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接到开赴华北准备入朝作战的命令。3月下旬开始集结。时任第十军司令部机要秘书(译电员)的我，随军指挥所、军直属队于泸县乘船，经重庆、宜昌到汉口，然后乘火车北上，5月初到达河北定县(现定州)。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练兵，6月份又接到新任务，接替第二十兵团负责津塘锦(天津、塘沽、锦州)海防。离开了定县，分别驻扎到海防前线，其中我们军直属队驻扎地点在河北昌黎，担负海防任务，也为后来第十军以及我转入海军作了铺垫，这是始料未及的。

昌黎那最后一朵桃花

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在河北昌黎待了不到一年时间。第十军司令部的三十多个人，都住在一个农家院里。院里有一棵茂盛的石榴树。

昌黎，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秦皇岛市西南部，濒临渤海。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因与广宁府重名改为昌黎县，取“黎庶昌盛”之意。多年征战，让我们这些闲下来的军人百无聊赖。休息时间，我们常去野外游玩，捉来蝈蝈，放在院中那棵石榴树上，“吱吱嘟嘟”的蝈蝈叫，陪伴我们度过了夏秋时节，也寄托了我们的思乡之情。

图1 在河北昌黎驻扎时和妻子合影。

还有一次，我们去了附近一处桃园。只见偌大的桃园，桃树基本上都坐果了，可有一朵晚开的花，成为桃园里仅剩的一朵，在枝头摇曳，花不大，粉色，我走近端详了一番，又嗅了嗅，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我想，按照时节，这朵桃园里最后的花，如果任其凋谢，怪可惜的，于是，我轻轻地把花掐下来，带回去，装在我的一册活页本的塑料夹层里，一直保存至今。虽然这朵桃花已经干枯，而且失去了花香，可是，这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见证，一个军人对于美好生活珍惜和向往的见证。每次看到这朵桃花，我就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那在昌黎等待到朝鲜保家卫国的日日夜夜。

蝈蝈声和桃花，虽然可以调节生活，寄托乡情，但毕竟是镜中花、水中月，于是，这期间，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家人我的行踪，告诉他们我来到了河北的昌黎县。家人接到信后，十分欣慰和高兴，我的母亲和妻子两人坐火车来到了我的军营驻地，我们相聚了两三天的时间。

南下石榴岗

1952年4月，第十军解除了计划赴朝作战的准备和海防任务，开始进行整编，海防任务交由第六十六军负责。军直属各部(包括司、政、后、干、警卫营，汽车、通信、监护、工兵连，教导大队，补训团等单位)，分别调拨海军司、政、后、干及海军学校和部队，包括我在内的部分战友去了中南军区海军，即后来的南海舰队。1952年5月，调拨任务全部完成。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宛如一条巨龙，把我们这帮人带到了南国广州。

5月，如果在北方，还属于季春时节，而在羊城广州，却已是暑热炙人了，毕竟跨越了一千八百多公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热”。我们这一次去的人，有两节火车，大约几百人。其中司令部需要一个机要处，第十军机要处去了三十多个人，由处长、副处长带队。在广州火车站，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派来的接站车，把我们拉到了目的地——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石榴岗。

这里，原是广州法商学院校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成了中南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军队方面，主体是陆军，海空军基本为零。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成立。1950年12月广东江防部队和第四十四军指挥机关合并成立中南军区海军，与华东军区海军、海军青岛基地构成了海军三大舰队的雏形。1955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中南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隶属海军和广州军区。

就全国性的人民海军而言，1949年12月，萧劲光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1950年4月，中南军区第十二兵团机关调赴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建设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

我们到了石榴岗后，后勤部一座楼，司令部、政治部一座楼，其中首长们在四楼办公，我们在五楼。机要处的译电员编制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人。我还是“老本行”——负责翻译上边来的电报。每次接到电报，我翻译后都直接送到四楼给首长们看。那俩人负责下面上报的战况。

当时南海舰队司令员是方强，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将。一直到1969年我离开南海舰队，先后经历了方强、赵启民、吴瑞林、周仁杰四位司令员。

1963年1月1日，由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政委方正平、副政委桂绍彬签署任命书，我被任命为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室主任。

1965年4月，我被任命为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科副科长，1966年6月，升任科长。

