，应该由他带着我跑，而他自己的女儿却让他的朋友带着跑。结果我们组跑了第四，还有奖品，丽霞他们没有进前十，没得奖。

图4是1940年，呼永香大嫂带着姐姐和我，还有她的三个儿子（小名分别是大仁、二仁、三仁）等到颐和园游玩。不久，他们搬到西直门外住，我们也常去和他们一同包饺子。

 

图3 我和同学李丽霞（左）在万牲园（动物园）合影。摄于1940年4月6日。

五年后，我由四川往回走，又碰见她了，她当时在一所私立中学念书。

 

图4 五岁左右时在颐和园万寿山。

站立者是姐姐，三个坐着的男孩叫“大仁”“二仁”“三仁”，

后面坐着的是他们的妈妈，我叫她呼大嫂子。摄于1940年秋。

 

这年秋后，呼大嫂还请我们到北平南口（村）她娘家住了一天。我在村里第一次看到老玉米垛。我妈指着玉米垛告诉我，咱们吃的棒子面粥和窝头用的玉米面，都是用老玉米磨出来的。

呼家父子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解放后，我们到木樨地的铁路职工宿舍看望他们，两家亲热如初。他的二儿子（也就是“二仁”），是“毛泽东号”机车司机，劳动模范。

1941年秋天，我没满六周岁就读小学一年级了。去学校要从半壁街西口走到东口，再向南拐，当时觉得离家挺远。姐姐邓可茵和我都在南草厂小学读书，我俩一同上下学。一年后姐姐上师大女附中读中学去了，我一个人走路上下学妈妈不放心。四号院房东陈太太知道后，就叫她的小儿子陈老六（大名陈康伯）每天早上叫着我（我家搬到他家北边的葱店胡同一号之后，也照样过来叫我），和我一同上学。为这妈妈非常感念陈太太。

 

图5 七岁时的陈老六。摄于1941年。

 

南草厂小学

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关老师，又严厉又慈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下课了，同学们吵吵嚷嚷地出了教室，关老师却说你们先别玩儿，叫我们跟着她到大操场南墙边的厕所那里去。她很快走到了前头，回身伸右手对男生们说，你们去这边男厕所，伸左手让女生去女厕所，她是怕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小毛孩子进错门。现在想来，到哪里找这样慈祥的老师啊！

她批改作业非常仔细，遇有错字就要我再写几遍，看到老师那批写在作业本上工整的字，我没法儿不努力改错。关老师见我写字有进步，又在作业本上给我批上“好”或“甲”，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

 

图6 我和姐姐在北海公园留影。姐姐十岁，我五岁半。

当时我在上幼稚园，穿了件右上角有特殊符号的背心。摄于1941年早春。

 

图7 2018年11月，陈康伯夫妇看看望我姐姐（左二）。他从英语教师岗位退休。

我们两家的兄弟姐妹们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温馨的联系。

 

图8 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关老师带我们秋游。摄于1941年秋。

 

教室里的卫生，由学生自己打扫（不包括冬季取暖的煤球炉），下午下课后各小组轮流做值日。一次我做值日时，与同学在课桌间来回打闹着玩儿，直到关老师来锁门了我们还没做完。第二天下午关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低声训我：“邓可葆，别以为自己功课好就贪玩儿，不好好做值日。做什么事都要专心。做值日、扫地、擦桌子，干这点事你都不专心，不负责，长大了你也‘成不了器’，能干什么？”那时我虽然才六岁，可是我懵懵懂懂地听进去了，越往后越懂得这“训话”的分量。图8是关老师带着我们去春游，我站在她的右手前面。

南草厂小学是个老学校，专业齐全，教师们都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一排排树阴下整齐的教室，开阔的大操场，诱人的音乐课课堂，还有那几棵漂亮的海棠树……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图9 南草厂小学二年级班主任汪老师和我们合影。

前右是强含芬，中间是李丽霞。摄于1942年初秋。

 

图10 小学女生与体育老师的合影。摄于1942年初秋。

 

