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曾流行一种说法，曰“政治上不开展”。那通常是指某个人只专心业务，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关心国家大事。那时，从田间地头到市井闾巷，举国之民都生活在泛政治化的氛围里，为“政治”所裹挟，身不由己。而那些试图摆脱裹挟的，则自然成了被挽救的对象，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在“政治上”都“开展”起来，不能有死角。
“政治”也是一门学问。而中国以往的所谓“政治”更是复杂莫名，厕身其间，不仅需要精明与历练，更要有过硬的背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参与。现在想来，当年那种驱赶大家一古脑地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做法，其实是很不明智、很不负责任的，由此酿出的人间悲剧举不胜举。
　　本辑谭天健的《回忆父亲谭炳训》，便颇具典型性。
　　谭炳训先生早年间从事过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属于新政权的“留用人员”。由于这种特殊的个人背景，他对于“参政”一向小心翼翼，但在整风运动中，到底没经住再三动员，“放言”了几句，终致“祸从口出”，两年后即含冤告别了人世。这类悲剧，过去发生的太多，“版本”也往往大同小异。及至“文革”全民总动员，空前火爆的“参政”激情，几乎弄到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地步……而本辑所载发生于1950年代台湾校园的“自觉运动”，虽然最终并未导致什么后果，但其鼓励青年学子积极参与“运动”的种种举措，使得集体道德自觉的强制行将变成“权力者挥向异己的利剑”，离灾难的降临似也只有一步之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济、择业、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都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这几乎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其中还有一项，则往往被年轻人习焉而不察，那就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折腾之后，中国人终于获得了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自由。至少，对于普通的人们来说，政治上“开展”与否，已经全凭个人的选择了。
　　这种在英国思想家伯林那里被称做“消极自由”的权利，通常被认为是避免社会陷入“政治颠狂”的最后一道阀门。其价值之宝贵，意义之重大，只有那些过来人，才能真正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