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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1942年前后
2019-10-11 13:34:23 作者:邓可蕴 热度:6887℃ 收藏

难忘友善的左邻右舍

1939年秋,日寇占领北平已两年多。我爸爸邓广铭应傅斯年先生之召,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图1是爸爸离开北平之前,在我家住的西直门南大安胡同四号院西屋外,搂着姐姐和我,由妈妈照的。

那时爸爸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妈妈窦珍茹(字振鲁)是扶轮小学的老师,房东陈太太的大儿子正在读大学,这几个文化水平高的人,在四号院里都很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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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父亲搂着我和姐姐。摄于1939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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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房东陈太太全家。左后是陈太太,幼儿是陈老六。摄于1935年。

 

房东陈太太和她的几个孩子(图2),以及住外院的呼永香大哥大嫂,对我家都很友善。爸爸离开北平后,妈妈辞职在家照看我和姐姐,邻里对我们更加关切。

图3是邻居李先生带着我和他女儿李丽霞,去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身)游玩时拍的。那时我和丽霞在北魏胡同幼稚园(幼儿园)上大班。1941年春天,在北平泰庙北树林内,曾举办过一种异样的赛跑活动,规则是:由男家长带着自己的学前小孩儿,用三条腿(即一人的左腿和另一人的右腿要捆在一起)跑。李先生说我爸爸出远门儿了,应该由他带着我跑,而他自己的女儿却让他的朋友带着跑。结果我们组跑了第四,还有奖品,丽霞他们没有进前十,没得奖。

图4是1940年,呼永香大嫂带着姐姐和我,还有她的三个儿子(小名分别是大仁、二仁、三仁)等到颐和园游玩。不久,他们搬到西直门外住,我们也常去和他们一同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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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和同学李丽霞(左)在万牲园(动物园)合影。摄于1940年4月6日。

五年后,我由四川往回走,又碰见她了,她当时在一所私立中学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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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岁左右时在颐和园万寿山。

站立者是姐姐,三个坐着的男孩叫“大仁”“二仁”“三仁”,

后面坐着的是他们的妈妈,我叫她呼大嫂子。摄于1940年秋。

 

这年秋后,呼大嫂还请我们到北平南口(村)她娘家住了一天。我在村里第一次看到老玉米垛。我妈指着玉米垛告诉我,咱们吃的棒子面粥和窝头用的玉米面,都是用老玉米磨出来的。

呼家父子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解放后,我们到木樨地的铁路职工宿舍看望他们,两家亲热如初。他的二儿子(也就是“二仁”),是“毛泽东号”机车司机,劳动模范。

1941年秋天,我没满六周岁就读小学一年级了。去学校要从半壁街西口走到东口,再向南拐,当时觉得离家挺远。姐姐邓可茵和我都在南草厂小学读书,我俩一同上下学。一年后姐姐上师大女附中读中学去了,我一个人走路上下学妈妈不放心。四号院房东陈太太知道后,就叫她的小儿子陈老六(大名陈康伯)每天早上叫着我(我家搬到他家北边的葱店胡同一号之后,也照样过来叫我),和我一同上学。为这妈妈非常感念陈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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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七岁时的陈老六。摄于1941年。

 

南草厂小学

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关老师,又严厉又慈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下课了,同学们吵吵嚷嚷地出了教室,关老师却说你们先别玩儿,叫我们跟着她到大操场南墙边的厕所那里去。她很快走到了前头,回身伸右手对男生们说,你们去这边男厕所,伸左手让女生去女厕所,她是怕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小毛孩子进错门。现在想来,到哪里找这样慈祥的老师啊!

她批改作业非常仔细,遇有错字就要我再写几遍,看到老师那批写在作业本上工整的字,我没法儿不努力改错。关老师见我写字有进步,又在作业本上给我批上“好”或“甲”,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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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我和姐姐在北海公园留影。姐姐十岁,我五岁半。

当时我在上幼稚园,穿了件右上角有特殊符号的背心。摄于1941年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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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8年11月,陈康伯夫妇看看望我姐姐(左二)。他从英语教师岗位退休。

我们两家的兄弟姐妹们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温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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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关老师带我们秋游。摄于1941年秋。

 

