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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海舰队二十年
2024-01-04 15:32:06 作者:侯洪恩 口述 宫玉河 整理 热度:917℃ 收藏

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接到开赴华北准备入朝作战的命令。3月下旬开始集结。时任第十军司令部机要秘书(译电员)的我,随军指挥所、军直属队于泸县乘船,经重庆、宜昌到汉口,然后乘火车北上,5月初到达河北定县(现定州)。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练兵,6月份又接到新任务,接替第二十兵团负责津塘锦(天津、塘沽、锦州)海防。离开了定县,分别驻扎到海防前线,其中我们军直属队驻扎地点在河北昌黎,担负海防任务,也为后来第十军以及我转入海军作了铺垫,这是始料未及的。

昌黎那最后一朵桃花

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在河北昌黎待了不到一年时间。第十军司令部的三十多个人,都住在一个农家院里。院里有一棵茂盛的石榴树。

昌黎,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秦皇岛市西南部,濒临渤海。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与广宁府重名改为昌黎县,取“黎庶昌盛”之意。多年征战,让我们这些闲下来的军人百无聊赖。休息时间,我们常去野外游玩,捉来蝈蝈,放在院中那棵石榴树上,“吱吱嘟嘟”的蝈蝈叫,陪伴我们度过了夏秋时节,也寄托了我们的思乡之情。

图1 在河北昌黎驻扎时和妻子合影。

还有一次,我们去了附近一处桃园。只见偌大的桃园,桃树基本上都坐果了,可有一朵晚开的花,成为桃园里仅剩的一朵,在枝头摇曳,花不大,粉色,我走近端详了一番,又嗅了嗅,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我想,按照时节,这朵桃园里最后的花,如果任其凋谢,怪可惜的,于是,我轻轻地把花掐下来,带回去,装在我的一册活页本的塑料夹层里,一直保存至今。虽然这朵桃花已经干枯,而且失去了花香,可是,这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见证,一个军人对于美好生活珍惜和向往的见证。每次看到这朵桃花,我就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那在昌黎等待到朝鲜保家卫国的日日夜夜。

蝈蝈声和桃花,虽然可以调节生活,寄托乡情,但毕竟是镜中花、水中月,于是,这期间,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家人我的行踪,告诉他们我来到了河北的昌黎县。家人接到信后,十分欣慰和高兴,我的母亲和妻子两人坐火车来到了我的军营驻地,我们相聚了两三天的时间。

南下石榴岗

1952年4月,第十军解除了计划赴朝作战的准备和海防任务,开始进行整编,海防任务交由第六十六军负责。军直属各部(包括司、政、后、干、警卫营,汽车、通信、监护、工兵连,教导大队,补训团等单位),分别调拨海军司、政、后、干及海军学校和部队,包括我在内的部分战友去了中南军区海军,即后来的南海舰队。1952年5月,调拨任务全部完成。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宛如一条巨龙,把我们这帮人带到了南国广州。

5月,如果在北方,还属于季春时节,而在羊城广州,却已是暑热炙人了,毕竟跨越了一千八百多公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热”。我们这一次去的人,有两节火车,大约几百人。其中司令部需要一个机要处,第十军机要处去了三十多个人,由处长、副处长带队。在广州火车站,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派来的接站车,把我们拉到了目的地——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石榴岗。

这里,原是广州法商学院校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成了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军队方面,主体是陆军,海空军基本为零。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成立。1950年12月广东江防部队和第四十四军指挥机关合并成立中南军区海军,与华东军区海军、海军青岛基地构成了海军三大舰队的雏形。1955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中南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隶属海军和广州军区。

就全国性的人民海军而言,1949年12月,萧劲光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1950年4月,中南军区第十二兵团机关调赴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建设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

我们到了石榴岗后,后勤部一座楼,司令部、政治部一座楼,其中首长们在四楼办公,我们在五楼。机要处的译电员编制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人。我还是“老本行”——负责翻译上边来的电报。每次接到电报,我翻译后都直接送到四楼给首长们看。那俩人负责下面上报的战况。

当时南海舰队司令员是方强,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将。一直到1969年我离开南海舰队,先后经历了方强、赵启民、吴瑞林、周仁杰四位司令员。

1963年1月1日,由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政委方正平、副政委桂绍彬签署任命书,我被任命为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室主任。

1965年4月,我被任命为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科副科长,1966年6月,升任科长。