我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进也有所变化，开始是“译电”，后来负责保密档案室。日常接收的和司令部形成的重要文件等，都由保密档案室及时按照档案管理要求整理归卷。保密档案工作日常比较规范有序，可是也有我亲自经办的两次“特殊”事件：有一年，由于战备紧张，司令部担心档案不安全，就安排我和两名助手，把档案送到了湖北一个陆军驻地。记得盛放档案的是一个大樟木箱子，有锁，很沉。档案整齐地放到樟木箱子里，我负责锁好保管。我们三人乘坐火车，上搬下抬地把档案送了去。还有一年，正处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司令部和地方政府担心那些激进分子把档案给破坏了，就一起将档案转移到了海军的一艘军舰上，等形势稳定后，才转移回来。最多的时候，我手下包括秘书、译电员、档案员、俄语翻译等三十多个人。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第一批授衔时，我们几个做秘书、文书工作的，军衔授得较低——我只被授予了上尉。这也难怪，“玩笔杆子的”不如“玩枪杆子的”，第一次授衔肯定是照顾有过战斗经历的人。不过，我们还是不乐意，给党委提了意见，后来，再授衔，我被授予大尉，准团级，工资一百零一元。要知道，1955年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一到二十四，月工资从五百九十四元到四十五元不等，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工资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想想，从1947年参军到1955年授衔，恍惚间，二十八岁风华正茂的年纪，竟然有了九年的军旅生涯。

夫妻团聚

按照授衔后的政策：军官、文职干部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经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批准，可以随军，其中包括副营职或副科级以上的军官、文职干部。

由于我军务缠身，难以请假回家接妻子，加上我的妻子没上过学，不识字，所以，1955年夏，我就提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附上户口迁移证，请识字的父亲，把我妻子送到广州。当我把信邮寄回去后，家里却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意思是不希望我的妻子到广州去，因为家里地多劳力少，离不开妻子这个正当年的劳动力。从家里的实际情况看，那时还没有实行农业合作社，家里有二十亩地，我的爷爷、奶奶尚能劳动，但岁数大了，父亲在城里做生意，我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带孩子，是没法干活的。真正的常年劳动力就是我爷爷奶奶和妻子，父亲只是在农忙时回家干活。通过我再三做工作，家里终于同意我妻子去广州和我团圆。

图2 和父亲在广州合影。

图3 陪父亲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我和妻子从1946年结婚，到夫妻团圆，这期间将近十年时间。我参军后，包括在昌黎短暂相聚，我们只见了三次。我想，要革命就有牺牲，烈士们牺牲了生命，我这点牺牲不值一提。

父亲和妻子到来后，我带父亲和妻子参观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转了转广州城，看了当时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和自然风光，位于越秀的镇海楼和“羊城第一秀”白云山。

部队在军营给家属安排了一间屋，里面床、桌子、柜子、被褥一应俱全，妻子从家背来一个包袱，里面都是衣裳。就这样，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和妻子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我参军前曾有一个孩子，没能存活)，女孩。重男轻女的妻子老想要个儿子，没想到，后来一下来了俩，双胞胎。

1958年，由于战备紧张，加上妻子想家，妻子就带着身孕在老家待了半年左右。女儿在广州跟着我，我雇了一个保姆照看着。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来信告诉我，我妻子的肚子老大了，大得有点吓人，让她赶紧回广州。父亲再次把她娘儿俩送回。我把妻女接来后，一看，确实，妻子的肚子跟装了个西瓜一样，比怀着闺女时大多了。我怕有情况，赶紧带她去了军营的门诊部检查，随后我就到礼堂参加一个会议去了。

不大一会儿，门诊部急慌慌派人给我来送信儿，说是羊水破了，生了，不过肚子还没下去，很不正常。

图4 一个女儿和两个双胞胎儿子均出生在广州。

那时候，双胞胎、多胞胎很少见，另外，谁也没想到肚子里还有一个。我一听，事不宜迟，就给主持会议的人说，请喊一下，问参加会的，有没有海军医院妇产方面的人。巧得很，正好妇产科主任在场，我领着她快步加小跑赶到门诊部。到了门诊部，门诊部催着赶紧把产妇和孩子送到海军医院，我赶紧要了一辆军车，把妻子送到海军医院，到了海军医院，妇科主任和大夫看了后，似乎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怕担责任，说处理不了，说，要不转陆军医院吧。我们又急火火赶到陆军医院。好在陆军医院妇产科经验丰富，大夫做过检查后，听到还有胎心跳，说肚子里还有一个。我当时听了，高兴了一下，因为不是别的，妻子不会有危险了，接着头一下大了——怕养不起。那时候，家里三天两头来信要钱，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妻女还行，再有一个儿子，也勉强过得去，如果一下来俩，可就紧张了。

送妻子去海军医院和陆军医院的时候，两三岁的女儿留在了门诊部，门诊部负责人告诉我：“你快去吧，我给你临时找个保姆看着，你好好照顾你媳妇吧!”现在想来，也多亏了门诊部的照顾，要不，我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啊!