汪老师是我二年级的班主任，年轻、漂亮。图9、图10是1942年初秋，汪老师正在学校前院与体育老师们说话，看见我们就一同照了两张相。照完相我和汪老师往后院教室走。汪老师对我说：“刚才老师们都在嘀咕：从下学期开始，北平的学校都要派（驻）日本教官，学生都要学日本话，这书可怎么教啊……”

放学回到家，我就把汪老师的话告诉妈妈了。妈妈沉思无语。我知道从这时开始，她已决心带我们离开北平去大后方找爸爸（1943年初我爸已离开昆明李庄，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教书）。

让人动容的是，1957年妈妈和我七岁的小妹妹邓小南，走在北京西直门新街口时，对面一位中年妇女竟对着她俩大声叫：“邓可葆，邓可葆！我是汪老师！”离别十四年，汪老师竟把我七岁的小妹妹当成我了！她心里一定总在想念我。第二天，我和姐姐就赶紧到新街口前工用库胡同去看望了汪老师……

 

图11 全家福。此时小妹妹邓小南刚刚七岁半。摄于1958年元月。

 

抗日志士万淑先

1942年春天，我家搬到四号院北面的葱店胡同一号三间小北房。一天，来了一位女客人，山东人，是妈妈济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叫万淑先（图12），要住在我家。妈妈安排她和姐姐住西屋。她漂亮洒脱，烫头，还描眉，对我和姐姐很慈爱。可是我们白天上学，只有晚上能见到她，有时她回来很晚，我们都睡了。万姨喜欢唱京戏，曾带我们在西单长安剧院看黄玉华演的《霸王别姬》，回到家就教我和姐姐唱《霸王别姬》里的“南梆子”：“看大王……”还要我用小夹被当作虞姬的斗篷，教我学习走台步，非常快乐。

 

图12 万淑先

 

这年暑假，有一天万姨领着我去东单三条，进三条西口不远，从路南一个小门进去，里面竟是位日本人在等她。屋里两侧都有桌子，就像我们南草厂小学关老师的办公室似的。那日本人给了我一支笔和纸，让我去画画儿。我从前没见过这种笔（上学画画用蜡笔，便宜），是两头修好的红蓝铅笔。离开时，他说这笔送给我了。万姨与那日本人说话声音都很小，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完全没留意。

1942年秋，我已上二年级。快入冬了，盼着和万姨一块儿过年。不料，一天傍晚还没吃完饭，突然掀棉门帘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现在说就是片儿警），他把我妈妈叫到东屋，说了几句就急匆匆掀帘子出去了。妈妈紧跟着从东屋出来对万姨说，他（指警察）得了信儿，日本人要抓你，他叫你快走。啊啊！一片寂静。万姨立刻回身进西屋，一转眼就提着她的小箱子出来了。我表舅许和五站起来要送她，万姨摆手说，谁都不能送，我自己去前门（火车站）。说罢掀帘子就走，真像个女侠！

万姨走后，妈妈对和五舅说，知道她是“后方”派过来的，现在匆匆走了，也不知到哪儿去，是去山北还是去后方？我当时知道北平有香山，她要从香山往北走？之前还有一次，妈妈与和五舅一起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气愤地说苏联与日本“拖鞋”了。两个国家怎么“拖鞋”？我莫名其妙，不懂。长大后明白了“山北”是“陕北”，“拖鞋”是“妥协”。妈妈对苏联竟与日本在1941年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非常不满，认为对日本妥协是出卖了中国。后来万姨曾托人带信儿来，她在前门坐火车离开北平了。

1946年8月，我们回到北平后，曾多方打听万姨的下落，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逃难的路上

日寇对北平的残酷统治日甚一日。老百姓被规定要吃“混合面”，这是一种极劣质的“面粉”，用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橡树籽等数十种杂料混合而成，糠秕、皮壳、豆饼是主要成分，有点杂粮也是腐霉变质的。真正的粮食全被掠夺去供给日寇军用。爸妈对日本教官进学校非常痛恨。再加上之前日寇侵占香港掐断了我爸给我们“汇兑”生活费的渠道，我家再无生活来源。因此妈妈决定尽快离开北平。

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物件——那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当盘缠。1943年1月初，学校还没放寒假，全家四人（妈妈、表舅许和五、姐姐和我）就离开北平“逃难”上路了。目的地是去重庆找爸爸，途中要经过山东、河南、陕西，再到四川的重庆。没想到在路上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

