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照片》有缘
那是1996年的秋天，我到太原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尽管痛风症折磨得我行动困难，但还是改不了老毛病，一放下行李就搭上公交车去市内寻书店。在迎泽大街的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书店里，我蓦地发现了《老照片》，翻开一看，新颖的内容当即吸引了我，立即决定买下。看封面是第二辑便问有无第一辑，店主说，来过，但早已卖光了！第二辑也只剩了几本。回到住所，我出去找熟人。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叶涛老师和夫人刘瑞琳来看望我，没见到，刚转身出来却在走道里碰见了。寒暄几句之后，刘老师笑着说：“你还喜欢我们的《老照片》？”我说：“刚买的，可惜没有第一辑。”刘老师说：“我来时带了几本，可以送你一本。”
脚疼得睡不着觉，我便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找个僻静的地方看书，两个早上便把两本《老照片》读完了。我本是爱书之人，但全然没想到还会有《老照片》这种视角独特、可读性极强的书籍，见到刘老师便说了我的感受。刘老师说：“你也可以为我们的《老照片》写点东西啊！”受到她的鼓励，会开完后我便写了一篇《在宣传雷锋的日子里》寄到编辑部，没想到很快便在第四辑上刊登出来。编辑老师的认可更增加了我的勇气。此后又陆续写了几篇，也都发表了。我的家乡合阳是黄河边一个偏僻小县，在书店里买不到《老照片》，我便按期在西安后宰门的博文书店购买，由是认识了店里的孙经理和营业员。通过购买《老照片》和他们结成了朋友，每次去买书还都要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觉得《老照片》似乎就是自家办的刊物。
2000年夏天，《老照片》编辑部通知我参加座谈会。火车一到济南，来接站的张杰老师并没有像通常一样举一个写着姓名的接站牌，而是径直走到我面前，说：“你是史先生吧？”我说：“是。”他说：“我一看就觉得是你！”后来他说：“你写来的稿子我都看过，凭感觉我就觉得你应该是这个样儿！”素不相识，却能在出站的人流中一眼就认出我。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
座谈会在青岛举行，我有幸认识了张鸣、范泓、邵建、谢咏、谭金土等先生。我发现特邀编辑丁东先生和我一样穿黑色的平底军用布鞋，但却出语惊人，许多精辟的见解让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每次退回照片的信上都是张杰老师那熟悉的笔迹，每当看到这笔迹，我都有一种收到亲人家书般的亲切感。我写的《老五队的姑娘们》那篇文章发表后，编辑部退回照片的信封装得鼓囊囊，我不由奇怪。拆开一看，原来是编辑部看到我文中写的该照片如今仅存一张，且有部分破损时，不但修补了照片（照片中后来成为我老伴的那个姑娘脸上被水沾掉了一大块），还给照片中的六个人每人加洗放大了一张，这真叫我感动不已！当我把这照片和从西安买来的《老照片》分头为她们送去时，这些如今已当了奶奶的人没有一个不激动万分。如此人性化、如此认真细密设身处地为读者、为作者着想的编辑，岂有办不好刊物的道理？曾记否，当年《老照片》一问世，便有许多跟风者，不知有多少家报刊都开辟了名目繁多的“老照片”专栏，可是近二十年过去，坚持下来的能有几家？办得让读者每期必读、爱不释手的又能有几家？
改革开放前的合阳农村，照像是一件显得有些奢侈的事情，一般家庭几代人可能都没有一张照片，因之现在要找到老照片很困难，想找到后面有故事、能反映社会变化的老照片更是难上加难，但我仍不放弃为《老照片》写稿仍然要继续努力，因为我觉得与《老照片》结下的缘是不解之缘，能体验结缘后的苦辣酸甜，那应该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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