我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进也有所变化,开始是“译电”,后来负责保密档案室。日常接收的和司令部形成的重要文件等,都由保密档案室及时按照档案管理要求整理归卷。保密档案工作日常比较规范有序,可是也有我亲自经办的两次“特殊”事件:有一年,由于战备紧张,司令部担心档案不安全,就安排我和两名助手,把档案送到了湖北一个陆军驻地。记得盛放档案的是一个大樟木箱子,有锁,很沉。档案整齐地放到樟木箱子里,我负责锁好保管。我们三人乘坐火车,上搬下抬地把档案送了去。还有一年,正处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司令部和地方政府担心那些激进分子把档案给破坏了,就一起将档案转移到了海军的一艘军舰上,等形势稳定后,才转移回来。最多的时候,我手下包括秘书、译电员、档案员、俄语翻译等三十多个人。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第一批授衔时,我们几个做秘书、文书工作的,军衔授得较低——我只被授予了上尉。这也难怪,“玩笔杆子的”不如“玩枪杆子的”,第一次授衔肯定是照顾有过战斗经历的人。不过,我们还是不乐意,给党委提了意见,后来,再授衔,我被授予大尉,准团级,工资一百零一元。要知道,1955年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一到二十四,月工资从五百九十四元到四十五元不等,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工资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想想,从1947年参军到1955年授衔,恍惚间,二十八岁风华正茂的年纪,竟然有了九年的军旅生涯。

夫妻团聚

按照授衔后的政策:军官、文职干部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经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批准,可以随军,其中包括副营职或副科级以上的军官、文职干部。

由于我军务缠身,难以请假回家接妻子,加上我的妻子没上过学,不识字,所以,1955年夏,我就提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附上户口迁移证,请识字的父亲,把我妻子送到广州。当我把信邮寄回去后,家里却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意思是不希望我的妻子到广州去,因为家里地多劳力少,离不开妻子这个正当年的劳动力。从家里的实际情况看,那时还没有实行农业合作社,家里有二十亩地,我的爷爷、奶奶尚能劳动,但岁数大了,父亲在城里做生意,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带孩子,是没法干活的。真正的常年劳动力就是我爷爷奶奶和妻子,父亲只是在农忙时回家干活。通过我再三做工作,家里终于同意我妻子去广州和我团圆。

图2 和父亲在广州合影。

图3 陪父亲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我和妻子从1946年结婚,到夫妻团圆,这期间将近十年时间。我参军后,包括在昌黎短暂相聚,我们只见了三次。我想,要革命就有牺牲,烈士们牺牲了生命,我这点牺牲不值一提。

父亲和妻子到来后,我带父亲和妻子参观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转了转广州城,看了当时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和自然风光,位于越秀的镇海楼和“羊城第一秀”白云山。

部队在军营给家属安排了一间屋,里面床、桌子、柜子、被褥一应俱全,妻子从家背来一个包袱,里面都是衣裳。就这样,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和妻子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参军前曾有一个孩子,没能存活),女孩。重男轻女的妻子老想要个儿子,没想到,后来一下来了俩,双胞胎。

1958年,由于战备紧张,加上妻子想家,妻子就带着身孕在老家待了半年左右。女儿在广州跟着我,我雇了一个保姆照看着。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来信告诉我,我妻子的肚子老大了,大得有点吓人,让她赶紧回广州。父亲再次把她娘儿俩送回。我把妻女接来后,一看,确实,妻子的肚子跟装了个西瓜一样,比怀着闺女时大多了。我怕有情况,赶紧带她去了军营的门诊部检查,随后我就到礼堂参加一个会议去了。

不大一会儿,门诊部急慌慌派人给我来送信儿,说是羊水破了,生了,不过肚子还没下去,很不正常。

图4 一个女儿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均出生在广州。

那时候,双胞胎、多胞胎很少见,另外,谁也没想到肚子里还有一个。我一听,事不宜迟,就给主持会议的人说,请喊一下,问参加会的,有没有海军医院妇产方面的人。巧得很,正好妇产科主任在场,我领着她快步加小跑赶到门诊部。到了门诊部,门诊部催着赶紧把产妇和孩子送到海军医院,我赶紧要了一辆军车,把妻子送到海军医院,到了海军医院,妇科主任和大夫看了后,似乎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怕担责任,说处理不了,说,要不转陆军医院吧。我们又急火火赶到陆军医院。好在陆军医院妇产科经验丰富,大夫做过检查后,听到还有胎心跳,说肚子里还有一个。我当时听了,高兴了一下,因为不是别的,妻子不会有危险了,接着头一下大了——怕养不起。那时候,家里三天两头来信要钱,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妻女还行,再有一个儿子,也勉强过得去,如果一下来俩,可就紧张了。

送妻子去海军医院和陆军医院的时候,两三岁的女儿留在了门诊部,门诊部负责人告诉我:“你快去吧,我给你临时找个保姆看着,你好好照顾你媳妇吧!”现在想来,也多亏了门诊部的照顾,要不,我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啊!