在商丘通过封锁线

从北平到徐州，再向西到商丘，全已被日寇侵占，但是还通火车。我小姨窦振明在济南火车站站台等到我们，从车窗递进来一个大书包，里面是热腾腾的包子。

当时日寇正在郑州附近向南侵略，中国军队在郑州以南组织抵抗。为了躲避战事，我们必须在商丘下火车，走到漯河，再走到洛阳，从洛阳向西就是“大后方”了。从华北去后方逃难，在河南境内这是条比较安全的路线。没想到在商丘竟同时有几家人下车，他们也都是逃难的。出站后，大家分散在路边的杂树丛里，躲过了一小队巡逻的日本骑兵。再往前走，就是中国军队的封锁线关卡，要依次盘查行李、搜身。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红苹果，那位年轻的士兵拿到手里吓了一跳，立刻扔到地上，厉声问：“这是什么？！”妈妈迅速跨了一大步站到我身前，挡着我对他说：“这是苹果，水果，好吃。”并随手捡起地上的，又拿出我小背包里另一个苹果，全放在他手里，他没说话，我们就赶忙走过去了。后来妈妈说，那位当兵的没见过苹果，可能以为是炸弹吧。

每家雇辆“排子车”，结伴同行

“排子车”是一种木制平板车，行李放车上，由车把式拉着走，大人、孩子在后面跟着车走（每天换车换人，拉车人不出本界）。这期间真的全是“走”，蹚着黄土路走。除了脚下的尘土，路上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少。车把式看我和姐姐年岁小，走到比较平坦的路或是下坡路，常常让我俩在车上坐一会儿。姐姐有时在车上小声给我唱歌、讲故事，打发那枯燥又担惊受怕的时光。

天天我都盼着车把式喊：“歇脚啦！”这就是要住店，可以吃面汤，可以睡觉了。从商丘到漯河再到洛阳，我竟然徒步走了500多公里，蹚坏了两双鞋。因为路费吃紧，妈妈还在漯河的当铺卖了些衣物，其中就有我的一件大衣。

冬天河南的黄土路边，蹲着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

走在逃难的路上，看着那大片干旱龟裂的黄泛区农田，看着路边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那走不到头的黄土路……这悲壮凄凉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中午，在路边停下车，妈妈给我钱叫我去路口小摊上买包子。我用棉袍罩褂兜着包子往回走，不料，突然上来一个人用拳头从下往上顶我的罩褂，包子全撒在地上了。这时，原本目光呆滞、饥饿无助蹲在路边的农民，齐呼啦地都站过来，捡起地上的包子就往嘴里塞。我被吓呆了！妈妈见状快速跑过来，拉着我就走：“别哭！别说话！”

1943年2月底，走到距洛阳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我们居然坐上了一种烧木炭的汽车，当天就到了洛阳。

夜闯风陵渡

洛阳到西安虽然通火车（陇海路），但是日寇在山西已经从太原一路南侵，占领了黄河北岸的风陵渡，离黄河南岸不远的洛阳—灵宝—潼关火车沿线已经很不安全。风陵渡的日寇隔岸用炮火卡着潼关，经常向南边行驶的车辆开炮。

当地铁路上的人，善良地告诉我们这些向西逃难的人们，怎样才能平安地坐火车向西走：一是要挑坏天气（下雪、下雨、刮大风）乘车，二是这趟车要在半夜时经过灵宝、潼关，三是在车厢里不能出声不要有亮光……

为了等待这个能乘火车的恰当日子，我们在洛阳住了五六天，终于在一天下午上了火车。这是一列闷罐车，没有车窗。车厢里人挤人，两侧座位坐满后，有人就坐在脚下的行李上。不吵不嚷，大家都是逃难的。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正在给怀里的小孩儿喂奶。开车前，我们被告知：“车马上就开，请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许吵嚷出声。车开动后，车厢里过一会儿就要熄灯。洛阳到潼关这段铁路离黄河太近，咱尽量不惊动黄河北岸和风陵渡那边的日本鬼子，他们不打炮，咱们这趟车就能闯过去了，过了潼关就安全啦。”大家都明白，纷纷点头。

