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问世于1996年底。在北京刚投放市场，朋友孙珉就向我作了推荐。我一看，果然很有味道。中国出版物在《老照片》之前，以图片为主体的画册和以文字为主体的书籍是两个不同的品种。画册用铜版纸等高档纸张印刷，一般读者买不起。书籍一般用书写纸、胶版纸印刷，有图片则用少量铜版纸插页置于卷首。图文混排的也有，但图片往往印刷质量不高，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老照片》最初定价6元5角，它以普通书籍的价位，推出了图片与文字相得益彰的读物，填平了画册与书籍的鸿沟。当时，我是《中国摄影报》特约记者。我向该报主编陈淑芬提出建议，召开一次小型研讨会，探讨《老照片》的文化意义。请来的嘉宾有孙珉，还有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主编朱正琳。会后整理了纪要，在《中国摄影报》发表出来。
　　第一次和冯克力见面是在北京，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老照片》被其他出版者模仿、搭车，最热的高潮已过，开始趋于常态。冯克力和张杰来北京，送了我几辑，问我能不能为之供稿。我见第九辑有张志新的故事，第十辑有遇罗克的故事，就说，我可以写王申酉的故事，手里有他弟弟送我的照片。这样，我写的《寻找王申酉》发在第十二辑，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从此，我进入《老照片》作者的行列。
　　克力觉得和我志趣相投，让我担任特邀编辑，参加组稿工作。从第十四辑起，我开始参与组稿。我在唐达成家看过一张他被打成右派，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妻子马中行去探亲的照片。照片上两个人都在笑，妻子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丈夫是强作欢颜的苦笑，背后是农场的砖房，从中可以感受到人世沧桑。唐达成已经去世。我请马中行撰写了《忆达成》，和这张照片以及其他的相关家庭照片，一并在《老照片》发表。
　　摄影家李晓斌是我的朋友，其代表作《上访者》是当代中国纪实摄影的里程碑。我想，《上访者》可能不是孤立的一张照片，他当时或许拍摄了同一题材的其他照片。一问李晓斌，果然如此。他家与天安门广场咫尺之遥，在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他拍摄了许多各地群众到北京申冤的照片。1998年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找他做节目，他把这些照片整理出来，最后电视台还是只敢展示已有定评的《上访者》一幅，其余仍然未见天日。我请晓斌把锁在抽屉里的其他照片拿到《老照片》发表，仍让读者感到心灵的震撼。
　　2000年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和我商量选题。我说在网上看到戴晴写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克力问，能不能联系黄万里，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故事。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我平素和水利不搭界，于是求助李锐老。他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掌门人，在三峡问题上与黄万里同气相求。我给李锐老打去电话。他说，认识黄万里，但手头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经与那位朋友咨询，我们拨通了黄老的电话。黄老听说想要拜访他的客人来自山东，十分高兴。原来，黄老的夫人丁玉隽是山东人。当下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当时朋友赵诚正好在旁边，愿与我们同行。于是，四人打的来到清华大学九公寓黄万里家。
　　黄老当时已经89岁，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那天，他从黄河谈到长江，又谈到雅鲁藏布江，谈到他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谈到有领导人委托人给他回话。我还问他，您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黄炎培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同情我，但无可奈何。黄老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可惜那天我们没带录音机。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黄家相册上的老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决定文章由赵诚执笔，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当年9月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题为《但教莫绝广陵散》。文章反响十分强烈，由此赵诚和黄万里及家人建立了信任。黄万里去世后，冯克力又提议赵诚为之立传，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长河孤旅》。
