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昨日光景
近读英国学者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对于斯大林时代的极权体制给民众肉体与精神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了更多的了解。苏联的剧变确非一夜之间的事情，乃是苏联民众在经历了几代人的深重苦难之后的必然选择，外人大可不必越俎代庖，为其扼腕叹息。
作者的这项研究，所采集、所依据的大多为普通人的回忆、日记或书信，是一些带有生命体温的家庭档案。在这一点上，与《老照片》这些年孜孜以求的，似有某种不期然的契合。
至于“苏联的今天”是不是“我们的明天”，恐不好说，但在某种意义上，苏联的昨天确也曾是我们的昨天，你看：亲友出国后委托保管的一宗财物，居然被当作“特务”嫌疑的证据，让主人一家横遭不测，又是抄家，又是批斗，又是审查，吃尽了苦头（见沈安妮《来自马来西亚的委托书》）；贵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被无端整肃后，一家人即覆巢之下，大祸临头，跌入了空前的劫难（见曾自《我的母亲》）。法治一旦遭到践踏，殃及的就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官显贵。而且类似的悲剧，在那个年代几为常态，屡见不鲜。
可见，我们与其为他国的社会转型而痛心疾首，不如长点记性，痛定思痛，好好去反思一下自己昨日的光景，莫让悲剧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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