车还没到渑池就熄灯了。外面漆黑，风大，火车在平稳开行，声响不大。车内除了抽烟的人有点动静，我们都睁着眼睛、屏住呼吸，全在熬着。突然，我斜对面那个小孩哇的一声哭了，车厢里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小孩爸爸划火柴点了支蜡烛，却遭到小声呵斥“不许点灯”。旁边有人急了：“快哄哄呀，这么大声不行啊！”我看见那位母亲慌乱中竟用手紧捂着孩子的小嘴，结果哭得更凶，最后才想起赶紧给孩子喂奶。果然，小孩儿吮着妈妈的乳头就不闹了。

车厢里经了这场“惊吓”刚刚平静下来，我忽然感到火车开得越来越快，过了一会儿，灯全亮了！已经过了潼关站了！！

从西安经宝鸡到重庆

到了西安，我们住在殷俊才伯伯家。他也是爸妈在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山东人，古道热肠，那时在铁路上工作。为了让我们能搭乘可靠且便宜的汽车去重庆，他费尽了心力。我们在他家又吃又住竟是两个多月。西安的城墙真像北平的西直门城墙，这让我非常想念南草厂小学的老师和同学。殷伯伯带着我们看了著名的西安夏声戏校的京剧，演员全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这期间，他还安排我姐姐进入了一个中学继续读初一，叫我在家里描红写毛笔字，还鼓励我硬着头皮学着看报纸。

终于在1943年5月上旬，殷伯伯说去重庆的车找妥了，但是需要乘火车去宝鸡等车。没想到，在宝鸡旅馆里竟然等了近半个月（我和妈妈只好又回西安向殷伯伯借钱），才上了一辆运香烟的卡车。卡车货箱上一共坐了十几个人，只有姐姐和我年纪小，大家互相很照顾。那时去四川全靠川陕公路，途中若遇到下雨也要赶路，汽车也不能停驶，由坐在四周的大人们轮流撑起一块大帆布挡雨，让姐姐搂着我坐在中间避雨。

 

图13 殷伯母和她的女儿小红、儿子小安，我站在殷伯母左边。

1943年4月摄于西安。

 

图14 1942年夏天，七岁的我和初中毕业的汪敬岱大哥合影。

汪敬岱大哥是我儿时的偶像。

 

途中经凤县、勉县、宁强，进入四川剑阁，到了绵阳。此时有两个大哥哥要下车了，他们要去绵阳国立六中高中报到。同车的人拿着他俩的行李，一直把他们送到六中校门口才依依告别。抗日期间，很多学校都在日本占领前就迁到了大后方，这个中学是从山东迁来的。令我不能忘却的是，我在北平的邻家大哥汪敬岱（图14），为了抗日报国，竟然循着我们走过的路，于1945年早春也到了绵阳！他写信告诉我爸爸，他与志诚中学高三的两位同学，都已经被绵阳航空军校录取。

我的妈妈窦珍茹在中国大学地理系只读了一年，因为家累就退学去做小学教师，但是她丰富的史地知识也着实了得。在漫长的逃难路上，她告诉我，当初炸黄河花园口放水，是为了阻滞日寇南侵，但同时又造成了黄泛区。她带着我去了洛阳的关林、西安的大雁塔和碑林，还有渭水姜子牙钓鱼的那块大石头……汽车过了秦岭在张良庙停下，司机让大家进去看看，妈妈讲“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当时我不大懂。在成都看到刘湘墓园很像北平太庙里的殿堂，妈妈说刘湘是“四川王”，但是他爱国、抗日，统率几十万川军出川打日本鬼子，可惜旧病复发，1938年初死在武汉，“出师未捷身先死”。刘湘墓园就在武侯祠旁边。

1943年6月3日，由成都经内江到了重庆，终于走完3000公里的路，在两路口车站，见到分别四年的爸爸！我高高兴兴地让爸爸把我从卡车上抱下来，他回头对妈妈说：这孩子以后准是个近视眼。后来报名插班入小学时，爸爸说他喜欢这个“蕴”字，就把我的名字由邓可葆改成邓可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