教室里的卫生,由学生自己打扫(不包括冬季取暖的煤球炉),下午下课后各小组轮流做值日。一次我做值日时,与同学在课桌间来回打闹着玩儿,直到关老师来锁门了我们还没做完。第二天下午关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低声训我:“邓可葆,别以为自己功课好就贪玩儿,不好好做值日。做什么事都要专心。做值日、扫地、擦桌子,干这点事你都不专心,不负责,长大了你也‘成不了器’,能干什么?”那时我虽然才六岁,可是我懵懵懂懂地听进去了,越往后越懂得这“训话”的分量。图8是关老师带着我们去春游,我站在她的右手前面。

南草厂小学是个老学校,专业齐全,教师们都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一排排树阴下整齐的教室,开阔的大操场,诱人的音乐课课堂,还有那几棵漂亮的海棠树……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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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南草厂小学二年级班主任汪老师和我们合影。

前右是强含芬,中间是李丽霞。摄于1942年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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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小学女生与体育老师的合影。摄于1942年初秋。

 

汪老师是我二年级的班主任,年轻、漂亮。图9、图10是1942年初秋,汪老师正在学校前院与体育老师们说话,看见我们就一同照了两张相。照完相我和汪老师往后院教室走。汪老师对我说:“刚才老师们都在嘀咕:从下学期开始,北平的学校都要派(驻)日本教官,学生都要学日本话,这书可怎么教啊……”

放学回到家,我就把汪老师的话告诉妈妈了。妈妈沉思无语。我知道从这时开始,她已决心带我们离开北平去大后方找爸爸(1943年初我爸已离开昆明李庄,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教书)。

让人动容的是,1957年妈妈和我七岁的小妹妹邓小南,走在北京西直门新街口时,对面一位中年妇女竟对着她俩大声叫:“邓可葆,邓可葆!我是汪老师!”离别十四年,汪老师竟把我七岁的小妹妹当成我了!她心里一定总在想念我。第二天,我和姐姐就赶紧到新街口前工用库胡同去看望了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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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全家福。此时小妹妹邓小南刚刚七岁半。摄于1958年元月。

 

抗日志士万淑先

1942年春天,我家搬到四号院北面的葱店胡同一号三间小北房。一天,来了一位女客人,山东人,是妈妈济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叫万淑先(图12),要住在我家。妈妈安排她和姐姐住西屋。她漂亮洒脱,烫头,还描眉,对我和姐姐很慈爱。可是我们白天上学,只有晚上能见到她,有时她回来很晚,我们都睡了。万姨喜欢唱京戏,曾带我们在西单长安剧院看黄玉华演的《霸王别姬》,回到家就教我和姐姐唱《霸王别姬》里的“南梆子”:“看大王……”还要我用小夹被当作虞姬的斗篷,教我学习走台步,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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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万淑先

 

这年暑假,有一天万姨领着我去东单三条,进三条西口不远,从路南一个小门进去,里面竟是位日本人在等她。屋里两侧都有桌子,就像我们南草厂小学关老师的办公室似的。那日本人给了我一支笔和纸,让我去画画儿。我从前没见过这种笔(上学画画用蜡笔,便宜),是两头修好的红蓝铅笔。离开时,他说这笔送给我了。万姨与那日本人说话声音都很小,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完全没留意。

1942年秋,我已上二年级。快入冬了,盼着和万姨一块儿过年。不料,一天傍晚还没吃完饭,突然掀棉门帘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现在说就是片儿警),他把我妈妈叫到东屋,说了几句就急匆匆掀帘子出去了。妈妈紧跟着从东屋出来对万姨说,他(指警察)得了信儿,日本人要抓你,他叫你快走。啊啊!一片寂静。万姨立刻回身进西屋,一转眼就提着她的小箱子出来了。我表舅许和五站起来要送她,万姨摆手说,谁都不能送,我自己去前门(火车站)。说罢掀帘子就走,真像个女侠!

万姨走后,妈妈对和五舅说,知道她是“后方”派过来的,现在匆匆走了,也不知到哪儿去,是去山北还是去后方?我当时知道北平有香山,她要从香山往北走?之前还有一次,妈妈与和五舅一起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气愤地说苏联与日本“拖鞋”了。两个国家怎么“拖鞋”?我莫名其妙,不懂。长大后明白了“山北”是“陕北”,“拖鞋”是“妥协”。妈妈对苏联竟与日本在1941年签订《苏日中立条约》非常不满,认为对日本妥协是出卖了中国。后来万姨曾托人带信儿来,她在前门坐火车离开北平了。

1946年8月,我们回到北平后,曾多方打听万姨的下落,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逃难的路上