妻子在陆军医院坐月子,待了一个多月。满月后,我去陆军医院接妻子娘儿仨,看到肉嘟嘟的两个儿子,我喜不自禁,把他们分别抱了抱,又一起抱起来。这年,我整三十岁,加上一身惹眼的海军军服,大盖帽,带肩章,引得周围的人啧啧有声,还有人嘀咕:“你看这俊小伙儿!”其实,在陆军医院,大家司空见惯的是陆军军装,我一身海军军装,进了陆军医院,一下子就像“骆驼进到羊群里”,显得与众不同了,也难怪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妻子生了双胞胎,一下成了司令部的大新闻。当然,也带来了大困难、大负担。首要的是妻子的奶水不够用,可不能让刚刚降生的婴儿饿着。当时,南海舰队后勤部在附近珠江边围有一个生态型养殖基地,其中一个奶牛场,一个把一段珠江围起来,上层养猪下层喂鱼的养猪场。这些都是供应给将军们的。我跑了去,要了两瓶牛奶,作为应急,给孩子们喝了,解决了妻子早期奶水不足的问题。

齐勇副司令员家有一个带护栏的婴儿床,他的夫人王培德是个很热情的人,看到我家的窘况,就把这个床送给了我。这样,我不在家的时候,妻子可以把孩子们关在婴儿床里,去食堂打饭。管理处处长的夫人,也是一个热心人,经常帮助照看孩子,让我妻子去打饭。过去了多少年,这些好心人的恩德,我依然记在心里,忘不了。

一门三海军

1974年6月,根据转业安排,我回到家乡山东省平原县。在帮助县委组织科完成一件临时性任务后,恰好县卫生局局长刘丙举到组织科要人,说王凤楼医院缺一名副院长,组织科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懂医啊!刘局长说,你不懂不要紧,我给你配备懂医的外科大夫刘世航,人称“一把刀”,你只管做好领导工作就行。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卫生局派了一辆救护车,到侯庄把我们全家连同家当一起带到了王凤楼医院,医院安排了两间房。其实,那时候,我老家的六间房已盖好,事先请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房子盖得好,可惜没人住,还真的应验了。

由于是按准团级转业,我的工资一百多元,是全院最高的,是一般医院职工的三倍多,还引来不少人的羡慕。

图5 在南海舰队留影。

图6 一门三海军

1977年,北海舰队前来平原征兵,十个名额。突然有一天,一个人从县武装部打来电话,一交流,原来是熟人孙铁亮。虎门有个海军的预备学校,孙曾是那里的学员,我们偶然间认识的。他知道我是平原的,也知道我转业了,所以他被分配到北海舰队后,来平原征兵就想到了我。来到县武装部后,到处打听我,终于知道我在王凤楼医院。

我们在县武装部见了面,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孙问我,你的孩子多大了?我说,俩小子,都十七岁,念高二。孙说,正好我们需要有文化的人。我说,如果符合条件,你都带走吧。因为,在内心深处,虽然我脱下了那身挺脱的海军服,但我还是对海军有着深深的情结,我希望通过儿子们的入伍,延续我的海军情缘。同时,军队也是一个大熔炉,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妻子得到信后,哭了,她说:“你真狠呀,把他俩都送出去了,谁给你养老啊!”我说:“我是党的人,是公家的人,公家给我养老。”于是,这也成就了我“一门三海军”的传奇。

1985年6月,我离休了。军龄加工龄,合计三十八年。人生真如白驹过隙,恍惚间,很多当年的首长、战友都离世了,而我,除了腿有点毛病外,身体其他部位基本没大毛病,每天和老伴厮守,看看书,看看电视,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逢年过节,地方政府还来慰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都得到了。

回顾这一生,我自豪,我曾经是刘邓大军的一员,曾经是人民海军的一员。我还要教育好子孙,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进一步擦亮“光荣之家”这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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