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曾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自况当年以“布衣”之身“躬耕南阳”的情形。不过，诸葛孔明真正想要标榜的，却是自己的“不求闻达于诸侯”。说到底，那是隐士的矜持，而非“布衣”草民的情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真正布衣草民的“苟全”之道里，丝毫没有什么“闻达”的念想，只是“苟活”而已，正像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所描写的那样。而本辑继续刊出的叶四临的人生经历（见《北大荒之忆》），作者的“苟活”每况愈下，已由此前的政治生态层面（见第74辑《海校漫忆》）沦至物质生存层面。作者以翔实的笔墨记述了流落到的荒天野地的各色人等与饥饿的种种抗争，堪为“苟活”的又一不忍卒读的诠释。
　　但“苟活”并不都是沉重的，在吕友熙的《垦殖场纪事》里，我们分明见识了乱世里的另一种“苟活”。“文革”高潮中，作者有一次乘坐老司机孙师傅驾驶的卡车去省城南昌出差。其时，江西的两派正为“打倒”抑或“保卫”方志纯（时任江西省省长）打得不可开交，而一路上汽车要分别穿过两派控制的区域。为了能够顺利通行，孙师傅事先准备好了“打倒”和“保卫”方志纯的两种标语，将要进入某个区域时，他们便有选择地把标语糊到车上，从而平安抵达了目的地……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把戏，却不失为抵抗“文革”这出荒诞大剧的明智之举，读来不觉莞尔。