日寇对北平的残酷统治日甚一日。老百姓被规定要吃“混合面”,这是一种极劣质的“面粉”,用豆饼、高粱、黑豆、红薯干、橡树籽等数十种杂料混合而成,糠秕、皮壳、豆饼是主要成分,有点杂粮也是腐霉变质的。真正的粮食全被掠夺去供给日寇军用。爸妈对日本教官进学校非常痛恨。再加上之前日寇侵占香港掐断了我爸给我们“汇兑”生活费的渠道,我家再无生活来源。因此妈妈决定尽快离开北平。

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物件——那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当盘缠。1943年1月初,学校还没放寒假,全家四人(妈妈、表舅许和五、姐姐和我)就离开北平“逃难”上路了。目的地是去重庆找爸爸,途中要经过山东、河南、陕西,再到四川的重庆。没想到在路上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

在商丘通过封锁线

从北平到徐州,再向西到商丘,全已被日寇侵占,但是还通火车。我小姨窦振明在济南火车站站台等到我们,从车窗递进来一个大书包,里面是热腾腾的包子。

当时日寇正在郑州附近向南侵略,中国军队在郑州以南组织抵抗。为了躲避战事,我们必须在商丘下火车,走到漯河,再走到洛阳,从洛阳向西就是“大后方”了。从华北去后方逃难,在河南境内这是条比较安全的路线。没想到在商丘竟同时有几家人下车,他们也都是逃难的。出站后,大家分散在路边的杂树丛里,躲过了一小队巡逻的日本骑兵。再往前走,就是中国军队的封锁线关卡,要依次盘查行李、搜身。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红苹果,那位年轻的士兵拿到手里吓了一跳,立刻扔到地上,厉声问:“这是什么?!”妈妈迅速跨了一大步站到我身前,挡着我对他说:“这是苹果,水果,好吃。”并随手捡起地上的,又拿出我小背包里另一个苹果,全放在他手里,他没说话,我们就赶忙走过去了。后来妈妈说,那位当兵的没见过苹果,可能以为是炸弹吧。

每家雇辆“排子车”,结伴同行

“排子车”是一种木制平板车,行李放车上,由车把式拉着走,大人、孩子在后面跟着车走(每天换车换人,拉车人不出本界)。这期间真的全是“走”,蹚着黄土路走。除了脚下的尘土,路上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少。车把式看我和姐姐年岁小,走到比较平坦的路或是下坡路,常常让我俩在车上坐一会儿。姐姐有时在车上小声给我唱歌、讲故事,打发那枯燥又担惊受怕的时光。

天天我都盼着车把式喊:“歇脚啦!”这就是要住店,可以吃面汤,可以睡觉了。从商丘到漯河再到洛阳,我竟然徒步走了500多公里,蹚坏了两双鞋。因为路费吃紧,妈妈还在漯河的当铺卖了些衣物,其中就有我的一件大衣。


冬天河南的黄土路边,蹲着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

走在逃难的路上,看着那大片干旱龟裂的黄泛区农田,看着路边那些衣衫褴褛的农民,那走不到头的黄土路……这悲壮凄凉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中午,在路边停下车,妈妈给我钱叫我去路口小摊上买包子。我用棉袍罩褂兜着包子往回走,不料,突然上来一个人用拳头从下往上顶我的罩褂,包子全撒在地上了。这时,原本目光呆滞、饥饿无助蹲在路边的农民,齐呼啦地都站过来,捡起地上的包子就往嘴里塞。我被吓呆了!妈妈见状快速跑过来,拉着我就走:“别哭!别说话!”

1943年2月底,走到距洛阳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我们居然坐上了一种烧木炭的汽车,当天就到了洛阳。

夜闯风陵渡

洛阳到西安虽然通火车(陇海路),但是日寇在山西已经从太原一路南侵,占领了黄河北岸的风陵渡,离黄河南岸不远的洛阳—灵宝—潼关火车沿线已经很不安全。风陵渡的日寇隔岸用炮火卡着潼关,经常向南边行驶的车辆开炮。

当地铁路上的人,善良地告诉我们这些向西逃难的人们,怎样才能平安地坐火车向西走:一是要挑坏天气(下雪、下雨、刮大风)乘车,二是这趟车要在半夜时经过灵宝、潼关,三是在车厢里不能出声不要有亮光……