妻子在陆军医院坐月子，待了一个多月。满月后，我去陆军医院接妻子娘儿仨，看到肉嘟嘟的两个儿子，我喜不自禁，把他们分别抱了抱，又一起抱起来。这年，我整三十岁，加上一身惹眼的海军军服，大盖帽，带肩章，引得周围的人啧啧有声，还有人嘀咕：“你看这俊小伙儿!”其实，在陆军医院，大家司空见惯的是陆军军装，我一身海军军装，进了陆军医院，一下子就像“骆驼进到羊群里”，显得与众不同了，也难怪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妻子生了双胞胎，一下成了司令部的大新闻。当然，也带来了大困难、大负担。首要的是妻子的奶水不够用，可不能让刚刚降生的婴儿饿着。当时，南海舰队后勤部在附近珠江边围有一个生态型养殖基地，其中一个奶牛场，一个把一段珠江围起来，上层养猪下层喂鱼的养猪场。这些都是供应给将军们的。我跑了去，要了两瓶牛奶，作为应急，给孩子们喝了，解决了妻子早期奶水不足的问题。

齐勇副司令员家有一个带护栏的婴儿床，他的夫人王培德是个很热情的人，看到我家的窘况，就把这个床送给了我。这样，我不在家的时候，妻子可以把孩子们关在婴儿床里，去食堂打饭。管理处处长的夫人，也是一个热心人，经常帮助照看孩子，让我妻子去打饭。过去了多少年，这些好心人的恩德，我依然记在心里，忘不了。

一门三海军

1974年6月，根据转业安排，我回到家乡山东省平原县。在帮助县委组织科完成一件临时性任务后，恰好县卫生局局长刘丙举到组织科要人，说王凤楼医院缺一名副院长，组织科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懂医啊!刘局长说，你不懂不要紧，我给你配备懂医的外科大夫刘世航，人称“一把刀”，你只管做好领导工作就行。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卫生局派了一辆救护车，到侯庄把我们全家连同家当一起带到了王凤楼医院，医院安排了两间房。其实，那时候，我老家的六间房已盖好，事先请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房子盖得好，可惜没人住，还真的应验了。

由于是按准团级转业，我的工资一百多元，是全院最高的，是一般医院职工的三倍多，还引来不少人的羡慕。

图5 在南海舰队留影。

图6 一门三海军

1977年，北海舰队前来平原征兵，十个名额。突然有一天，一个人从县武装部打来电话，一交流，原来是熟人孙铁亮。虎门有个海军的预备学校，孙曾是那里的学员，我们偶然间认识的。他知道我是平原的，也知道我转业了，所以他被分配到北海舰队后，来平原征兵就想到了我。来到县武装部后，到处打听我，终于知道我在王凤楼医院。

我们在县武装部见了面，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孙问我，你的孩子多大了?我说，俩小子，都十七岁，念高二。孙说，正好我们需要有文化的人。我说，如果符合条件，你都带走吧。因为，在内心深处，虽然我脱下了那身挺脱的海军服，但我还是对海军有着深深的情结，我希望通过儿子们的入伍，延续我的海军情缘。同时，军队也是一个大熔炉，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妻子得到信后，哭了，她说：“你真狠呀，把他俩都送出去了，谁给你养老啊!”我说：“我是党的人，是公家的人，公家给我养老。”于是，这也成就了我“一门三海军”的传奇。

1985年6月，我离休了。军龄加工龄，合计三十八年。人生真如白驹过隙，恍惚间，很多当年的首长、战友都离世了，而我，除了腿有点毛病外，身体其他部位基本没大毛病，每天和老伴厮守，看看书，看看电视，过着儿孙绕膝的生活。逢年过节，地方政府还来慰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都得到了。

回顾这一生，我自豪，我曾经是刘邓大军的一员，曾经是人民海军的一员。我还要教育好子孙，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进一步擦亮“光荣之家”这块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