　　在组稿过程中，更值得一说的是在《老照片》首发了章诒和的文章。章诒和是研究戏曲的专家。我早就读过她回忆父亲的文章和戏剧评论，印象很深。直到2001年才与她相识。当时，她的《一片青山了此身》已经成稿，香港愿意出版，觉得篇幅不够一书，于是找谢泳联系，想与谢泳此前写的《罗隆基传》合成一书。她通过章立凡找到我，我又找到谢泳，一起在她家见面，谈得很投机，她请我们吃饭。临别时，送给我们一份文章复印件。我和谢泳到日坛公园的长椅上展读，三万多字，一口气看完，连声赞叹：好文章！好文章！不久冯克力和张杰来北京，我赶紧通报：最近认识了一个高人。他们两人读了我保存的章诒和文章复印件，也很兴奋。要我带他们去拜访章诒和。于是我们去了章大姐家。她又送我们《两片落叶，偶然地飘落在一起》和《正在有情无思间》。冯克力、张杰看了之后，就向章大组提出在《老照片》发表的愿望。章大姐当时没同意。她说，现在不能发表，免得媒体打扰，让我安安静静地再写几篇。你们如果需要稿子，可以给你们介绍别的作者。我们当时对章大姐说：《老照片》并不缺稿，缺的就是你这样的稿子。
　　冯克力回济南后，经常来电话催我，问章大姐是否同意发表她的文章。我就给章大姐去电话，说《老照片》的社会反响不错，发表别人的稿子，从来要求作者提供相关照片。但您只要同意发表，我们自己寻找照片。她还是不同意。直到一年后的2002年8月，章大姐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我要过六十岁生日了，决定自我庆祝一下，你们可以发表我的文章了。于是，我马上给克力打电话，通知《老照片》赶快上章大姐的稿子。他们从史良的亲属那里找来一组照片，在2002年底发表了《正在有情无思间》。印出后，冯克力告诉我，这篇稿子太绝了！不光是文化人看好，印刷的工人，出版社的校对，也特别喜欢。我说，既然这样，章大姐的稿子你就接着发吧。当时，克力已经拿到了那篇写张伯驹的《君子之交》。这篇文章远远超过《老照片》以往文章的篇幅。我对克力说，这篇文章你一定不能删，如果删了，以后章大姐的文章就不会给我们了。于是，决定分两辑连载，应克力之约我为那辑《老照片》写了一篇题为“破例的理由”的书末感言。接着，《老照片》又连载了写康同璧母女的《最后的贵族》。康同璧的照片很难找，但《老照片》又不能不配照片。后来请吴家瑾老师找到老摄影家牛畏予，才找到她在“文革”前拍摄的康同璧照片。
　　章大姐虽然到了花甲之年才开发表散文，但起点非常高。她的散文，注定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新坐标。首发章诒和，也成为《老照片》永远的佳话。
　　朋友王南海是个工程技术专家，业余爱好摄影。他认识的孙建三先生，保存着大量的老照片资源。原来，孙建三的父亲名叫孙明经，是中国纪录片和电影摄影教育的先驱，也是一位经历不凡的图片摄影家。他一生四次万里拍摄，1937年从华东到西北科考摄影，1938年至1939年到四川西康科考摄影，1940年至1941年到美国科考摄影，1942年至1945年到云、贵、川三省科考摄影，拍摄电影的同时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在共和国时代，他担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艺谋曾师从于他。他于1992年逝世。留下的5000多张照片和底片保存在孙建三手里。我和王南海拜访孙建三以后，很快把这一线索告诉冯克力。以孙明经留下的底片为基础，冯克力与孙建三合作，不但在《老照片》上陆续发表了若干专题，还出版了好几本图文并茂的书籍。孙明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大西北、大西南拍摄的珍贵画面，得以与新世纪的读者见面。
　　《老照片》就要迎来出版一百辑了。不论大陆还是海外，都有不少忠实读者在阅读和收藏。十八年来，中国先后出现的杂志型图书（MOOK）难以计数，但持续时间之长，出版期数之多，文化影响力之大，均无出《老照片》其右。参与《老照片》编辑期间，我先后结识了冯克力、张杰、汪家明、刘瑞琳诸位同道。后来汪家明调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人民美术出版总社社长，刘瑞琳调任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仍然是朋友。打交道更多的是冯克力和张杰。他们没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却对历史情有独钟，在把握历史的神韵方面，和我有许多默契。我还曾和克力一起，到中国人民大学围绕老照片的话题，与大学生对话交流。有一次澳门举办以历史记忆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的论文就是《老照片与历史记忆》，后由法国汉学家潘鸣啸教授译成法文，发表在法国的学术杂志上。
　　《老照片》是一片有魅力的精神沃土，我吸引过许多人到这里耕耘。其中有我认识的文坛长辈李锐、冯兰瑞、何方、何家栋、何兆武、戴煌、蓝英年，有我的朋友和熟人郭小林、陈为人、老鬼、贺阳、王端阳、张立华、杨荣甲、胡战生、徐方、杨刚，还有我的太太邢小群，妹妹丁宁，为《老照片》供稿后，他们都对《老照片》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感受到了和读者分享往事的愉悦和历史记忆的尊严。
　　愿《老照片》一路走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