为了等待这个能乘火车的恰当日子,我们在洛阳住了五六天,终于在一天下午上了火车。这是一列闷罐车,没有车窗。车厢里人挤人,两侧座位坐满后,有人就坐在脚下的行李上。不吵不嚷,大家都是逃难的。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正在给怀里的小孩儿喂奶。开车前,我们被告知:“车马上就开,请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许吵嚷出声。车开动后,车厢里过一会儿就要熄灯。洛阳到潼关这段铁路离黄河太近,咱尽量不惊动黄河北岸和风陵渡那边的日本鬼子,他们不打炮,咱们这趟车就能闯过去了,过了潼关就安全啦。”大家都明白,纷纷点头。

车还没到渑池就熄灯了。外面漆黑,风大,火车在平稳开行,声响不大。车内除了抽烟的人有点动静,我们都睁着眼睛、屏住呼吸,全在熬着。突然,我斜对面那个小孩哇的一声哭了,车厢里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小孩爸爸划火柴点了支蜡烛,却遭到小声呵斥“不许点灯”。旁边有人急了:“快哄哄呀,这么大声不行啊!”我看见那位母亲慌乱中竟用手紧捂着孩子的小嘴,结果哭得更凶,最后才想起赶紧给孩子喂奶。果然,小孩儿吮着妈妈的乳头就不闹了。

车厢里经了这场“惊吓”刚刚平静下来,我忽然感到火车开得越来越快,过了一会儿,灯全亮了!已经过了潼关站了!!

从西安经宝鸡到重庆

到了西安,我们住在殷俊才伯伯家。他也是爸妈在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山东人,古道热肠,那时在铁路上工作。为了让我们能搭乘可靠且便宜的汽车去重庆,他费尽了心力。我们在他家又吃又住竟是两个多月。西安的城墙真像北平的西直门城墙,这让我非常想念南草厂小学的老师和同学。殷伯伯带着我们看了著名的西安夏声戏校的京剧,演员全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这期间,他还安排我姐姐进入了一个中学继续读初一,叫我在家里描红写毛笔字,还鼓励我硬着头皮学着看报纸。

终于在1943年5月上旬,殷伯伯说去重庆的车找妥了,但是需要乘火车去宝鸡等车。没想到,在宝鸡旅馆里竟然等了近半个月(我和妈妈只好又回西安向殷伯伯借钱),才上了一辆运香烟的卡车。卡车货箱上一共坐了十几个人,只有姐姐和我年纪小,大家互相很照顾。那时去四川全靠川陕公路,途中若遇到下雨也要赶路,汽车也不能停驶,由坐在四周的大人们轮流撑起一块大帆布挡雨,让姐姐搂着我坐在中间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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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殷伯母和她的女儿小红、儿子小安,我站在殷伯母左边。

1943年4月摄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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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942年夏天,七岁的我和初中毕业的汪敬岱大哥合影。

汪敬岱大哥是我儿时的偶像。

 

途中经凤县、勉县、宁强,进入四川剑阁,到了绵阳。此时有两个大哥哥要下车了,他们要去绵阳国立六中高中报到。同车的人拿着他俩的行李,一直把他们送到六中校门口才依依告别。抗日期间,很多学校都在日本占领前就迁到了大后方,这个中学是从山东迁来的。令我不能忘却的是,我在北平的邻家大哥汪敬岱(图14),为了抗日报国,竟然循着我们走过的路,于1945年早春也到了绵阳!他写信告诉我爸爸,他与志诚中学高三的两位同学,都已经被绵阳航空军校录取。

我的妈妈窦珍茹在中国大学地理系只读了一年,因为家累就退学去做小学教师,但是她丰富的史地知识也着实了得。在漫长的逃难路上,她告诉我,当初炸黄河花园口放水,是为了阻滞日寇南侵,但同时又造成了黄泛区。她带着我去了洛阳的关林、西安的大雁塔和碑林,还有渭水姜子牙钓鱼的那块大石头……汽车过了秦岭在张良庙停下,司机让大家进去看看,妈妈讲“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当时我不大懂。在成都看到刘湘墓园很像北平太庙里的殿堂,妈妈说刘湘是“四川王”,但是他爱国、抗日,统率几十万川军出川打日本鬼子,可惜旧病复发,1938年初死在武汉,“出师未捷身先死”。刘湘墓园就在武侯祠旁边。

1943年6月3日,由成都经内江到了重庆,终于走完3000公里的路,在两路口车站,见到分别四年的爸爸!我高高兴兴地让爸爸把我从卡车上抱下来,他回头对妈妈说:这孩子以后准是个近视眼。后来报名插班入小学时,爸爸说他喜欢这个“蕴”字,就把我的名字由邓可葆改成邓可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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